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地位

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地位
 從公元196年（漢獻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約近四百年，是中國歷史上的魏晉南北朝北朝，這一時期的文學稱為魏晉南北朝文學，也有稱為中國中古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承前啟后的重要時期，他的豐富的文學創作實踐和文學理論的積累，為后世文學的更大發展作了必不可少的準備。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六朝文學的發展，就不可能有唐代文學的全面繁榮。①
 一、中國文學擺脫了政教觀念的束縛，進入了文學的自覺時代　
 文學的自覺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它貫穿于整個魏晉南北朝，是經過大約三百年才實現的。所謂文學的自覺有三個標志：
 （一）、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
 漢朝人所謂文學指的是學術，特別是儒學，《史記·孝武本紀》：“而上向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 這里所說的文學顯然是指學術。到了南朝，文學有了新的獨立于學術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學，文學與儒學、玄學、史學并立；（宋）范曄《后漢書》單列《文苑列傳》，與《儒林列傳》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標志。同時又有文筆之分，《文心雕龍·總術》：“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這代表了一般的認識。梁元帝蕭繹《金樓子·立言篇》對文筆之分有進一步的說明：“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渭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蕭繹所說的文筆之別已不限于有韻無韻，而強調了文之抒發感情以情動人的特點，并且更廣泛地注重語言的形式美。他所說的“文”已接近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學了。
 （二）、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致的區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
 文體辨析可以上溯至《漢書·藝文志》，至于《東觀漢紀》以及蔡邕的《獨斷》、劉熙的《釋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體辨析的意識。更為明晰而自覺的文體辨析則始自曹丕的《典論·論文》，他將文體分為四科，并指出它們各自的特點：“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賦》進一步將文體分為十類，對每一類的特點也有所論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將詩和賦分成兩類，并指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特點。（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就現存佚文看來，論及１２種文體，對各種文體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變，并舉出一些作品加以討論，比曹丕和陸機又進了一步。（東晉）李充《翰林論》聯系風格來辨析文體，是對文體風格的進一步探討。到了南朝，文體辨析更加深入系統了，（梁）任昉的 《文章緣起》分為８４題，雖不免瑣碎，但由此可見文體辨析的細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龍》和《文選》對文體的區分既系統，對文體的討論也很深入。《文心雕龍》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討論文體，共分33大類。其《序志》說：“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對每種文體都追溯其起源，敘述其演變，說明其名稱的意義，并舉例加以評論。《文選》是按文體編成的一部文學總集，當然對文體有詳細的辨析，這在下文還要講到。如果對文學只有一種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區分，還不能算是對文學有了自覺的認識，所以文體辨析是文學自覺的重要標志。
 （三）、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
 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離不開審美的特性。所謂文學的自覺，最重要的或者說最終還是表現在對審美特性的自覺追求上。上面提到過，“詩賦欲麗”的“麗”，“詩緣情而綺靡”的“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瀏亮”，便已經是審美的追求了。 到了南朝，四聲的發現及其在詩歌中的運用，再加上對用事的對偶的講究，證明他們對語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覺的追求，這對中國文學包括詩歌、駢文、詞和曲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而《文心雕龍》以大量篇幅論述文學作品的藝術特征，涉及情采、聲律、麗辭、比興、夸飾、練字等許多方面，更是文學自覺的標志。
 二、隨著文學的自覺，對于自身的特點、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的一些內在規律的認識更為深刻、豐富了
　  隨著擺脫儒家思想的束縛，文學進入“自覺”的階段，文學作品空前繁榮，深化了對藝術形式自身的認識，加以品評風氣的盛行，促使文學批評的發展，出現了大量的文學批評專論和專著。曹丕《典論·論文》是我國最早的以多種文體和多位作家為評論對象的文學批評專論。陸機《文賦》以駢體文的形式，完整而系統地論述了以構思問題為中心的創作方法與技巧。劉勰《文心雕龍》五十篇，分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四部分，結構嚴謹，論述周詳，其理論性、系統性是古代文學理論專著中空前絕后的。鐘嶸《詩品》是專門評論五言詩源流、發展及代表作家的文學批評名著，鐘嶸一些主要的詩學觀點見之于《詩品序》。
　　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論著中，可以看到一種新的文學思潮，這就是努力將文學從學術中區分出來，進而探尋文學的特點、文學本身的分類、文學創作的規律，以及文學的價值。在漢代，儒家詩都占統治地位，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系，詩歌被視為“經為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的工具。至于詩歌本身的特點和規律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 魏晉以后，詩學擺脫了經學的束縛，整個文學思潮的方向也是脫離儒家所強調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尋找文學自身獨立存在的意義。這時提出了一些嶄新的概念和理論，如風骨、風韻、形象，以及言意關系、形神關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風骨、重氣韻的審美思想。詩歌求言外之意，音樂求弦外之音，繪畫求象外之趣，各類文藝形式之間互相溝通的這種自覺的美學追求，標志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
 三、玄學的興起和佛教的傳入為文學創作帶來新的因素
    (一)、玄學對文學的滲透
 魏晉時期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它的理論形態就是魏晉玄學。魏晉玄學的形成和老莊思想有明顯的關系，東晉以后又吸取了佛學的成分，步入新的階段。這是一種思辨的哲學，對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維都進行了純哲學的思考。它和兩漢的神學目的論、讖緯宿命論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魏晉玄學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經籍的方法，對于打破漢代繁瑣經學的統治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從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是中國思想史的一大轉折。然而，魏晉玄學作為一種思辯性的哲學是不宜直接轉化為文學的，一個直接轉化的例子就是占據了東晉詩壇達百年之久的玄言詩。嚴格地說玄言詩不算詩，因為那只是在詩的軀殼中放入玄理而已，沒有詩之所以成為詩的最重要的東西。可是，玄言詩畢竟沉淀了至少一種可貴的東西，那就是理趣。有的玄言詩不止是抽象的說理，而是借助山水風景形成象喻，或者借著參悟山水風景印證老莊的道理，這樣就有了理趣。王羲之等人的蘭亭詩和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本是醞釀于一次山水游賞的雅集，證明玄理和山水的融合已是必然趨勢。不過在這些詩里山水的描寫并不多，理之趣也并不濃。此后陶淵明和他的鄰里們的斜川之游，陶本人所留下的《游斜川》詩便是一首頗富理趣的山水詩了。而在陶淵明的其他許多詩中，將玄理融入日常生活，或者說從日常生活中體悟出玄理，已成為他的藝術特色。到了謝靈運手中，玄言的成分縮小為詩的尾巴，山水描寫變成詩的主體，使玄言詩轉向山水詩而獲得新的生命。詩歌雖不宜成為玄理的枯燥注疏，但也需要理解以構成點睛之筆，這理趣被宋代詩人發揮到極致。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來，玄言詩自有其不可完全抹殺的歷史地位。
 （二）、佛教對文學的創作產生深刻影響
 中世紀文學史里的一件大事，便是佛教文學的輸入。從佛教文學輸入以后，我們的中世紀文學所經歷的路線，便和前大不相同了。我們于有了許多偉大的翻譯的作品以外，在音韻上，在故事的題材上，在典故成語上，多多少少的都受到佛教文學的影響。②
想象世界的豐富
　　佛教傳入以前中國傳統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無前世也無來世，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莊子說：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莊子·大宗師》）佛教帶來了三世（前世、今世、來世）的觀念，因果、輪回的觀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觀念。這樣就把思維的時間和空間都擴大了，隨之而來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擴大了。人活著不但要考慮今世，還要考慮前世尤其是來世，今世的善惡是因，種下了來世 的幸與不幸是果。用因果報應的觀念解釋人世間的許多現象，遂有了《幽明錄》 （劉義慶）、《冥祥記》（王琰）、《冤魂志》（顏之推）等筆記小說。維摩與觀音的形象在這時建立起來，并對后代的文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也很值得注意。
故事性的加強
　　佛經中記載的大量故事，隨著佛經的翻譯傳入中國，并且流傳到民間，加強了中國文學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來自佛經的，在這時的小說里改寫為中國本土的故事，如（梁）吳均《續齊諧記》里所記“鵝籠書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證佛教思想的中國本土產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錄》等書中大量的記載。南北朝時期，記載因果報應之類故事的小說大量出現，顯然與佛教有關。唐代的俗講與變文，導致了中國白話小說的產生，則更證明了佛教的深遠影響。
　　3、反切的產生和四聲的發現
　　關于反切產生的年代歷來有不同的說法，以顏之推所謂漢末說最為可信：“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顏氏家訓·音辭》）這正是佛教傳入中國以后的事。在翻譯佛經的過程中，梵語的拼音法啟發人們去分析漢語的聲音結構，分析出漢語的聲母和韻母，于是產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準確，就自然會發展到對漢字聲調的注意。四聲的發現，據文獻記載，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齊李季節在《音韻決疑序》中已經說到：“平上去入，出行閭里，沈約取以和聲之，律呂相和。”則似乎在此前民間已有四聲之辨了。陳寅恪《四聲三問》認為四聲的發現與佛經的轉讀有關，雖然有學者質疑，其細節是否確切尚待進一步考證，但從大的文化背景看來，這兩件事情還是有一定聯系的。
　　4、詞匯的擴大
　　隨著佛經的大量翻譯，反映佛教概念的詞語，也大量進入漢語，使漢語詞匯豐富起來。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漢字翻譯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義，如“因緣”、“境界”等。有的是外來語的音譯詞，如“佛陀”、“菩薩”、“沙門”、“菩提”等。
　　5、文學觀念的多樣化
　　魏晉南北朝本是文學觀念脫離儒家強調的政教中心說，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這與玄學有很大關系，而佛教中關于真與空的觀念，關于心性的觀念，關于境界的觀念，關于象和象外的觀念，以及關于形神的討論， 也豐富了文學觀念。
 四、文學的題材、體裁更豐富
 （一）、五言古詩達到鼎盛
 五言古詩在漢末蓬勃興起，文人的個人抒情之作《古詩十九首》被后人奉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劉楨、阮籍、陸機、左思、陶淵明、謝靈運、鮑照、謝朓、庾信，雖然選取的題材不同、風格不同，但走的都是個人抒情的道路，他們的創作也都是個人行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詩，抒寫政治生活中的憤懣不平，也并不帶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陳宮體詩，雖然出自宮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宮廷娛樂之用而已。詩人們努力的方向在于詩歌的形式美，即聲律、對偶、用事等語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這種趨勢下，中國的古詩得以完善，新體詩得以形成，并為近體詩的出現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唐詩就是在此基礎上達到了高峰。
 （二）、駢文的興盛，為中國文學增添了一種可以充分發揮語言形式美的文體
 駢文，也稱四六，是一種講求形式美的文體，其特點為句式齊整、兩兩相對，辭藻華麗，音律諧調。這種以偶句為主的規范化、格律化的文體與自由書寫的散文相對獨立而存在，表現出形式、情調和風格上的明顯不同。由于南朝特殊社會背景、文學氛圍和作家隊伍，加之文學意識的更加自覺和文學理論的發展，所以特別講究形式美的駢文和駢賦呈現出畸型繁榮的局面，取散文而代之，成為文壇的主流。
 （三）、抒情小賦發展成為駢賦
    在駢文大盛之時，辭賦亦日漸駢化。南朝辭賦是我國辭賦一個重要的發展和轉變時期。詠物抒情小賦是這一時期辭賦的主流。辭賦題材的擴展與豐富，詩賦合流趨勢的明顯和抒情化的加強，語言的駢偶化和風格的日漸綺麗，標志著這一時期辭賦的特色和新變。
    （四）、七言古詩的確立
    中國七言詩的發展，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道路。先秦時荀子的《成相篇》是仿民謠寫成的七言和雜言韻文。西漢時代，《漢書》所載東方朔、劉向等的《七言》以及《樓護歌》、《上郡賦》等也均為七言。東漢時，除了為數不少的七言民謠，文人也開始七言詩創作，張衡的《四愁詩》最為有名。建安時代，曹丕的《燕歌行》二首，為現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詩。然從魏以后，七言詩一直為受文人所重視，七言歌謠一直在民間流傳。鮑照大膽突破文人們的傳統偏見，把本為北方牧歌的《行路難》發展改造成以七言為主、間有雜言的七言歌行體。他不但以豐富的內容充實了這種形式，而且變曹丕的《燕歌行》逐句用韻為隔句用韻，為七言詩的發展樹立了樣板，開辟了廣闊的發展道路。自他以后，文人七言詩的創作日益繁盛，使七言詩逐漸獲得了主流詩體地位。
 （五）、南北朝樂府民歌是我國詩歌的一個新發展
 南北朝樂府民歌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個嶄新的成果，不但形象地反映了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現實和人們的精神風貌，而且在藝術上也創造出新的形式和風格。
 南朝樂府民歌今存約500首，大部分保存在《樂府詩集·清商曲辭》里。其中吳歌326首，西曲歌142首，神弦歌18首。此外，在雜曲歌辭和雜歌謠辭中，也保存有少量南朝民歌。吳歌產生的地點在長江下游，以當時的首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市）為中心，以東晉和劉宋作品居多。西曲歌產生在長江中游和漢水兩岸的城市，以江陵為中心，以宋、齊、梁、陳的作品居多。內容比較狹窄，絕大多數是情歌。南朝樂府民歌內容雖然單調，但由于其多角度、多側面反映了愛情生活，并且所寫之情極其真實，多如流自肺腑，頗具感人力量。它一改漢樂府民歌多長篇，多敘事的特，點，主要采用五言四句的形式，而以抒情為主。每首詩集中寫一點不拖拉繁縟，既明快，又含蓄。詩中長于委婉細膩的筆法，尤善描寫心理活動，將主人公霎那間的感情片斷表現得淋漓盡致。在語言運用上，它不僅有傳統民歌語言明白曉暢，清新自然，多用比興、象征手法等特點，而且充分利用漢語諧音的特點，大量采用隱語雙關的修辭手法。南朝樂府民歌對后世愛情詩影響深遠。其短小的體制，既為齊梁新體小詩之典范，尤為唐人五絕之濫觴。南朝樂府民歌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是長篇抒情詩《西洲曲》。
 北朝樂府民歌約60余首。大部分在《樂府詩集·橫吹曲辭》的《梁鼓角橫吹曲》中，此外在《雜曲歌辭》和《雜歌謠辭》中也有一小部分。“橫吹曲”原是馬上演奏的一種軍樂，因演奏的樂曲有鼓有號角，所以叫“鼓角橫吹曲”。北朝民歌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隨著南北文化的交流，北方的歌曲陸續傳到南方，齊、梁以后也常用于宮中娛樂，并由梁代的樂府機關保留下來，所以叫“梁鼓角橫吹曲”。北朝民歌數量雖然不多，但內容卻廣泛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有的表現北方的景色和風俗，最富于地方色彩；有的反映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戰爭；有的反映羈旅行役和流亡生活；還有不少反映愛情和婚姻的作品。北朝樂府民歌的代表作是《木蘭詩》。
 （六）小說這一文體也有了一定基礎與規模，出現了志人、志怪兩大類
 受上古神話傳說、先秦諸子設譬取喻的寓言故事及先秦兩漢史傳文學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小說開始發展并空前繁榮，出現了志怪小說和志人小說兩大類。志怪小說以記載神仙方術、鬼巫妖怪、殊方異物、佛法靈異等故事為主，代表作是干寶的《搜神記》；志人小說，也稱軼事小說，以記載人物的軼聞瑣事、言談風神為主，代表作是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在《搜神記》等志怪小說中出現了一些結構較完整，描寫較細致生動，粗具短篇小說規模的作品，對唐傳奇及《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等后世小說有一定的影響。《世說新語》描寫“魏晉風度”，反映士族階層的生活面貌，客觀上暴露了豪門貴族的腐朽和虛偽，贊揚了反抗禮法的精神；善于用細小的富有特征性的情節，通過簡潔含蓄、精練傳神的語言，刻劃社會風貌和人物的內心世界。《世說新語》是記敘軼聞雋語的筆記小說的先驅，也是以后小品文的典范，其中一些故事成了文學作品的素材或引用的典故。

參考文獻：
①、李道英：《中國文學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1頁。
②、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