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言》中的商人形象塑造

論《三言》中的商人形象塑造
 
 《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明朝中后期馮夢龍編纂的一部小說集。它真實地反映了明  社會風貌和日常生活，其中出現了一批描寫商業活動的作品。《三言》共收錄白話短篇小說120篇，寫到商人或以商人為主人公的小說有50多篇，約占全書的1／2。這些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商人形象，表現出晚明時期商人的活動與思想，具有較強的認識價值。考察《三言》中的商人形象。我們會發現《三言》中商人種類繁多，大多具有傳統美德，多為中小商人，作品在商人形象塑造上具有自己的特點，本文擬對《三言》中的商人形象塑造的特點進行分析。
    一、肯定商人逐利的合理性，注重商業操作的敘寫。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是國家的根本。古代不少名人都提出過抑商的思想，如荀子提出“務本禁末”。兩漢時期的賈誼、晁錯就有貴粟抑商之論。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重本抑末”的思想觀念一直占支配地位。重農抑商也是封建統治者長期奉行的一項基本政策。明朝中后期，商品經濟迅速發展，農業人口相應減少，而外出經商的人卻越來越多。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寫道：“昔日逐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者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無游手之人，今去農而游手趨食者又十分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而言之，已去六七分去農矣。”商品經濟的繁榮，也隨之導致人們在思想上的變化。舊的四民秩序逐漸崩潰，士農工商在升降中重新排座次。許多的思想家開始意識到商業的重要性，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萬歷首輔張居正倡導“厚農而資商，厚商而利農”的農商互惠的思想。趙南星進一步提出了“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的農商皆本的主張，把它們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明后期還有士不如商的說法。崇幀本《二刻拍案驚奇》中就曰：“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專業，科舉反在次著。”《三言》中就有反映這種轉變的作品。《張孝基陳留認舅》(《喻世明言》卷十七)中，老尚書除了讓長子讀書，以下四子農工商賈備執一藝。眾人不解，他解釋說：“世人盡道讀書好，只想讀書讀不了，讀書發個個望公卿，幾人能向金階跑?郎不郎時秀不秀，農工商賈雖然賤，各個營生不辭倦。從來勞苦皆習成，習老成苦筋力健。”他認為從事商賈不比讀書差，只要吃苦耐勞。
 隨著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商業貿易的日益繁榮，商業發達的地區棄儒經商遂成風氣，如徽州“人庶仰賈而食，即閥閱之家，不憚為賈”，蘇州“縉紳士大夫多以貨殖為急”；江西省的新風俗是“少壯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福建省形成了“什伍游食于外”的局面；至于廣東人，則是“多務賈與時逐，北走豫章、吳、浙；西北走長沙、漢口；南走澳門”。因而“世間所敬者財也。我若有財，則科舉如反掌耳”。在明朝中后期，“輕商”、“賤商”的觀念已逐步被“重商”的觀念所取代。
    人們對商人的重新認識，必然導致人們對商人逐利的重新認識。人們認為大丈夫以經商治生為急務，經商治生的目的是為了“贍養家口”，是為了“安生立命”，從而肯定了逐利的合理性。蔣興哥經商前對王三巧說，坐吃山空要成家立業。楊八老也要出去販貨贍養家口。這些商人不諱言個人的打算，對經商無一點自我解嘲與貶抑，更沒有流露出“以利存心”的戒懼不安，而對不能治生令家事消乏還有一種愧疚之心。經商是他們的立身之本，是他們的謀生之道，是他們堅定不移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表現出“好貨利”的合理性與社會價值。
    作家肯定商業逐利的合理性，因此注重商業操作的敘寫。《賣油郎獨占花魁》(《醒事恒言》卷三)中的秦重因邢伙計挑撥被朱十老趕出家門后，他就在思考“做什么生意好?”，就注意從自己的實際出發，注意發揮自己的優勢：“左思有量，只有油行買賣是熟間，這些油坊多曾與他相識熟，還去挑賣油擔子，是個穩足的道路”；他為人忠厚，生意作得很有人情味．深得顧客喜愛：“秦重得了這些便宜，自己轉賣珥人，也放些寬，所以他的油比別人分外容易出脫”；他講究經濟效益，巧作廣告宣傳：“把盛油的桶兒一面大大寫個秦字，一面寫汴梁二字，將油桶做個標記，使人一覽而知。從此臨安市上，曉得他本姓，都呼他秦賣油”；作為一個生意人，注意捕捉社會各方面的信息，分析它們與自己生意的聯系，善于尋找目標顧客：“秦重聞知昭慶寺僧人，要起個九晝夜功德，用油必多。遂挑了油擔來寺中賣油”；他善于分析人們的需要，從中尋找自己的小生意機會：“今日寺中雖然不做功德，難道尋常不用油的?我且挑擔去問他。若板得各房頭做個主顧，只消走錢塘門這一路，那一擔油盡勾出脫了”；為了把自己的生意做長久，他注意發展長期的穩定顧客，在昭慶寺，“秦重與各房約定，也是間一日便送油來用”：秦重的生意擴大后，需要幫手，他善待伙計，以贏得伙計在生意上的幫助和支持：“你豈夫妻兩口，只住在我身邊，只當個鄉親相處”。賣油的小小生意，秦重做起來還是頗有章法的。
    施復在拾得六兩銀子后，就尋思著如何用這些錢去擴大生產。“有了這  銀子，再添上一張機，一月出得多少綢，有許多利息。這項銀子，譬如沒得，再不要動他積上一年，共該若干。到來年又添上一張，一年又有多少利息。算到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醒事恒言·施潤澤灘闋遇友》)
 《醒事恒者·徐老仆義憤成家》中的徐阿寄經商有自己的特色，一是注重市場調查與分析。第一次出門經商，他說：“大兒經商，本錢多便大做，本錢少便小做。須到外邊去，看臨期著便，見景生情，只揀有利息的就做，不是在家論的定的。”二是不墨守成規，有創新精神。他第一次販漆，從家鄉附近的慶云山進貨，認為“杭州離此不遠，定賣不起價錢”，“遂雇船直到蘇州”，“足足賺對合有余”。第二次販漆，改在杭州銷貨，因為他了解到“原來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價賤，俱往遠處去了，杭州時常短缺。常言道：貨無大小，缺者便貴。”第三次販漆，“阿寄此番不在蘇杭發賣，徑到興化地方，利息比這兩處又好。”三是險中求穩，農商結合，相得益彰。他從十二兩銀子本錢做起，幾趟販漆販米的生意做下來，便“長有二千余金”，這時他決定“不如回去，商議置買些田產，做了根本，將余下的再出來運弄。”他們雖然做生意的資本因此會減少一些，但心里更踏實，做起生意來就更放得開些了：“再說阿寄將家中整頓停當，依舊又出去經營。這番不專于販漆，但聞有利息便做，家中收下米谷，又將來騰那。”
    他們在商業運作上有共同的特點，注重分析市場與自身情況相結合，善于與買家和顧客拉好關系，注重穩妥，心中有著詳細的打算。此外，他們注重積累，不習慣于坐吃山空，明確提出要出外經營，楊八老、蔣興哥就是如此。
    二、關注中小商人，同情商人經營的辛苦
    《三言》中的商人不是那些煊赫一時，極具傳奇色彩的大商人，而是處于社會中下層的商人。他們不像春秋戰國時期的子貢和范蠡一樣開創商業，名留史冊，也不像清代的胡雪巖那樣紅極一時，他們至多受到鄉鄰或顧客的稱頌而已。我們可以從多方而得知他們多是中小商人。首先，他們與政治、上流社會無多大聯系，大多出生貧寒。劉方劉奇是孤苦無依之人，多虧劉德好心收他們為義子。徐阿寄是徐家的奴仆，施復和丘乙大不過是他們鎮上同行業的眾多商入之一。蔣興哥、黃善聰和范巨卿都是繼承父親的小本生意。其次，他們做生意的原始資本并不豐厚。徐阿寄剛開始時只有十二兩銀子，秦重被朱十老趕出家時，身上只有三兩銀子，施復據推測也只有十多兩銀子而已。陳商算是眾人中較有錢的，也只能“湊二三千金”。第三。從他們對妻子的言語中，我們可知他們并不十分富有。蔣興哥在擔閣三年后，“揀了個上吉的日期，五日前對渾家說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們夫妻兩口，也要成家立業；終不然拋了這衣食道路。”可見，蔣興哥并沒有巨資，他在為夫妻二人以后的生活掙錢。楊八老也對妻子說：“我年近三旬，讀書不就，家事日漸消乏。祖上原在閩、廣為商，我欲湊些資小，買辦貨物，往漳州商販圖幾分利息，以為贍家之資。”同蔣興哥一樣，楊八老也要考慮到養家糊口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中出現了女性商人。在古代，女子都是守在家中，不在外面拋頭露面。《三言》中出現了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女扮男裝的女商人。黃善聰女扮男裝隨父外出經商，其父在異鄉染病逝世，獨自葬了父親。她并沒有因此而彷徨無助，反而能聰明的與李英合伙做生意，把生意經營的紅紅火火(《喻世明畝·令秀卿義結黃貞女》)。劉方“因母喪，隨父還鄉，想途中不便，故為男裝。后因父歿，尚埋淺土，未得與母同葬，妾故不敢改行，欲求一安身之地，以厝先靈”。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她被劉德收為義子。她能“日夜辛勤，幫家過活，侍奉劉公犬婦，極其盡禮孝敬”，與劉方開了間布店。一二年間，掙下一個老大的家業(《醒世恒言·劉小官雌雄兄弟》)。女子雖被認為不如男，一旦經營起來，也能干的有聲有色。
 同時，作家還肯定商人經營的辛苦。在某些作品中，商人天天吃著山珍海味，穿著錦衣華服，坐著高頭大馬，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其實，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如此，《三言》就寫了許多過著艱辛生活的商人。秦重每天要早起挑著油擔在坊間巷里穿梭，不知要走多少的路。外出經商的商人不僅要在外奔波，還要擔心自己的身體和貨物的安全。如黃善聰的父親和徽州陳商兩人在外經商時染病，最后病死異鄉，尤其是陳商死時沒有任何親人在場。社會混亂時，商人還要擔心碰上強盜，人財兩空。陳商就碰到過強盜打劫，更有慘者如楊八老。他外出經商碰到倭寇。被他們所擄，在日本國整整過了十九年的奴隸生活，與親人音信全無。《楊八老越國奇逢》(《喻世明言》卷十八)那首濤把為商的辛苦說得淋漓盡致：
 人生最苦為行商，拋妻棄子離家鄉；
 餐風露宿多勞役，披星戴月時奔忙；’
 水路風波殊未穩，陸程雞犬驚安寢；
 平生豪氣頓消磨，歌不發聲酒木飲；
 少些利薄多資累。遠非懷璧將為罪；
 偶然小恙臥床幃，鄉關萬里誰書寄；
 一年三載不會程，夢魂顛倒妻孥驚·
    此詩把為商的辛苦說得淋漓盡致。商人中的行商比坐賈更辛苦，為了逐利，拋女棄子，背井離鄉。既要受辛勞之苦，又受饑餓寒凍之侵。若遇病恙，更是孤苦無依，而途中險惡，難以盡說。因此不僅商人擔心受怕，連妻兒子女都是惶惶狀態。作家馮夢龍借這首詩表達了對逐利商人的同情。
    三、塑造商人形象注重其美德
    由于我國古代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人們對商人普遍存在著鄙視的態度，因而以前多數文人作品中的商人都是簿情寡義，奸詐狡猾之輩。馮夢龍卻打破歷來文人對商人的否定寫法，在文學殿堂里為他們樹碑立傳。
    首先，《三言》中的商人多追求愛情，注重夫妻之情。在封建專制社會，商人是貶抑的對象。在文學作品中，商人歷來被定位于“重利輕別離”的角色。為了追求利潤他們不惜拋家棄婦。《三言》中的商人則不然。《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的秦重是一個勇于追求愛情的人。他在齊衙內花園門口偶遇花魁王美娘．對其心生愛意，朝思暮想。為了能親近仆人，秦重不惜花費積攥一年的銀子。后來當花魁娘子故意以輕視傲慢的態度冷落他時，他并為為自己已經付出的銀子去強行行使一個嫖客的“合法”權利，因為她是自己心愛之人而細致周到，徹夜不眠地照顧醉酒的美娘。經過一些波折后，秦重對她的真情打動了美娘，最終贏得美人為妻。《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一）看重夫妻之情的蔣興哥與王三巧新婚之時，“男歡女愛，比別個夫妻更勝十分”，兩人“朝暮為樂”，日子過得飛快。蔣興哥外出經商，王三巧卻與陳商有染。他回家后，并沒有將妻子痛打一頓，而是責怪自己“只為貪著蠅頭微利，撇他年少守寡．弄之這場丑來”不得已修妻。三巧改嫁吳進士，“興哥顧了人夫，將樓上十六個箱籠，原封不動，連鑰匙送到吳進士船上，交割與三巧兒，當個陪嫁”。正是因為他重情，所以在合浦遇難時，三巧兒才會向吳知縣求情。他兩人不重真情，怎會有贏得美人心，夫妻團圓的好結局。
    其次，《三言》中的商人在金錢面前大多能保持清醒，拾金不昧。《呂大郎還金完骨肉》(《警世通言》卷五)呂玉丟了兒子，便長期在外販布，尋訪兒子下落。一次，在陳留拾得二百兩銀子，他想道：“這不意之財，雖則取之無礙，倘或失主追尋不見，好大一場氣悶。古人見金不取，拾帶重還。我近三旬，尚無子嗣，要這橫財何用”，行數百里外，在客店遇到失主陳朝奉，將銀子如數還給陳氏。陳氏聽說呂玉丟了兒子，愿將自己買得一個小廝給呂玉作養子，哪知這小廝正是呂玉的親生兒子。呂玉因其善行，得以骨肉相聚。施復也拾得銀子。雖然他急需銀子擴大生產。但他顧念他人怕失銀子而喪了性命，在原地等了半日，將銀子還給失主。六年后，施復外出買桑葉，泊船灘闕，到村里借火，巧遇當年失主朱恩，留他食宿，送他桑葉。
    再次，《三言》中的商人大多誠實、重信義。或許是因為商人追求利潤的緣故，加上人們對商人的鄙視，大多數商人都被描寫成不義之輩。事實上，許多商人亦是重信義之輩。《劉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劉德父子就是如此。劉德是個丌酒店的小商人，他平素好善，極肯接濟人，買賣公道。后來，劉方劉奇“起一個布店，四方過往客商，見二位少年志誠，物價公道，傳播開去，慕名來買賣者。擠擠不開”。秦重因做生意不短斤少兩，招徠了許多固定的主顧。這些商人因為他們的誠實守信，贏的了生意上的成功。《三言》中更有一些商人甘為信義而死，如范巨卿。范巨卿與張勛兩人相約重陽之日相見。范巨卿“為商賈用心，失忘了日期。今蚤方醒，相見其所約，遂自刎而死。”(《喻世明言·范巨卿雞黍生死之交》)徐阿寄見徐家兩兄弟欺負徐家孤兒寡母，便義氣地挑起了照顧的責任。
    第四，《三言》中的商人多是知恩圖報的君子。郭仲翔被蠻人所擄，修書求吳保安幫忙。吳保安對其妻曰：“今彼在死聲之際，以性命托我，我何忍負之?不得郭回，誓不獨生”，“撇了妻兒，欲外出為商”。整整在外過了十個年頭，兒子由襁褓嬰兒，以長到了十一歲。(《喻世明言·吳保安棄家贖友》)雖然郭仲翔對他有恩在先，但能為朋友棄家十年而不歸實屬不易。賈昌因“這螻蟻之命，都由老相公所賜”，在石知縣死后，收留了其女月香，待她如上賓。他發現老婆對月香主仆二人不好時，怒斥其妻。賈昌因此一年多不外出經營。最后，他因其妻賣石小姐而修妻(《酬世恒言·兩縣令義婚孤女》)。他們報恩并不是幾句言語，也不是幾兩銀子，是真正地為朋友鞠躬盡瘁。
    此外，《三言》中的商人多仗義疏財，濟人之困。劉德見劉方劉奇兩人父母雙亡，孤苦無依，好心收留兩人，王公收留了落魄的窮馬周，并為其指路。
    最后，贊美商人自尊、自強自立的思想。歷來，他們被鄙視，被認為無自婚，依附權辨。《三言》極力描寫商人自尊、自立自強的一面。阿寄是徐家的奴仆。在三兄弟分家的過程中，被當作累贅分到孤兒寡母家。他要“爭一口氣”，“不被人恥笑”，為了自己的人格尊嚴，同時也為了就孤兒寡母一家于窮困之中。他不甘老邁，晚年經商“待老奴出去做寫生意，一年幾轉，其利豈不勝牛馬數倍?”“營運數年，怕掙不起個事業。”商人背井離鄉，闖蕩江湖，無依無傍，這種生活培養了商人的獨立自主的品格。黃善聰就是其中一例。她母親在她很小時就去世了，家中唯一的姐姐也嫁出去了。她女扮男裝隨父親黃公“以販線香為業”。黃公客死他鄉，她一個女孩子在他鄉遭此變故，沒有驚慌，也沒有去哀求別人，獨自一人料理父親的喪事。此后，她并沒有投靠出了嫁的姐姐，而是繼承了父親的生意，選擇了一個可靠的生意伙伴合作，自己養活自己，把生意經營的紅紅火火。
    較之以往的作品，《三言》對商人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前的作品雖然寫到一些商人，但并非主要人物，且在作者筆下，十商九奸，大多數是見利忘義之徒，不齒于人的反面角色。如《水滸》里的極不顯眼的鄭屠、蔣門神是欺負弱小稱霸鄉梓的惡徒。《金瓶梅》是第一部為商人立傳的長篇小說，但作者卻從家庭方面的荒淫縱欲，揮金如土土，暴殄天物和官場公務方面的送往迎來，逢迎巴結，奪人財帛來寫其奸。而《三言》中，作者對大多數商人都是褒揚的。他肯定了秦重追求真愛，蔣興哥的重情；贊美了吳保安、賈禺的知恩圖報，為朋友盡心盡力的精神，頌揚了呂玉、施復拾金不昧的精神。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三言》之所以在商業題材上取得很大成功，就在于明末商品經濟的發展為作家提供了商人的原型。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從事商業的人數的增多，促進了商人階層的形成。隨之而來，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傳統的“陰民”說崩潰，重商觀念的形成令更多的人關注商人，關注商業活動。同時，作家觀念的改變使《三言》對待商人的態度發生變化。馮夢龍出生與蘇州府長洲縣。當時的蘇州是一個作坊林立的絲織業中心，又是店鋪林立的中心，商業活動頻繁，商品經濟發展。處在這樣的環境中，馮夢龍與商人多有接觸并親身參與一些商業活動，深諳商業活動，這無疑對馮夢龍創作《三言》提供了幫助。
 值得注意的是，在強大的利益驅使和引誘下，超穩定的傳統的倫理心理結構也會在利益面前倒塌。商業社會要走向正規，需要健全的法制，需要形成一種適宜經濟體制運行的文化環境。在晚明商業經濟社會，封建等級被突破，尊卑秩序混亂，偽劣商品泛濫，欲海橫流，騙局盛行。馮夢龍在這樣一種新舊兩種觀念轉型時期，看到商業給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痛心疾首于商業經濟帶來的傷風敗俗、道德淪喪、世風日下的現象和行為，深感到在缺乏商業道德規范的情況下，商業經濟對社會的惡劣影響可能超過商業經濟的正面影響。但他只能從感性出發，張揚一些勤奮經商，誠實經營的經商之人，歌頌他們的美德。因此，作家在肯定商人逐利的合理性，注重商業操作的敘寫的同時，特別對商人身上的自尊、自立、自強及其他的一些傳統美德加以贊揚，對新興的商人階層進行道德規范，從而達到功懲教化的目的。
                                                     

參考文獻
1、馮夢龍：《三言》,岳麓書社,1989年5月,第一版
2、吳  慧：《中國古代商業》,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一版
3、陳大康：《明代商賈與世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4、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上海國際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