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愛國、感時憂民——淺析陸游詩的思想特點

精忠愛國、感時憂民
                                             ——淺析陸游詩的思想特點

     摘要：陸游是我國偉大的愛國詩人，南宋一代詩壇領袖，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人們稱為“小李白”，他的許多詩篇寫了抗金殺敵的豪情和對敵人、賣國賊的仇恨，其詩風雄奇奔放，沉郁悲壯，洋郁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在思想上，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其詩被稱為“詩史”。陸游詩歌中的愛國情懷具體表現在憂國憂民、心系國家。他把自己的愛國情懷融化到詩歌中，同時也熱愛人民生活，歌唱生活的美好事物，以幻想夢鏡寄托報國理想，探尋自我理想的存在方式。
關鍵詞：陸游   愛祖國   愛人民
    從中國詩歌史中，我們知道，屈原的偉大在于他能用獨創的新韻律，來表現他可歌可泣的生命；李白的偉大，在于他表現了盛唐人的氣魄以及沖決封建秩序的那股力量；杜甫、白居易的偉大，在于他們特別著眼于民生疾苦而創作了許多有關社會問題的詩篇，并在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上，表現了人道主義的精神。這些偉大的詩人，各具特色，各有獨詣，因而構成了中國詩歌的優良傳統。繼承了這個傳統，而又能自張一軍的，就要數陸游了。陸游對中國文學的杰出貢獻，便是反映了那時代風云，社會人心的愛國主義的詩篇。這種愛國主義的精神發自詩人內心情感的燃燒而體現于優美的詩句。在他八十多歲的生命和流傳至今的九千多首詩里，都貫穿著這種愛祖國、愛人民的思想情感。本文著重從愛祖國、愛人民兩個方面來談談陸游詩歌的思想特點。
     一、愛祖國
 在陸游所處的時代，祖國的大好山河被分裂，北方廣大人民遭受到民族壓迫，而南宋小朝廷卻屈膝事故，不思恢復，這種奇恥大辱，是廣大人民和愛國志士所不能忍受的。雪恥御侮，收復失地，是愛國志士的抱負，是人民的迫切愿望。陸游呼吸著時代的氣息，以其慷慨悲壯的詩歌，唱出時代的最強音。
 由于幼年在敵人的壓迫下的倉皇逃難，得到家庭和親友的愛國言論的啟發，所以陸游在青少年時代就產生了愛國復仇的愿望。他說：“少鄙章句學，所慕在經世，諸公見文章，頗恨非素志。”（《喜譚德稱歸》）他的素志，不僅僅是做一個詩人，而是想要打退異族的侵略，收復祖國的失地，建一番旋乾轉坤的功業。因此，他說：“少年志欲掃胡塵”（《書嘆》），又說：“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觀大散關圖有感》），同時，為了實現他這豪邁的志愿，他還努力學習軍事謀略和知識：
 “孤燈耿霜夕，窮山讀兵書。平生萬里心，執戈王前驅，戰死士所有，恥復守妻孥。”（《夜讀兵書》），他絕不像當時的一般知識分子那樣玩弄詞章，而是時時做者保衛祖國的準備。因此，他可以毫不愧疚地說“切勿輕書生，上馬能擊賊。”（《太息》）。
 因此，作為陸游愛國詩篇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那種“鐵馬橫戈”“氣吞殘虜”的英雄氣概和“一聲報國有萬死”的犧牲精神。早年，陸游在《夜讀兵書》一詩中就說“平生萬里心，執戈王前驅。戰死士所有，恥復守妻孥！”去蜀之后，他也沒有消沉，《前有樽酒行》說：“丈夫可為酒色死，戰場橫尸勝床第！”，《書悲》詩中也說：“常恐埋山丘，不得委鋒鏑！”他始終以為國立功，戰死沙場為榮。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從軍樂事世間無”（《獨酌有懷南鄭》）。直到八十二歲高齡時，詩人還唱出了“一聞戰鼓意氣生，猶能為國平燕趙。”（《老馬行》）的豪言壯語。在《書志》一詩里，他甚至表示，如在生不能滅敵，死后肝心也要化為金鐵，鑄成利劍，來內除妄臣，外清妖孽：“肝心獨不化，凝結為金鐵。鑄為上方劍，釁以佞臣血。……三尺粲星辰，萬里靜妖孽。”在《書憤》中還說到死后也要做“鬼雄”：
 “白法蕭蕭臥澤中，只憑天地鑒孤忠，厄窮蘇武餐氈久，憂憤張巡嚼齒空。細雨春蕪上林苑，頹垣夜色洛陽宮。壯心未與年俱老，死去猶能做鬼雄！”
 《九歌　．國殤》中說：“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陸游所繼承的正是這種高度的愛國精神的傳統。
 詩人抱著萬死不辭的報國決心，但在南宋小朝廷茍且偷安畏敵如虎的情況下，詩人卻是“報國欲死無戰場”（《隴頭水》）。因此，統治階級的腐化享樂，無恥無能的種種表現，引起了他無比的憤慨與憎恨.他首先反對以秦檜等為首的投降派和敵人鑒訂的所謂和約：“戰馬死槽櫪，公卿守和約，窮邊指淮淝，異域視京洛。嗚呼此何心？有酒吾忍酌！”（《醉歌》）“生逢和親最可傷，歲輦金絮輸胡羌 ”（《隴頭水》）。對于那些茍合取容、毫無民族意識的官僚們，陸游痛斥道：“諸公可嘆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對泣亦無人！”（《 追感往事》之五；）對于那些只知荒淫逸樂，不顧鞏固國防，收復失地的軍閥們，陸游痛斥道：“和戒詔下十五年，將近不站空臨邊，朱門沉沉按歌舞，廄馬肥死弓斷弦！”（《關山月》）“何來酣斗時，人情愿少歇，即今數十秋，復謂需歲月。諸將爾何心？安坐望旄節。”（《客從城中來》），這些詩句把當時統治階級的卑劣的心靈與行動刻畫的淋漓盡致，特別是“嗚呼此何心？”“諸將爾何心？”“誤國當時豈一秦？”這些義正辭嚴、一針見血的質問，真不知那些誤國殃民的將吏們如何答對！這種對統治者的極其強烈的憎恨，正是出于他對祖國深厚的愛，有所愛固有所憎，詩人的愛憎是極為分明的。
 至于陸游自己，雖也出身仕宦之家，雖也曾作過南宋政府的官吏，但他和那些統治者們毫無相似之處。當統治者們飲酒作樂的時候，他卻想到山河的破碎慘然不樂了。冷酷的現實使陸游從幻想或夢境里寄托他的報國理想。在這類詩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有時像一員猛將，躍馬大呼，奪關斬將：“三更扶枕忽大叫，夢中奪得松亭關”（《樓上醉書》），有時又不失書生本色，草檄招安，作歌告捷：“更呼斗酒作長歌，要遣天山健兒唱”（《九月十六日夜夢駐軍河外遣使招安諸城》），有時他又像一位軍師，隨從皇帝親征，不僅恢復了“兩河百郡宋山川”，而且“盡復漢唐故地”（《劍南詩稿》卷十二的詩題。）所以他說：“誰知蓬窗夢，中有鐵馬聲”（《書悲》）。陸游的愛國熱情往往還通過對日常生活的聯想表現出來。他聽到一聲新雁叫，也會勾起無限感慨：“夜聞雁聲起太息，來時應過桑乾磧”（《冬夜聞雁》）以至于“自恨不如云際雁，來時猶得過中原”（《枕上偶成》）特別是大雷雨，大風雪時，更容易激起他那金戈鐵馬，“氣吞殘虜”的雄心和遐想，正如他自己表白的那樣：“夜聽簌簌窗紙鳴，恰似鐵馬相磨聲”（《戈陽道中遇大雪》）。人們都畏懼大風，陸游卻在大風中登上城頭，希望自己能像大風那樣勇猛、掃清中原：“我欲登城望大荒，勇欲為國平河惶”（《大風登城》）。當他晚年閑居山陰時，一個風雨交加的深夜、臥病在床的老詩人還想到為國戌邊，如《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戌輪臺。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所有這些夢思幻想，都應看作陸游愛國精神的一種表現。
 陸游一生坎坷，入仕后雖也有從軍南鄭的喜悅，但總的說來，都是在壯志難酬的痛苦煎熬中消磨歲月。在黜陟沉浮的經歷中，詩人痛切感到報國無路，內心深處凝聚了無窮的怨憤。但是，他的愛國思想不但毫未消磨，反而鍛煉得更加堅定了。即使在二十年的山居務農生活中，也沒有忘記恢復中原，七十二歲高齡還高唱悲壯的愛國之歌：“雞犬香聞三千里，遷都豈不有關中！廣陵南幸雄圖盡，淚眼河山夕照紅。”（《感事》）。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陸游的愛國思想是一貫的，是至少至老歷久不渝的。這是他杰出的地方，也是他不同于一般愛國詩人的地方。這種對美好理想與愿望的執著是和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精神后先輝映的。我們考察陸游詩的思想性必須注意到這一點。
 但是，僅僅注意到這一點還是不夠，我們還要進一步考察陸游詩里所表現的愛國思想的特征，體會其與別的愛國詩歌內容的不同之處。陸游愛國詩之所以特別值得推崇的地方，還在于他的愛國思想的進步性：陸游的愛國思想是以社稷和民族為重，而非僅忠于趙家一姓。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的很多詩中窺見，尤其在《示兒》一詩中更為明顯。詩人彌留之際念念不忘的是收復失地，統一國家，在給兒子的遺囑中這種愛國深情更得到凝練、集中、升華。
 二、愛人民
 一個真正愛祖國的詩人，也必然同時是一個愛人民的詩人。陸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詩不但深刻地反映了當時尖銳的民族矛盾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同時也揭露了勞動人民所受內部封建統治階級的壓榨，表現了勞動人民的生活與思想感情，因而也具有高度的人民性。他說：
  “逢秋未免悲，直以憂國故，三軍老不戰，比屋困征賦。（《悲秋》）。
  捶楚民方急，煙塵虜未平，一身那敢計，雪涕為時傾！（《三月二十五日夜達旦不能寐》）”
  可見，愛祖國、愛人民是他的詩歌的兩項主要內容，而兩者又是緊密結合的。
  作為一個杰出的愛國詩人，陸游寫了大量的同情勞動人民疾苦的詩篇，深刻的反映當時嚴重的階級矛盾。南宋統治階級除了自己過著淫侈腐朽的生活以外，還要“歲輦金絮輸胡羌”，把大量的金錢與娟匹貢獻給金人。為了滿足這兩方面的需要，統治者于是想盡一切辦法采取一切手段殘酷地剝削人民。首先是掠奪農民的土地，把大量土地集中在朝廷和官僚、地主手里，以坐享租米和租錢的收入。然而，農民所受的剝削還不止這些。他們在正稅以外，還要繳納附稅。稅米一斛，附加到五六斛，稅錢一貫，附加到十八貫。附稅之外，又有雜稅如所謂經制錢、月椿錢、板帳錢之類，種種名目，不一而足。在朝廷、州縣、奸吏豪紳相互勾結，層層壓榨之下，好比設下 天羅地網，農民無處逃生，所以陸游尖銳而準確地指出這種情況說：
  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奪、正如橫江網、一舉就能脫。（《書嘆》）
   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話，封建社會的剝削實質形象地反映在這二十個字中了。陸游在《上殿札子》一文中指出“視郡縣之庭、鞭笞流血、杻械被體者皆貧民也。”這種血淋林的慘狀，看在陸游的眼里，寫在陸游的奏疏里，也反映在他的詩里：
  常年征科煩捶楚，縣家血濕庭前土。（《秋賽》）
  竭力事本業，所愿樂太平，門前誰剝啄？縣吏征租聲。一身入縣庭、日夜窮笞榜，人孰不憚死，自計無由生！（《農家嘆》）
 數年斯民厄兇荒，轉徙溝壑殣相望。縣吏亭長如餓狼，婦女怖死兒童僵。（《秋獲歌》）
 統治者這樣殘暴掠奪的結果，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者得以盡情享樂，貧者只有轉死溝壑：
 富者豪吏多厚積，宜其棄金如瓦礫。貧民妻子半菽食，一饑轉作溝中瘠。（《僧廬》）
 富豪役千奴，貧老無寸帛。（《歲暮感懷》）
 這些詩句，以對比的手法，深刻的揭露了階級對立的尖銳矛盾，尤其是“富豪役千奴，貧老無寸帛”，更是和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白居易的“一從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等后先輝映。
 另外，由于南宋政府的腐化無能，忽視人民的生活，忽視農田水利，因而在上術嚴重的人禍之外，人民還要遭受頻繁的天災。就以趙眘、趙惇、趙擴祖孫三朝而論，在這長達六十二年的時間內，沒有一年是不鬧災荒的。逢到災荒的年頭，奸商富戶乘機囤積，抬高糧價，小民無衣無食，更沒活路了：
 歲秋固多雨，每悔不及時，黃塵蔽赤日，苗稿已不遲。踏車聲如雷，力盡真何為！天豈不愛民？云族風散之。窮民守稼泣、便恐化棘茨。妻子不望活，所謂尊老饑……（《閔雨》）   
 風怒欲拔木，雨暴欲掀屋。……豈惟漲溝溪，勢已卷平陸。辛勤藝宿麥，所望明年熟。一飽正自嬉，五窮故相逐。相鄰更可念，布被冬未贖。明朝甑復空，母子相持哭！（《十月二十八日夜風雨大作》）
 這些貧苦無告的老百姓受不了地主官吏的侵略榜掠，迫于災荒和饑餓有的便只好棄家逃亡。
 “北陌東阡有故墟，辛勤見汝昔營居，豪吞暗蝕皆逃生，窺戶無人草滿廬”（《太息》）
 正因為詩人看到了“常年征科煩捶楚，縣家血濕庭前土”（《秋賽》）的苛政，使陸游突破了士大夫的偏見，而同情“被逼上梁山”的人民，反對統治者的血腥鎮壓。他對這種把人民“逼上梁山”而又目為盜匪，加以屠殺的暴行，非常不滿，他大聲呼吁道：
 “彼盜皆吾民，初非若胡羌，奈何一朝憤，直欲事毆攘……撫摩倘有道,四境皆耕桑!（《疾小愈縱筆作短章》）”
 “吏或無佳政，盜賊起齊民，孰能扶以德，坐還三代淳！”（《兩獐》）
 陸游主張不要“毆攘”要“扶以德！”他認為“今日之患，莫大于民貧；救民之貧，莫先于輕賦。”（《上殿札子》）這種認識，在一千多年前，是極為可貴的，也是富有進步意義的。
 陸游始終關心人民，總希望人民能過上好日子，他深深知道“但得官清吏不橫，既是村中歌舞時。”（《春日雜興》）因此他常常自勉，并以勉人。他在嚴州往上是“拘攣拙征科”的，因此他覺得“榜笞督租賦，涉筆骍我顏。”（《秋興》）他有良心，寧肯丟官罷職，也不肯殘民以逞。他送兒子子龍赴吉州時囑咐他說：                                         
 汝為吉州吏，但飲吉州水。一錢亦分明，誰能肆讒毀？
 他的侄子在邊疆上做地方官，他寫詩給他說：
 惟當奉法令，日夜扶孤煢，官卑俸入薄，切勿厭藜羹，勇如赤壁戰，節若江水清！（《寄十二侄》）
 陸游的詩不僅廣泛的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還大膽的深刻地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由于當時土地地兼并嚴重，租稅負擔的不合理，所以當時人民都希望分土地均貧富，陸游在詩中表現了這種愿望：
 井地以養民，整整若棋畫：初無甚貧富，家有五畝宅，……誰能講古制，壽我太平脈！（《歲暮感懷》）。
 在這首詩里，我們可以看到詩人不滿于當時的土地制度而抱著改善人民生活的理想，表現了他對人民的關懷和熱愛，也反映了人民企圖擺脫剝削壓迫，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感情。
 在陸游詩里，還表現了他對自由民主的追求，這也是非常可貴的。他主張廣開言論，給人們以說話的自由：
 君看多故日，寧是棄言時？（《送王嘉叟編修出佐南昌》），
 公議在天下，如人有元氣。（《齋中雜興十首》之三）
 他主張培養人才，不要摧折士氣：
 議論孰能忘忌諱，人才正要越拘攣！（《憂國》）
 他相信集體的力量，主張群策群力：
 天將啟治亂，人才有用舍：向非萬牛力，孰能在大廈！（《雜感十首》之一）
 這些都是極為進步的思想，也是構成他的詩歌的人民性的重要因素。
 總之，在宋金敵對的情況下，陸游是堅持了民族立場的；在南宋統治者與農民對立的情況下，陸游是同情廣大人民的，在歷史人物中既有愛國的思想，又有愛國的行動，既忠誠于國家，又忠誠于人民，既愛國，又不盲目忠君；這樣的人是不多的，陸游卻把這兩方面統一起來了。正因為這樣，這位詩人才深受南宋百姓的熱愛，致使有的人家“生兒多以陸為名”（《山村經行因施藥》）；正因為這樣，梁啟超才推許陸游是“亙古男兒一放翁”的。也正因為這樣，陸游才成為南宋詩壇上獨樹一幟的巨星、光耀千古！
 

 參考書目
 1．齊治平著：《陸游傳論》，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一版（p109-130）。
 2．康錦屏、陳剛、劉揚體著：《陸游名篇賞析》，北京十月出版社，1989年，第二版。
 3．歐小牧主編：《陸游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4．曹濟平著：《陸游》，少年兒童出版社.1961年，第二版。
 5．游國恩、王起、蕭滌非等主編：《中國文學史》（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p113-118）。
 6．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