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黛愛情悲劇的獨特性及其社會意義分析

寶黛愛情悲劇的獨特性及其社會意義分析
 
 在中國小說史上，沒有一部小說像《紅樓夢》那樣博大深沉地感染著每一個讀它的人。這除了《紅樓夢》高度的藝術魅力之外，主要應該歸功于它在愛情描寫上較之以往的愛情小說有著不可比擬的悲劇性，讀者通過對林黛玉、賈寶玉真切細膩、令人蕩氣回腸的愛情悲劇的品味，引發讀者對寶黛愛情悲劇獨特性的深思，從而激發起對封建社會極其深刻而又極其廣泛的批判，這就是寶黛愛情悲劇的社會意義所在。
一、寶黛愛情之悲劇性
 曹雪芹在表現這一愛情悲劇時，并沒有把悲劇沖突放在膚淺、表面的尖銳狀態中，而是真切細膩地描敘了林黛玉和賈寶玉從兩小無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歷程中同周圍環境的對立。林黛玉初來賈府時，賈府上上下下對于她可能成為賈府兒媳懷著很大興趣。善于看風使舵、窺察賈母神色的鳳姐就多次打趣林黛玉，第二十五回，親昵地戲稱： “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么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第六十六回，興兒對尤氏姊妹介紹賈府人物時，頗自信地說：“賈寶玉的婚事，將來準是林姑娘定了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林黛玉孤傲性格的發展和叛逆思想的外露，她逐漸失去賈府統治者們的喜愛。她和賈府的沖突，是以一種表面平靜而內在深刻的形式進行的，是真正尖銳的。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成為悲劇，不是由于寶釵的出現，也不是簡單地由鳳姐、王夫人，賈母造成的。對于這些寶黛愛情悲劇的直接制造者，曹雪芹并沒有把她們寫成像傳統的戲劇小說里的小丑一樣撥亂其間，而是寫她們沿著封建社會不可抗拒的社會法則在進行活動。并不是由于簡單的門不當戶不對，并不是簡單地由于自由戀愛觸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這一愛情本身所包蘊的反封建色彩為社會所不容造成了悲劇，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輩的地方，也是寫得更深刻的地方。
1、不合“禮”的“木石前盟”——注定的悲劇
　　《紅樓夢》所提供的金玉姻緣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義要遠遠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內容的豐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國歷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處，結晶了幾乎全部的精華和缺憾，囊括了幾乎全部的欲望和沖突。近年來有的研究者力圖透過小說故事情節的表層進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層，注目于設置在人物之間的抽象而隱秘的關系。如說薛寶釵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賈寶玉的“石”有兩重性，既可化為土而生木，又可采煉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 “金玉因緣”兩種潛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寶釵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檢索出中國文化一連串相關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陰柔與陽剛，寂寥與活溢，虛無與實有，悲觀精神與樂觀精神等等，正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對宇宙人生兩種不同的本質認識的體現。薛林二人是作為兩種對立的審美規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現的，賈寶玉這個人物的意義便是嘗試某種取舍的可能性。作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負擔者，賈寶玉的秉賦雖傾向于林黛玉，實際上是無從選擇的。在封建的“禮”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個人的能力是無法與整個封建社會抗衡，也無法與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
2、寶黛感情產生嫌隙的根源——寶玉的軟弱多情
賈寶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說主人公，可以說處于全書形象體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釵是小說著力描寫的十二個女子，應當說在這個形象體系中占有重要位置。還有為數不少雖則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兒形象令人矚目。顯然，所有這些人物同主人公的關系遠遠不是那一張譜系表所能包羅和表示的。
　　看賈氏四春同寶玉間的關系，可以說手足之情各各在案，省親一節寫到元春與寶玉雖系姐弟，情同母子，發蒙開智，手引口傳，悉心教養，屬望至殷。探春與寶玉雖則隔母，其于寶玉的親厚綿密較一母所生的賈環勝過十倍。二十七回寫她特地叫寶玉離了眾人到石榴樹下說話，央及寶玉給買新雅玩意，應允親手給寶玉做鞋，還訴委曲、數落生母趙姨娘的不是。此處作者特借寶釵之口點明：“顯見得是哥哥妹妹了。”懦弱迎春，少言寡語，平日同寶玉似乎沒有什么可資“特寫”之處。然而當迎春嫁后，寶玉跌足嘆氣，獨自至紫菱洲徘徊瞻顧，觸景傷情，吟詩憶念的正是手足之情。惜春年幼，性又孤介，寶玉對她一視同仁，雖無特寫，亦可包舉。至于李紈鳳姐，與寶玉之間既系叔嫂，亦同姐弟。李紈執掌大觀園，園中一切活動，以她為首，自是寶玉感情天地中不可少的一個人物。鳳姐更不必說，與寶玉同有“姐弟逢五鬼”之在厄，同命共運，情如骨肉。再有秦氏，她雖是寧府的人，較李紈鳳姐遠了一層。但她是導引寶玉人夢進入太虛幻境的人。在小說中占有特殊地位。史湘云不是賈府的人，但其與寶玉的關系幾可與黛釵鼎足而三，除去對她才情品格的種種描寫外，有“金麒麟”一案足資證明。此外還有一個妙玉，與賈府不沾親不帶故，她之人正冊除了因出身高貴外，也因為同寶玉之間存在著某種“情”的連系。由“品茶”、“乞梅”等情節，特別是賀寶玉生日那一個“遙叩芳辰”的拜帖，可以見出這個“襤外人”已蹈人欄內，不知不覺地為“情”所牽動。
 此外，賈寶玉同情于畫薔的齡官，庇護過燒紙的藕官，替彩霞瞞贓，為芳官不平，怕和尚的臭氣熏了尤氏姐妹，破例接待付家婆子惟恐薄了付秋芳……等等。可以這樣認為，列名其上的所有女子，幾乎都在不同的層次上，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諸艷之冠”的賈寶玉“掛號”。也就是說，這些藝術形象，不論他們自身的重要性如何，都有一個共同之點，即與寶玉之間存在著某種感情上的聯系，足以揭示賈寶玉性格的特征“多情”。
 另一方面，賈寶玉性格中存在軟弱的一面。《紅樓夢》中睛雯、金釧、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憐惜的要死之外，沒有真正為避免她們的死而抗爭過。正是他的軟弱，所以他才能夠愛晴雯卻不能拒絕襲人的誘惑，愛黛玉卻又貪戀寶釵的冰雪肌膚，大家都說曹雪芹以隱語說寶玉，說他的草莽愚頑、不肖無能，在對待愛情這一方面來說，其實也是不無道理。
3、寶黛反世間之道而行的結局——理想的幻滅
 《紅樓夢》中兩個愛情主角賈寶玉和林黛玉，他們不再是以前戲劇小說所常寫的“金榜題名”式的才子和溫婉賢淑的佳人，而是兩個性情乖僻，被當時人嘲弄為有“癡病”的封建主義的叛逆者。他們不單單是在自由戀愛這點上與那個社會相抵觸，而是在許多思想問題、生活問題上與那一社會相違背。賈寶玉堅決拒絕了封建家庭給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他對舉世趨之若鶩的科舉仕進道路非常冷淡，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進底下的人痛罵為“國賊”、“祿蠹”，并對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給以激烈地憎惡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傳封建正統教義的書給燒了。賈寶玉徹底打破了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認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鐘于女子”， “男人不過是一些濁沫渣滓”。林黛玉雖然口頭上說得不多，但在許多實際行動上背離了那一社會的婦道，特別是她對賈寶玉的叛逆行為始終采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場，不僅對他從不說那些仕途經濟的“混帳話”，而且把賈寶玉引為知已、視為生活的終生伴侶。
　　寶黛之間的愛情盡管有著反封建的叛逆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有著濃重的沒落貴族的氣息。這一方面表現在男女主人公由于過著悠閑的生活，他們的愛情生活打上了綺艷輕柔、閑愁萬種的情調。另一方面，由于他們這一愛情的階級性，更規定了他們愛情的反封建只能達到一定的限度。他們的愛情，只能局限在大觀園那一狹小的天地里，他們無力到榮國府外面去開拓新天地。他們對封建家長還存在著某些幻想，在愛情最后的階段，他們消極地等待由封建家長做主完成婚姻，以至在封建包辦婚姻制度面前失去了斗爭的能力。
　　這種反封建愛情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是賈寶玉、林黛玉愛情的致命弱點。因此，這一愛情最后走向悲劇的結局，固然是由時代所造成的，但愛情本身所存在的貴族的弱點，也成為他們愛情更加難以逃避悲劇結局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
　　二、寶黛愛情之獨特性
　　寶黛愛情之獨特性,主要在于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1、林黛玉的性格
 林黛玉悲愁和眼淚最深刻的根源，是她和周圍環境世俗人群的不相協調。不必說恪守名教的薛寶釵，也不必說逆來順受的賈迎春，便是豪爽曠達的史湘云，也有她從俗認命的一面，隨遇而安，因而她們雖則各有自己的悲劇，卻都不如林黛玉的悲劇那樣富于社會意義和激動人心。林黛玉那種孤高敏感的個性和氣質，的確是十分獨特的。常常有這樣的情形，賈府上下的人，尤其是賈寶玉并未傷害林黛玉，林黛玉卻認為別人傷害了自己。有時甚至別人的好意也會成為她傷感的由頭。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卻合情合理，完全顯示出了這一個性的獨特性。一次賈府伶人扮戲其中小旦扮上活象一個人，風姐、寶釵、寶玉等人心里都知道，但誰也不說出來，或不敢、或不肯，都是為了怕傷著林黛玉。惟有史湘云心直口快說了出來，寶玉忙使眼色制止，好意調停解釋，到頭采，黛玉不但不領寶玉的情，惱他比惱湘云更甚，寶玉分辯說自己并未拿黛玉比戲子，并未笑她，黛玉回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你為什么又和云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輕自賤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的丫頭，……”這是怎樣—顆敏感自尊的心。的確，誰也沒有想給黛玉難堪；然而她脆弱而倔強的個性，時時處處都在防范自衛的心理，對寶玉由相知而苛求的感情，難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值得同情的嗎!就如寶釵送燕窩贈土儀一類事情在黛玉心理上引起的反應，也當作如是觀。在寶釵這面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在黛玉這面，傷感悲泣又實在出自必然。可見，連好意的關切和體諒都會觸發她的聯想，引起他的傷感。
　　在林黛玉身上，真正屬于她自身的個性表現得比較充分。她的所謂孤高自許、目無下塵，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帶有更多的個人性質。從一些細微末節之中已可見出端倪。周瑞家的分送宮花，別人都謝過收下，唯獨黛玉發問：“還是單送我一人的，還是別的姑娘都有呢?”“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粗粗看去，黛玉確實挑剔、小器，透過表象，可以感到她時時處處看重作為一個獨立個性的自我。行酒令時，她隨口說出了《西廂記》(牡丹亭)等“淫詞艷曲”里的句子，失于檢點，以致受到寶釵的箴規。黛玉似乎把“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訓誡放在了腦后，總想展露才智，爭強斗勝。省親之日黛玉安心大展奇才，將眾人壓倒，不想只命作一匾一詠，又不好違諭多作，大為掃興。后采到底憋不住，替正在大費神思的寶玉作了“槍手”，令寶玉喜出望外，覺得比自己高過十倍。
 2、賈寶玉的性格
 賈寶玉是《紅樓夢》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著力最多、寫得較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著作者的影子，也寄托著他對人生和現實的反思。
　　關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過概括而形象的說明；“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凄涼。可憐辜負好時光，于國于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绔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在這兩首《西江月》詞中，作者所賦予賈寶玉最鮮明的性格，就是與當時的社會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這以后的描寫，都無非是這兩首詞的深化和形象說明。
　　賈寶玉性格的特點，首先是對于錦衣玉食、安富尊榮生活的不滿、厭惡，乃至憤懣。第七回他感慨地說：“可恨我為什么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綾羅紗錦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第七十一回，賈寶玉更是憤慨地說：“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拉，就是那個勸，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封建貴族的沉悶生活，使他心中充滿了孤獨、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賈寶玉要求擺脫束縛的性格發展，并導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動上對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義的懷疑否定。他對八股文深惡痛絕，認為那只是“后人餌名釣祿之階”，是“誆功名混飯吃的”。賈政督逼他必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他讀了幾年，仍大半夾生，“斷不能背”。
　  但卻對當時的“淫詞小說”《牡丹亭》、《西廂記》非常喜愛。他不肯走當時一般貴族子弟所走的“學而優則仕”的“為官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場人物交際，罵那些熱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國賊祿鬼”、“沽名釣譽之徒”；卻對封建社會最低層的藝人和奴婢懷著深深的同情和友誼，與出身平民的秦鐘、家道貧寒的柳湘蓮及藝人蔣玉函稱兄道弟，對備受凌辱的丫環們溫柔體貼，百般呵護。他對于男尊女卑的觀念進行了大膽的挑戰，把他的全部熱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純潔的女孩兒身上。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賈寶玉的叛逆性格具有發展上的一貫性、連續性，以及思想上的嚴肅性和不妥協性。他同姐妹們的親疏遠近，是以思想上的親疏遠近為標準的。第三十二回，他當眾宣布：“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嗎?要是她也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和她生分了。”這段文字告訴我們，寶玉和湘云、寶釵在思想上有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同寶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正是由于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是經過長期了解，是穩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礎上的，寶黛之間的愛情才有了近代情愛色彩，而與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三、寶黛愛情悲劇之必然性及社會根源
　　1、家庭環境背景造成的必然性
　　寶黛倆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當時的社會，由于他們和封建勢力的尖銳沖突導致了這一悲劇，從而寫出了這一悲劇的時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寶黛之間的愛情，從一開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劇，因為在寶黛那個時代，假如兩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話，就必須不僅找到一塊能夠容納自由戀愛和自由婚姻的國土，還要找到能夠容納賈寶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國土，找到一塊能夠容納他們叛逆的地方。可是，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這就揭示了寶黛愛情悲劇發展的必然性，揭示出這不是一般的悲劇，而是一個時代的悲劇。那么大的賈府，上到賈母，下到丫鬟，沒有人支持他們的愛情，沒有人站出來為他們說話。
　　并不是由于簡單的門不當戶不對，并不是簡單地由于自由戀愛觸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這一愛情本身所包蘊的反封建色彩為社會所不容造成了悲劇，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輩的地方，也是寫得更深刻的地方。
　　愛情這個題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會性的，政治性的內容充實起來、提高起來，從而全面而深刻地對封建社會作出了有力的批判，這是《紅樓夢》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說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人情小說的地方，也就是《紅樓夢》為什么如此富于影響和震撼人心的地方。
 2、當時的社會環境是生成悲劇的根源
 《紅樓夢》在展開愛情悲劇的同時，揭露了賈，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惡，這在封建社會的末期有其典型意義，它們是整個即將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寫照。小說的第四回寫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頭，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問。金陵應天府尹賈雨村初上任不知內情，本想依法辦理，一個門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紹了一通“護官符”的緣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于是賈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事后又連忙修書二封給薛蟠的姨父賈政，舅父王子騰請他們放心。“護官符”不僅深刻地暴露了當時官場，吏治的黑暗腐敗，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個封建社會里有著何等強大的政治勢力。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關系下，在賈府上下看來，賈寶玉如和寶釵結合，他將贏得世俗艷羨和錦繡前程。賈寶玉如和黛玉結合，他將一無所有。在這種情況下，世俗只能允許賈寶玉和寶釵結合，而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只能以悲劇告終。
綜上所述，《紅樓夢》這部小說很有研究價值同時它包含巨大的社會意義。它一方面通過寶黛愛情的悲劇故事，反映貴族判逆者反對科舉功名，反對禮教綱常，反對封建統治階級給他們規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個性。另一方面是讓人警醒的眾生浮沉之夢，寶黛的愛情悲劇也正是說明了這一點。《紅樓夢》這部偉大的文學名著將在人類歷史上永放光輝。
                                   

參考文獻
1、于天池：《明清小說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張 俊：《中國文學史》（第四冊），明清近代,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
3、呂啟祥：《紅樓夢專題》，北京師范大學網絡教育學院，2002年8月 第一版
4、李希凡：《紅樓夢藝術世界》，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10月 第一版
5、唐富齡：《〈紅樓夢〉的悲劇意識與旋律美》，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