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經》內容及其引向

論《詩經》內容及其引向
[摘 要]《詩經》是上古詩歌之總集，亦是中國最古老之個性化的自由文藝創作。 它的作者成分很復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于民間的歌謠。
 [關鍵詞] 總集 復雜 樂歌 歌謠
 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搜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匯集到朝廷里了。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各個時代從各個地區搜集來的樂歌，一般認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樂官——太師那里的。他們顯然對那些面貌互異的作品進行過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現存的《詩經》，語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體，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大體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現在異時異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各時代、各地區的歌謠，倘非經過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現上述情況。可以認為，由官方制作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間樂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業之一，在《詩經》時代是不斷進行著的。其書包括十五國風、大小二“雅”、三“頌”；共計三百零五篇詩歌。這些詩歌，產生于距今約 2500 — 3500 年前，亦即約當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一千年間。這三百零五篇詩歌，被分為三體，即“風”（十五國風）、“雅”（小雅 / 大雅）、“頌”（商、周、魯三頌）。   朱熹云：“凡《詩》所謂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風”多數來自民間，是上古的情歌與民歌。“雅”是貴族士君子的獻詩。“頌”則是歌頌先祖的史詩。��    孔子云：“《詩》言志。”“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序》申釋其義云：“詩也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風”者，放也，賦也。直言抒情曰“賦”，放情賦歌謂之“風”。“風”其實主要都是各國的民間歌曲。《國風》中的民間歌謠，所反映的生活內容比純粹出于社會上層的《雅》、《頌》廣闊得多，生活氣息也更為濃厚。十五《國風》，以《豳風》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極古老的農事詩，一般以為產生于西周初。與《周頌》中的農事詩不同，它以相當長的篇幅，敘述農夫一年四季的勞動生活，并記載了當時的農業知識和生產經驗，像是記農歷的歌謠。詩的作者，像是一個奴隸管理人，或者如一些學者所說，他是一個奴隸家庭的家長，率領一群農夫和自己的妻子兒女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一種，其本人的身份，也屬于奴隸，只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詩中既嗟嘆農夫的辛勞，又將此作為農夫應盡的義務，并為“公”和“公子”熱情祝頌。詩的價值，在于相當忠實而細致地描繪了從氏族公社轉化來的氏族奴隸制的社會情狀。我們從詩中看到，農夫們既要在田中耕作收獲，又要種桑養蠶，紡麻織絲，乃至練習武功，打獵捕獸；農閑時還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閑，要鑿取冰塊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們夏日里享用；一年到頭，周而復始。他們吃的是什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棗”；“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打來的野豬，大的歸“公”，小的才歸自己；“我朱孔陽，為公子裳”，織染成朱紅色漂亮的衣料，是給“公子”做衣衫；處女也歸“公子”：“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只有在新年時節，“公”會讓人宰了嫩羊，把農夫們召去。于是眾人“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農夫們的勞動成果，還驅使他們為自己高呼萬歲。這首詩不僅在社會學、歷史學、農業學方面是極可貴的資料，從文學史來說，也是后代田家詩的濫觴。在《詩經》時代，在某些地域，對男女交往的限制還不像后代那樣嚴厲，由此我們在這些詩中看到年輕的小伙和姑娘自由地幽會和相戀的情景，如《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一個打獵的男子在林中引誘一個“如玉”的女子，那女子勸男子別莽撞，別驚動了狗，表現了又喜又怕的微妙心理。又如《邶風·靜女》：“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一對情人相約在城隅幽會，但是當那男子趕到時，那女子卻故意躲了起來，急得那男子“搔首踟躕”，那女子這才出來，又贈給那男子一根“彤管”——究竟是什么東西現在已不清楚，但反正在此具有愛情信物的意義，那男子不禁驚喜交集，因為這“彤管”是心上人送給自己的，所以他覺得真是分外美麗，不同尋常。但畢竟，從總體上說，社會的約制是在逐漸嚴格起來，戀人們對自己的行動，也不得不有所拘束。我們在《國風》中看到許多情詩，詠唱著迷惘感傷、可求而不可得的愛情。在后人看來，這也許是一種含蓄的微妙的藝術表現，但在當日，恐怕主要是壓抑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吧。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所以一切詩歌的藝術風格都不是無緣無故地形成的。明朗熱烈的風格，必是情感自由奔放的產物；含蓄委曲的表達，總是感情壓抑的結果。在文學發展的初期，即人們尚未自覺地追求多樣藝術風格的時代，尤其如此。    “雅”者，謠也，吟哦也。“雅”中多是貴族君子的創作。小雅多敘事抒情，大雅多論政議事。“雅者，正也，政事也。雅詩多詠政事。約略觀之，小雅，敘小政，大雅，敘大政‘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小雅”，即小的政事，“大雅”，即大的政事。《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組周民族的史詩，記述了從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創立者武王滅商的歷史。其產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生民》敘述后稷的母親姜嫄禱神求子，后來踏了神的腳印而懷孕，生下了后稷，不敢養育，把他丟棄，后稷卻歷難而不死：“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這段描寫，表現了后稷的神話色彩。后稷長大以后，發明了農業，所種的莊稼都非常茂盛。后來他在有邰成家立業，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礎，而他自己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農業之神。這首帶有神話和傳說色彩的詩歌，反映了周民族的發生觀念和歷史觀念，以及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公劉》敘述后稷的曾孫公劉率領部族從有邰遷徙到豳，在豳開辟土地，建屋定居的歷史。其中寫周人在公劉帶領下剛到豳地住下時的情景是：“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一派歡歌笑語的景象，很是傳神。和《生民》相比，公劉身上已經沒有了神話色彩，而完全是一個歷史人物。《綿》敘述了公劉的十世孫，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今陜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為止的歷史，其中寫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同姜女結婚，在岐下筑室定居，從事農業生產，大修宗廟宮室，委任官吏，然后建立國家，消滅夷人，最后是文王受命。敘事條理分明，結構嚴謹，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寫建筑場面時，用了許多象聲詞，很有氣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那盛土、倒土、搗土、削土的聲音，把巨大的鼓聲都掩蓋住了。以上三首史詩，敘述了周文王出現以前的周民族的歷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樂師利用民間傳說寫成的。此外，《皇矣》從太王、太伯、王季敘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從文王出生敘述到武王伐紂，都記載了周民族的開國歷史，大抵也是出于史官和樂師手筆。《小雅》中一部分詩歌與《國風》類似，其中最突出的，是關于戰爭和勞役的作品。我們就把這類詩同《國風》中同樣主題的詩放在一起介紹。《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黃》，《豳風》中的《破斧》、《東山》，《邶風》中的《擊鼓》，《衛風》中的《伯兮》等，都是這方面的名作。與敘述武功的史詩不同，這些詩歌大都從普通士兵的角度來表現他們的遭遇和想法，著重歌唱對于戰爭的厭倦和對于家鄉的思念，讀來倍感親切。其中《東山》寫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復雜感情，在每章的開頭，他都唱道：“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他去東山已經很久了，現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飄著細雨，襯托出他的憂傷感情。他一會兒想起了恢復平民生活的可喜，一會兒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經荒蕪，迎接自己的也許是一派破敗景象：“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這樣，他也覺得還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懷也！”一會兒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歸來的妻子：“鸛鳴于垤，婦嘆于室。……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剛嫁給自己時那么漂亮，三年不見，不知現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全詩通篇都是這位士兵 在歸家途中的心理描寫，寫得生動真實，反映了人民對和平生活的懷念和向往。這首詩對于后來的詩歌也有一定影響。如漢樂府民歌中的《十五從軍征》，寫一個老兵從軍隊里歸來，卻見到老家已經破敗，親人已經去世，其構思可能曾受到此詩的啟發。《小雅》的《采薇》，表現了參加周王朝對玁狁戰爭的士兵的苦惱，他不能回家，不能休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整天想的就是早日回家。但眼看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回家之事卻毫無指望，因而獨自黯然神傷，“曰歸曰歸，歲亦暮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最后終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他走在回鄉途中，天空飄著紛紛揚揚的雪花，身體又饑又渴，心里充滿悲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他去當兵的時候正是春天，楊柳迎風搖曳，似乎在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鄉的時候正是冬天，雪花霜霏飄灑，似乎在表示歡迎，又似乎表示冷漠。這四句，一直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評價，如晉代謝玄就認為這是《詩經》中最好的詩句（見《世說新語·文學》）。后世詩歌中所表現的以折柳贈遠行之人的風習，似乎最早就是淵源于此詩，因為此詩最早將楊柳與遠行組合到了一起，使人產生了楊柳留人的印象。應該說明：《詩經》中這一類作品，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反戰詩”。因為詩中雖然表達了對于從軍生活的厭倦，對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戀，卻并不直接表示反對戰爭，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詩中的情緒也是以憂傷為主，幾乎沒有憤怒。這是因為，從集體的立場來看，從軍出征乃是個人必須履行的義務，即使這妨害了士兵個人的幸福，也是無可奈何。這一特點，在《衛風·伯兮》中看得更清楚：伯兮蝎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逢。豈無膏沫，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這首詩是以女子口吻寫的。她既為自己的丈夫感到驕傲，因為他是“邦之桀（杰）”，能“為王前驅”，又因丈夫的遠出、家庭生活的破壞而痛苦不堪。詩人所抒發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實的。��      “頌”者，訟也，容也。訟者，群言。容者，舞容，表演也。頌就是史詩與上古之歌劇。《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此言是對的。《頌》詩主要是《周頌》，這是周王室的宗廟祭祀詩，產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單純歌頌祖先功德而外，還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際向神祈求豐年或秋冬之際酬謝神的樂歌，反映了周民族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和西周初期農業生產的情況。如《豐年》中唱道：“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在豐收的日子里，人們興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們賜給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則描繪了大規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在廣闊的田野上，數萬名農夫同時勞動，這是何等壯觀的場面！同時我們也會想到：在這種強大有力的集體活動中，個人的存在價值是很容易被忽視、被抹殺的。這是在那一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經濟條件下必須付出的代價。    《詩經》中篇幅最多的是情詩和抒情詩，這些詩篇主要集中在“國風”中。這種情詩，后世之道學家往往視之為“淫”。如清儒江永說：“孔子未嘗刪詩，詩亦自有淫聲。”而孔子當年則不以為然。他曾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可見孔子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禁欲先生。“國風”的作者不一，有的是無名的民間男女，有的是王家樂師，有的是貴族君子。�ブ祆潢P于“詩”也有一段高明之講論，說:“ 或有問于余曰：‘《詩》何為而作也？'�ビ鄳�之曰：‘人生易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情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詠嘆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論語又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陽貨》）“人而來不知《周南》、《召南》，其猶面墻而立也與？'。”又說：“不學《詩》，無以言。”《鄭風·溱洧》便是極具代表性的一篇。詩寫的是鄭國陰歷三月上旬己日男女聚會之事。陽春三月，大地回暖，艷陽高照，鮮花遍地，眾多男女齊集溱水、洧水岸邊臨水祓禊，祈求美滿婚姻。一對情侶手持香草，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感受著春天的氣息，享受著愛情的甜蜜。《邶風·靜女》更是把當時青年男女在一起時的那種天真活潑、相互逗趣的情景寫得活龍活現。一個故意逗惹，一個語帶雙關的湊趣，其開朗的性格，深厚的感情，愉快的情緒，躍然紙上。《衛風·木瓜》、《鄭風·籜兮》帶有明顯的男女歡會色彩，一是互贈定情物，表示相互愛慕，一是邀歌對唱，借以表白心跡。應該說，《詩經》中的這類愛情詩，展示給我們的是人類美好的情感世界。這里沒有世俗的偏見，有的只是個體生命本能的情感流露。這種淳樸、自然、浪漫的平等愛情，是漢以后愛情詩的矯揉造作所不能比擬的。這種浪漫與明媚的愛情，如山野中不敗的鮮花，雖然充滿野性，但卻像營養著生命的空氣一樣，培育著生活和情愫，塑造著生命的精神。   《詩經》愛情詩，依據生活的邏輯，突出了情竇初開的青年男女對生命內在本初結構恢復完整的焦渴，還原了生命與生活的意義。《周南·關雎》就是一首熾熱感人的情歌。一位男子愛上了一位美麗的姑娘，醒時夢中不能忘懷，而又無法追求到。面對悠悠的河水，目迎水流中浮動的荇菜，姑娘美麗的身影時時閃現在眼前，這更增添了他的痛苦，以致出現了幻覺，仿佛和那個姑娘結成了情侶，共同享受著協諧歡樂的婚后生活。詩中的相思之情是坦率的、大膽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詩人毫不掩飾自己的感情，也毫不掩飾自己的愿望。這種濃烈的感情和大膽的表白，正是生命欲望和生性本能的自然顯露。《詩經》獨有的高度人文關懷，率直大膽的內涵實則是對自己生命要求的尊重，是在追求自己生命性靈的完整。   《詩經》是中國唯一一部脫去了脂粉與俗氣的情愛文學圣典。作為民族青春時代的自由生活經歷的真實記錄，《詩經》愛情詩昭示后人，要擺脫“非人”的鐐銬，回到人之所以為人的真實境界，就必須贏得主體精神的自由，而這也正是《詩經》這部古老經典具有不朽文化價值的根源所在。《詩經》揭開了中國詩歌史上光輝的一頁。它對后世的影響首先是它的寫實精神，其中很多作品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產物。詩人直抒胸臆，敢于大膽地反映現實，旗幟鮮明地頌美與怨刺。這種強烈的現實性是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一個優良傳統。其次是《詩經》的賦比興手法以及純熟的創作技巧，被后代詩人大量借鑒。特別是比興，在古代詩歌中已不單純是表現手法，而是生動的形象與深厚的內容、蘊蓄無窮的風格的統一。它是我國詩歌史上最重要的創作原則。另外，《詩經》靈活多樣的詩歌形式和生動豐富的語言也對后代各體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