李杜詩歌藝術風格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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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風格，對于詩人而言，是詩人的思想感情、性格、審美理想和審美趣味、藝術素養等等在詩歌中的反映。李白和杜甫是我國唐代詩歌的乃至我國古代文學的兩座高峰,我們分別稱他們為“詩仙”“詩圣”。李白和杜甫在思想、表達方式、詩體等三方面都體現了獨自迥異的特征，由此形成李杜詩歌的不同藝術風格。
【關鍵詞】李白、杜甫、詩歌、藝術風格、比較
李白和杜甫是有著鮮明藝術個性的詩人。被郭沫若先生贊譽為“我國詩壇上的雙子星座”。由于生活經歷、思想感情、性格、審美理想和審美情趣等因素的不同，表現在詩歌藝術上：李白注重形象的超現實性，抒情的高度主觀化，用超現實的藝術形象來表現現實生活，一切為自我服務，萬景都為我所用，感情邏輯取代一切；杜甫則更傾向于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高度統一，“萬景皆實”，藝術形象真實具體，敘述描寫客觀化。王安石論李白詩曾說：“白之詩歌，豪放飄逸”，杜甫在《進雕賦表》中說：“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流，庶可跌及也。”這其中的“清雄飄逸”、“沉郁頓挫”用來評論李白、杜甫藝術風格，恐怕是最為貼切的了。作者想從一下幾個方面的比較中來淺談兩位詩人的風格差異。
一、李杜詩歌風格的形成歷史背景
李白詩歌的風格形成于唐帝國最強盛的年代,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對自由人生個人價值的渴望與追求。（《中國文學史》）他的詩自由奔放明白順暢想象豐富氣勢宏大。他繼承了自《楚辭》以來的浪漫主義傳統發展出自己獨到的風格。　　杜甫的詩歌風格形成于安史之亂時期并逐漸在苦難中成形。杜甫深入社會并關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視寫實。他背負著對國家和民族任務的沉重責任忠實描繪時代的面貌和自己內心的感受。杜甫“沒飯不忘君”,藝術風格沉郁頓挫。自中唐到宋代以來都繼承了杜甫的寫實風格。
二、李杜的思想是構成風格差異的主要內容
李白有開朗、豪邁的個性，熱烈奔放的情感，強烈的個體價值觀念。自我中心意識是他的思想核心，不喜歡按部就班，多靈魂的呼喚。由于受到道家、游俠思想的影響，道家的飄逸與俠士的豪放高度統一，集于一身。表現在詩中時而豪邁慷慨，時而飄逸灑脫，化為具體形象是“酒”和“劍”。“酒”成了詩人激發靈感的催化劑，為此，李白熱烈奔放的感情的表達方式總是爆發式的。讀他的詩，可以感到他的詩的強烈感情總是突然噴涌出來,一旦觸發詩情，心中就再也沒有閘門節制他感情的潮水。他的感情是噴發出來的，而不是慢慢流淌出來的。而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杜甫，經過貧困、戰亂醞釀而成的內在的感情則是真真切切的憂國憂民思想，這一思想是構成其風格的主要原因。讀杜甫的詩，常常感受到在深沉的憂思中蘊含著一份憂念國家和人民的情感，博大精深，含蓄深沉，感情表達往往是百轉千回、反復詠嘆的方式。他的詩情仿佛是從壓抑中流出來的，波浪起伏，一縱一收，好象有一座節制感情潮水的閘門，當感情激越欲出時，它就使之回流，越加深沉，而且仿佛無窮無盡。所以有人認為：李白的感情似“火山噴發的巖漿”，杜甫的感情似“地火在地下運行”。這種感情通過同是寫洞庭湖的詩比較，就顯得更為突出。“帝子瀟湘去不還，空余洞庭秋草間。淡掃明湖開玉境，丹青畫出是君山。”“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前一首是李白的《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洞庭》第五首，感情一瀉千里，拿主觀感情來改造自然，清雄奔放。后一首是杜甫的《登岳陽樓》，似有一股深沉的感情在盤旋流轉，融個人遭遇于對國家命運的憂慮之中，感情表現有滲力。
三、李杜詩歌在詩體上的藝術風格之比較
1. 李杜七言古詩藝術風格之比較
李白和杜甫的七言古詩（包括七言、雜言樂府歌行）是唐詩七古創作的最高成就。明人胡應璘曾對唐代的七言歌行有一個總評：“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艷，然未脫梁陳也。張、李、沈、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乎，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降而錢、劉，神情未遠，氣骨頓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敷演有馀，步驟不足。昌黎而下，門戶競開；盧仝之拙樸，馬異之庸猥，李賀之幽奇，劉叉之狂譎，雖淺深高下，材局懸殊，要皆曲徑旁蹊，無取大雅。張籍、王建，稍為真澹，體益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綺繪，漸入詩馀，古意盡矣。”（《詩藪》）這段話說得比較簡略，對個別詩人的概括有簡單化的趨向，但還是比較客觀地把李杜七古在唐代的地位標舉了出來。
從數量上看，李白現存的九百多首詩歌中，七古有一百三十多首，杜甫現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詩歌中，七古有一百四十多首，在盛唐詩人中，他們也是作七言樂府歌行最多的詩人。七古在他們的創作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可見，以兩人的七古作比，還是很有代表性的。
關于七古的創作，元人范梈曾總結道：七言古詩，要鋪敘，要開合，要風度，要迢遞、險怪、雄峻、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為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奇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法者，唯李杜也。開合燦然，音韻鏗然，法度森然，學問充然，議論超然。古人說詩常常比較主觀化，但也多為真知灼見。范槨的這段話正點出了李杜七古的一個共同特點：章法多變，舒卷自如。
我們以李白的《蜀道難》為例。這首詩，筆氣縱橫，不受拘束，一氣貫注而又翻騰多變，無怪乎后人以此詩譽李白為仙才了。《唐詩鑒賞辭典》記：唐以前的《蜀道難》本是非常單薄簡短的。而李白不但在句式上雜用三五七言各體式，且以散句入詩，整首詩長短錯落，參差不齊，極為奔放縱恣。而詩歌的用韻也不受拘束，隨時轉韻，極盡變化之能事。這種變化莫測的筆法，縱橫騰挪的章法，在李白七古中俯拾皆是。讀他的諸篇樂府，常常能感到篇章的轉折多變而又神氣順暢。這是天才的創造，非常人能及也。
而杜甫則更以章法多變而又不失法度見長。他的《飲中八仙歌》一詩，其結構之奇特，章法之奇縱，歷得學人之好評。清人王嗣奭云：“此系創格，前古無所因，后人不能學。描寫八公，各極生平醉趣，而都帶仙氣。或兩句，或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詩中之仙也。”（引自《杜詩詳注》）
此外，兩人的七古多方師法，漢魏樂府和楚辭漢賦都曾為他們提供豐富的營養。“霓為衣兮風為馬，云之君兮紛紛而來下”（《夢游天姥吟留別》）“風塵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桃竹杖引》）有離騷之氣，而《戰城南》、《行路難》和《兵車行》等詩篇則源自漢魏六朝樂府。而初唐樂府則給予了兩位詩人最為直接的影響，如《白頭吟》、《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和《洗兵馬》等等。這種多方汲取營養的創作思路，是否能夠解釋兩人章法多變句式長短自由的形成原因呢？正如胡應璘所說的：“凡詩諸體，皆有繩墨，惟歌行出自離騷、樂府，故極散漫縱橫。”（《詩藪》）
還有兩點需要補充的是，兩人的詩中極見才學，從兩人信口拈來的典故古法就可明晰。黃庭堅說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實際上李白詩歌又何嘗不是“多有來處”？看王琦等人為李詩所作的注解，這種感覺最為明顯。不過，兩人都未必拘泥典故和篇名原意，常有新變新用。這似乎可以為上論的襄助。
李杜七古的區別也是明顯的。讀李白的古詩，一個很鮮明的感覺是李白好用宏闊的意向，比如出現極其頻繁的“萬里”“長風”。杜甫詩中也多有“萬里”字樣，但多在“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佳客適萬里，沈思情延佇”等句中，感情深沉而沒有“長風萬里送秋雁”“愁為萬里別，復此一銜觴”等句的豪氣。這種特征，往往是發自胸臆，了無牽疾而骨氣豪壯。與之相對，杜甫七言歌行則多以精心布局謀篇取勝，他的古詩，章法精嚴，剪裁精當，情感深沉高蹈，另有一股矯健蒼勁之色。比如杜甫的《洗兵馬》（《杜詩詳注》作《洗兵行》），“一篇四轉韻，一韻十二句，句似排律，自成一體，而筆力矯健，詞氣老蒼，喜躍之象，浮動筆墨間。”（王嗣奭《杜臆》）
實際上，李杜二人的樂府歌行都是有所寄托的。蕭士赟（音氳）認為李白樂府都是實指，這話有點過，但是李白的古詩諷喻多是毋庸置疑的，杜甫則更是如此。然而，兩人在表現上卻一個“以氣為宗”，一個“以意為主”，就象胡震亨所說的：“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沉雄為貴。”（《唐音癸簽》）這個氣，葛景春認為是“靈感的沖動”，而這種靈感的源泉則是豐博的學識和絕冠的才氣。而杜甫則徇法而動，屬意為之，那便是“以意為主”了。
與之相適應，李白的七古從大處寫意，意象多為俯瞰遙望所得，略貌取神，氣度恢弘“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贈裴十四》）“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西岳云臺歌送丹丘子》）“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云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廬山謠》）而杜甫則從細處入手，以小見大。“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杜甫著重對眼前景象的刻畫，以深沉凝重的情感出之，與李白相比，別有氣質。
2.李杜近體詩藝術風格之比較
兩人的近體詩也有著非凡的成就。近體詩又名“今體詩”，是唐代形成的律詩和絕句的統稱，在字數、句數、聲韻和對仗上都有嚴格的規定。唐代的近體詩按體裁可分為律詩、律排和絕句，每體都有五言、七言之分，偶有六言律絕和六句三韻的律詩出現。　　李白律詩創作合計約一百三十多首，其中五律一百二十余首，七律八首（《李白新論》中統計李白律詩約百首，其中五律九十多首，七律九首），而杜甫僅七律便有一百五十余首，他的五言排律的數目已經和李白律詩數目相當了。因此，有人認為李白近體不行，比如胡應璘曾在《詩藪》中說：“唐人特長近體，青蓮缺焉。”
讀李白律詩，我們能明顯地感覺到李白的律詩處處體現著李白的個性特征，他的律詩內容涵蓋面廣，感情強烈而意境高遠，少精細雕琢而多渾厚古樸。此外，李白似乎也不嚴格遵循格律要求，比如他的《送友人》，首聯就出對（“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后人稱之為“偷春格”；杜甫《春望》亦如是）；而《夜泊牛渚懷古》：“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云。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掛帆席，楓葉落紛紛。”通篇不用對偶但音律又嚴格諧對。陣僅《竹林答問》直稱此詩“純乎律調而通體不對”。因此，對于此詩是不是律詩，古來自有爭議。而王琦的一段話則很能說明問題：“趙宦先日：律不取對，如李白‘牛涪西江夜’云云，……無一句屆對，而調則無一字不律。放調律則律，屬對非律也。……楊用修云：五言律八句不對，太白……有之，乃是平仄穩貼古詩也。楊繆以對為律，亦淺之乎觀律矣。古詩在格與意義，律詩在調與聲韻。如必取對，則六朝全對者正自多也，何不即呼律詩乎？律詩之名起于唐，律傳之法嚴于唐，未起未嚴，偶然乍對，作者觀者慎勿以此持心，方能得一代作用之旨。”
而杜甫以律詩反映現實，寓意深遠，議論橫生，讀其詩頗可知人論世。而他又非常重視謀篇布局，煉字煉意，無不匠心獨運，非同凡響。陸時雍評杜甫說：“工部七律，蘊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詠三諷，味之不盡。”他的《登高》甚至被胡應璘譽為“當今古七言律詩第一”：“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李白與杜甫的絕句也各登擅場，而后人對李白的絕句評價似乎更高，李攀龍說：“白五七言絕，三百年第一人。”李白的七絕與王昌齡并稱為“有唐絕唱”，五言絕句則太白摩詰“猶勝諸人”，也有認為李白崔顥水平最高。李白絕句水平高，主要是因為李白對絕句的藝術內涵把握的非常精到，內容高度凝練而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和思緒，說它是“神品”似不為過。后人對杜甫的絕句評價褒貶不一，楊慎認為杜甫絕句“拘于對偶而汨于典故，乏性情爾”；清人黃子云在《野鴻詩的》中卻認為杜甫絕句“風韻動人，愈歌愈妙”。杜甫的七律和絕句多數是他入蜀之后寫的。他的絕句多數是寫景之作，再就是即事名篇，詠古抒懷。杜甫詩歌好鋪敘，因而杜甫絕句有很多聯章之作，如《聞河北節度入朝絕句十二首》、《夔州歌十絕句》、《六絕句》等等。杜甫又好在絕句中用拗律，如《夔州歌十絕句》第一首：“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辟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鎮，夔州險過百牢關。”第一句全為平聲，第二句二四兩字皆仄。這樣，顯得詩歌頓挫峭拔，獨具特色。李重華的《貞一齋詩說》認為杜甫“欲與諸子分道揚鑣，故爾別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杜甫絕句也不乏清靈蘊藉之作，比如《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全篇無一字抒情，卻又情深綿渺，耐人尋味。即使是杜甫那些“拘于聲律”的絕句，也多流利自然，聲色清麗的作品，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四、李杜詩歌的風格特色-清雄飄逸和沉郁頓挫
1.李白的清雄飄逸
李杜風格，袁行霈在《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中，引用嚴羽的話說：“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這似乎已成定論，李白的風格蔽之為飄逸，杜甫則為沉郁。　　實際上，李白和杜甫兩人都曾經為自己的風格做出了總結。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說：“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車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而杜甫則在《進雕賦表》中說：“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可見，“清雄奔放”（飄逸奔放）和“沉郁頓挫”確乎可以代表二人的風格。不過，對于這兩個概念的解釋，學術界歷來各抒己見，沒有完全形成共識。
在綜合比較了諸家意見之后，我對二人的藝術風格做出了如下分析。先說李白的“清雄飄逸”：
首先是情感上的壯大高揚。李白是個豪邁自信的人，這與他所處的盛唐時期所給人的激昂高蹈的心理趨向有關系，也與李白個人的豪放性格有關系。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國歷史上，能給人這種高度自信豪邁的心態的時期大約只有漢初和初盛唐。魏晉南北朝時期自不待言，宋元明清時期的士人則多偏理性化，而理論的桎梏又比較明顯，所以唐以后難有唐詩漢賦的磅礴氣勢。“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寄滄海”是在抒發抱負；“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則是他自我的寫照。而在他發泄自己的郁悶之情的時候，仍然能夠使自己的感情噴放而出，筆下景觀都有大氣貌，從不蕭索渺小。“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然而李白的送別之情或閑逸之情又顯得清新俊朗，不纏綿牽眷，這實際上也是高揚自信的情感的體現。
其次便是情感表達上的了無拘束，噴薄縱橫。李白的情感很宏大開朗，不局限于方寸之中，在他的感情縱橫馳騁的時候，就如曾鞏所形容的：“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一泄。”（《代人祭李白文》）李白情感豪壯宏大，則無物可阻，一經爆發，便有不斷向前沖擊的力量，一去不回。“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周公稱大圣，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舂。……”（《箜篌謠》）
再次是想象的縱橫變幻。李白的想象，縱逸奇特，變幻萬端。在他的詩歌里，上天入地，前賢顯貴，長風萬里，煙波茫渺。《說詩啐語》中評價道：“太白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波濤自涌，白云舒卷，隨風變滅。”而且，李白的想象極具跳躍性，前后可以了無關聯，跨度極大。伴隨著豐富的想象的，則是大膽而瑰麗的夸張：“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秋浦歌》）“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望廬山瀑布》）　　再次，則是極富個性的意象之摭取。袁行霈有專章論述個性化意象與李杜風格的關系。我個人的感覺是，李白在選取意象的時候，便多帶有個人色彩，他的意象多可與他的風格互為表里，如“長風”、“朗月”、“黃河”、“長江”……此外，李白也通過了個性化的語言。賦予了該意象以豪逸闊遠的藝術生命。
再有，那便是李白的明麗清朗的語言。李白的語言，真率自然，不加雕琢而脫口成章，果如他自己所說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這是一種天然混成的語言，是一種自然奔放的語言，這種清麗明朗的美，也是李白“清雄飄逸”風格的一個重要方面。
情雄奔放也好，豪放飄逸也好，其內涵大約如此吧。
2.杜甫的“沉郁頓挫”
沉郁頓挫，首先表現在杜詩有一種深沉的憂郁。讀杜詩，使人感到情思渾厚，憂思深廣，無論是寫民生疾苦，還是感嘆人生，思念親朋；無論是憂念國家的安危，還是寫自己的困頓不平，都是如此，感情基調是悲慨的，但悲而不凄涼，悲而不傷感，有一種壯大深厚的感覺。如讀《蜀相》：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這本是一旅游詩，作者于城都滿懷崇仰欽慕之情憑吊武侯祠堂。但睹物傷人，想到先主知人善任，托付之重，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想到六出祁山出師未捷，五丈原頭大星隕落，如今空留寂寞祠廟。碧草黃鸝不關人事，只增傷情，長使千古仁人志士感慨不已。特別是想到自己許身稷契，空懷抱負，窮老西南，空有憂思，不禁百感中來，憂思深廣，老淚縱橫。
　　沉郁頓挫還表現在情感表達的波瀾起伏，百轉千回，反復詠嘆上。深沉蘊藉的情感本欲傾瀉迸發，忽又變為緩慢低回，回環往復。如《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首聯、頷聯寫登岳陽樓，看洞庭景色寬闊廣大。本可接著寫壯大情懷，腹聯卻轉敘身世，凄涼落寞，出現了極大的轉變。但作者未沿著個人的身世寫下去，而是由個人的不幸轉向國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尾聯“戎馬關山北”，氣勢一振，這樣的胸襟與頷聯宏偉氣象，就上下襯托起來了。
深沉的憂思、波浪起伏的感情表達方式，最后都通過語言、形象描寫和節奏韻律，表現為詩的意境的悲壯美，構成杜詩沉郁頓挫的風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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