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的歷史意識

金庸小說的歷史意識
[摘 要]金庸小說是當代最為暢銷的漢語文學作品。其作品均借助古代社會作為背景展開，充滿了歷史意識。此文對金庸的歷史意識和社會演進觀念進行了理性的分析 ：從“講史演義”開始，將金庸小說分為三類，繼而漸次論及其歷史演進觀念中的革除暴政、反侵略思想和宗教、民族融合思想。 [關鍵詞]金庸  小說  歷史意識
 說起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作家，提到金庸我想絕大多數人都會贊同。金庸的14部武俠小說里的不但情節人物引人注目，精彩無比，令人震撼。而且還包括了歷史，宗教，詩詞等傳統中國文化。    小說不等同歷史，但是小說家自有自己的歷史意識，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悠久“講史演義”文學傳統的語境中。本文所論，擬從金庸小說同時繼承了傳統“講史演義”作為開始，漸次論及作者的歷史演進觀念中的“革除暴政”、“宗教、民族融合”。
 一、武俠演史與葑菲芻蕘     今之論說金庸者，多談其繼承俠義小說傳統的一面，而很少有人談到他同時也繼承了中國講史演義的深厚傳統。    作為民間話語的俠義小說，一向重視演“義”，即使以包公案為核心的《三俠五義》也如是。但因武俠“快意恩仇”的思維方式和“自我了斷”的社會行為，已與現代社會的法治觀念格格不入，難以表現現實社會的種種恩怨是非，必然會借助古代社會作為背景展開，這決定了金庸小說里充滿了歷史意識。
 金庸長篇小說題材的歷史年代，其中最早的是《天龍八部》，取材于北宋，“射雕三部曲”為南宋，《倚天屠龍記》為元末，《碧血劍》為明末清初，《鹿鼎記》為康熙朝，《書劍恩仇錄》、《雪山飛狐》、《飛狐外傳》為乾隆朝，《連城訣》為清末。可見他確有表現中國歷史的發展趨勢的意圖。     從講史演義的角度大體而言，金庸的小說作品可以分為這樣三類：     第一類是依史敷衍，即按照歷史走向和人物關系作為大框架，虛構主要人物故事穿插其間，如早期《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和晚期《鹿鼎記》描述明清時代的作品。     第二類是以史點染，即以虛構人物故事為主，而以歷史的大框架作為背景，如中期《神雕俠侶》、《射雕英雄傳》、《天龍八部》這一類描述宋遼金元時代的作品，其中郭靖等人守襄陽，是貫穿于《神雕俠侶》和《射雕英雄傳》的重大事件。     第三類則是著意虛化歷史背景的，如《笑傲江湖》，以及《俠客行》等作品。即使這類作品，一樣有作家的強烈的歷史關懷在焉。     清人王士禎曰：“小說演義，亦各有據……故野史傳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勝穢史曲筆者倍蓰。前輩謂村中兒童聽說三國故事，聞昭烈敗則顰蹙，曹操敗則歡喜踴躍，正此謂也。禮失求諸野，惟史亦然。”     錢鐘書引之，且曰：“即余所謂野語雖未足據以定事實，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詢于芻蕘，固以史家所不廢也。”     可見“講義演史”雖然樸野，卻代表著千古民心，亦自有魅力價值，即使嚴謹如史學家也不能，或者不應當無視它們的存在。金庸小說從選材到風格的三變，亦可以窺見他歷史觀念的演進過程。     作為當代最暢銷的漢語文學作品，金庸小說雖然不以“歷史小說”的面目出現，但是它的歷史意識和社會演進觀念，仍然會對讀者或大或小地產生影響 。
 二、革除暴政與反抗侵略    “俠義小說”源于反抗暴政。將明清易代的歷史演為傳奇，本是清末民初武俠小說取材的一大特色，也是金庸小說歷史敘事的邏輯開始。這是金庸小說第一期創作的基本色調。     明清易代的外侮內亂，曾是橫亙在每個中國人心中揮斥不去的歷史情結。海寧查家更是身歷國難，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載記和口頭傳說，特別在經歷過抗日戰爭，民族危亡感最為強烈的一代人中，故金庸更容易切入這個主題。《書劍恩仇錄》(1955)、《碧血劍》(1956)、《雪山飛狐》(1959)和《飛狐外傳》(1960)成為金庸最早著手的篇目亦非偶然。這一時期展現在金庸筆下的主要秘密會社，是天地會傳說中的“紅花會”(紅花亭)及“山宗”、“華山派”，亦欲借助傳統的標識，顯示出反抗暴政、抵御外侮、興復故國、振興民族的主題。     這一時期金庸小說的主要關注點之一，是討論朝廷暴政和官吏昏庸如何激發內亂外侮，以致生靈涂炭，民族蒙難的。也許是考慮到西部風情的旖旎絢麗，《書劍恩仇錄》以乾隆中期征戰大小和卓木，回部“抗暴應戰，神必佑我”為背景，上溯“天地會”反清復明的堅韌卓絕、又以民國初年盛行的“乾隆身世傳說”和“香妃傳說”漸次鋪敘故事。《碧血劍》袁承志和金蛇郎君的雙線結構，更像是一部表述《春秋》“大報仇”觀念的作品。但其開篇即以勃泥國華僑張朝唐明末回國趕考，遇見官兵搶掠，尤甚于匪的情狀。《雪山飛狐》借鑒了《羅生門》的敘述手法，描述的卻是尋找明宮聚斂而后失落闖王“寶藏”的主題，也于史有據。金庸此篇小說的背景是關東，但今之河北蔚縣通往山西廣靈的古商道即名“飛狐口”，隋唐間確曾設“飛狐縣”。在《碧血劍》修訂出版時，金庸特意附上《袁崇煥評傳》這樣絕非虛構的歷史論文，雖然有點立足香港，夸贊粵人“英雄了得”的現實觀照，但更重要的是詳論明廷何以自毀長城，清兵何以長驅直入的一段史實。這也是寫作演義意猶未盡，故發為講史的意思。雖為熱門明史的一家之言，但也傾注了相當的學養心力，以致得意至今。倪匡曾謂：“《袁崇煥評傳》是一篇極有價值的論文，而且可讀性極高，近世堪與比擬的相類文字，只有柏楊的《中國人吏網》而已。”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袁崇煥評傳》是金庸對于《碧血劍》、《書劍恩仇錄》等第一時期系列作品主題的歷史學闡釋，亦明確無誤地展示了他欲以“武俠演史”的意圖。
   三、宗教圓融與民族融合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全球性的“冷戰”僵持，是中世紀以來意識形態對立最為嚴重的 時代 ，也是造成了東亞“儒家文化圈”內三個民族國家的長期分裂和對立的重要原因。金庸身處比較寬松的政治環境中，故得以從容發揮，演繹他對歷史的領悟，他對中國歷史演進的整體思索，已從朝代更替的“外化”表征，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內化”歷程，用以屏除“夷夏大防”的傳統觀念。
   我們知道，遼曾數度改易國號， “澶淵之盟”之前更號為“大契丹”，宋真宗“神道設教”，以“天書降神封禪”大搞迷信，有意用文化優勢主導兩國及周邊關系的確切意圖。
 其中宗教作為極其活躍的思想文化要素，經歷了極富中國特色的、相對平和的“三教論衡”，進行了另一層次上的“大整合”。而李白、杜甫、王維作為盛唐詩風的代表，分別被稱為“詩仙”、“詩圣”、“詩佛”的背后，亦有著“三教圓融”的思想文化大背景。
 金庸談到“中國歷史發展規律 ”時說：“在外族入侵的時候，我們民族有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們民族的轉機。以上所講的我們民族七次大的危機，又都是七次大的轉機。歷史上常常是外族人來了之后，我們華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們華夏民族就壯大起來，統一起來。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來了，我們民族再融合，又壯大，如此循環往復。其他國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贏，要是打不贏，這個國家或民族就會垮臺。我們中華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時，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況也很多，但卻很難被征服。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有一股韌力，一股很頑強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們又很開放，在文化上同它們融合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大家變成一個民族，我們的民族從此又壯大起來。”    
 第二時期，金庸小說題材開始前溯宋遼金元，由《射雕英雄傳》(1957～1959年)、《神雕俠侶》(1959～1962年)、《倚天屠龍記》(1963)組成南宋、金、元系列小說，復以《天龍八部》(1963～1967年)前探北宋末年宋、遼、金、西夏、大理糾葛正熾的時代。雖然沿襲了“朝代更易”作為小說大關目的特色，但已在武力爭逐中突出了“文化競爭”，寫作也開始走了“偏鋒”。他以杜撰的主角郭靖、張無忌和蕭峰的復雜經歷或身世之謎作為關目或者敘述線索，展開民族間糾葛恩怨，最后發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性紐結故事，而置《宋史》、《明史》或演義小說《大明英烈傳》中角逐大下、 影響 全局的歷史事件于不顧，亦不正面描寫重要人物及事件。如：襄陽之戰是一例外，我想主要是突出“俠之大者”的宗旨，但郭靖守城的描寫并不精彩。連涉及明朝的開國雄主朱元璋的描寫，也故意做了低調處理，對傳奇人物的劉伯溫、徐達等元勛更是置若罔聞，卻以佛、道教和后世不大為人熟知的明教為主，別開生面，重新建構解釋王朝易手的因果關系，甚至帶出一股“反講史演義”的味道。    例如《倚天屠龍記》把朱元璋一伙說成是明教徒，言其江山是明教中人打下的，故其國號稱“明”字，這一說法應當源自著名的歷史學家吳晗。金庸對于宗教和民族觀念的探討，成為金庸中后期創作的主題，以儒的至大至剛，道的恬淡無為，佛的悲天憫人以及丐幫的民間立場，營建歷史的總體文化氛圍，鋪染背景，結撰故事，塑造人物，于是少林、武當、全真等宗教史人物開始進入了小說中心舞臺。對于史料的選擇運用，也因之不拘一格。他承認：“成吉思汗的事跡，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書。這部書本來面目的怪異，遠勝《九陰真經》，書名《忙豁侖組察脫必赤顏》(《蒙古秘史》)。”作為獨立記載，《蒙古秘史》不但可以同《元史》互參互補，很多方面的史料價值還在《元史》之上。    金庸在第三時期創作的《笑傲江湖》(1966～1969年)和《鹿鼎記》(1969～1972年)中還杜撰了一些教派，如“日月神教”、“神龍教”等，就其“一元化”教旨、組織結構、崇拜儀軌而言，這些“教派”無疑具備著某些近世新興狂熱宗教的特征。但是金庸描述的重點卻在“其興也忽焉，其亡也忽焉”，從叱吒風云到內斗陰謀，最終戛然解體的過程。《俠客行》(1965年)和《笑傲江湖》都沒有具體的時代背景，但現實觀照非常明顯。
 《鹿鼎記》是金庸的“金盆洗手”之作，乍一看去題材上又回復到明清易代，敘事也重新回到了講史演義體，無非通過韋小寶的虛構經歷，實寫康熙一朝的內外大事。其實骨子里，即歷史觀念已與早期創作截然不同，故書后特地附有《康熙朝的機密奏折》，算是金庸忍耐不住，再次以學者面目赤膊上陣，一如《碧血劍》后談袁崇煥。他以為“從批示之中，可以見到康熙英明而謹慎，同時對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寬仁。”還說：“我認為過去的歷史家都說蠻夷戎狄、五胡亂華、蒙古人、滿洲人侵略中華，大好山河淪亡于異族等等，這個觀念要改一改。我想寫幾篇歷史文章，說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數派執政，談不上中華亡于異族，只是‘輪流做莊’。滿洲人建立清朝執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揮得很多。希望將來寫成學術性文字。”     實際上這也是對《鹿鼎記》的主題的一種詮釋，只是更像政治家的總結。中華民族不同文化在磨合碰撞時期，也還是有魯迅所謂“隔膜”、痛苦甚至血腥的過程。
 余話    培根說過：“讀史使人明智。”這也正是喜歡金庸的讀者能夠從他的作品中感悟到的。金庸本人也喜愛讀史，并且從中總結了很多，他以為：“中華民族之所以這樣壯大，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內部要積極進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難，改革成功了，我們的民族就會中興。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放，這點更為重要，因為中國人有自信心，我們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強大，外來的武力或外來的文化我們都不害怕。”   
 金庸武俠小說在中國文學的天空中已經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相信，他的作品不會是轉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一顆行星。雖然可能因為距離的原因，顯得不那么耀眼，卻多了一份歷史的深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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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焦小云記錄，《金庸的中國歷史觀——在北京大學的講演》，《明報月刊》1994年12月號。9、吳晗：《吳晗史學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