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詩圣杜甫的“圣人之心”與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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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被尊為詩圣，是因為他在詩歌藝術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不僅繼承了《詩歌》、《樂府》、魏晉齊梁詩和初盛唐詩的表現藝術為一爐，同時又擅長各種詩體，風格的變化，靈活運用。無論是把出神入化的寫景、坦蕩胸臆的抒情，和針砭時弊的議論結合得天衣無縫；還是對人物惟妙惟肖的工筆刻畫，詩歌巧炒的大膽夸張，以及比興手法在紀實中水乳交融的運用，無不展示出“圣手”的藝術才能，開創出玳詩風，更是因為杜甫具有古圣人的胸襟。
杜甫長期沉淪于下層的社會地位，處于顛沛流漓的動蕩時期，生活在饑寒交迫之中，卻存有普通人的忠厚善良、淳樸、耿直、熱誠的胸懷。他以國家的昌盛太平為己任，以百姓的安康幸福為抱負，想國家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一生始終把個人看得極其渺小，而將國家和人民的命運視為人生終極關懷。不象盛唐時期的一般文人，雖然他們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報負，但他們對自己理想的追求卻都是與個人的功名富貴聯系在一起的。而杜甫則始終如一地追求自己的遠大理想，棄自身而不顧，甚至有點天真和迂腐。“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江漢》）。就是這一點與其它文人墨客相比是極其難能可貴的，稱之詩圣也是當之無愧的。
一、杜甫的“圣人之心”主要體現在國難當頭、皇上蒙難、百姓涂炭之時，他想國家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念念不忘憂國憂民。正如宋代范仲淹所探求的古仁人之心。“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進亦憂，退亦憂”。達到“窮年憂黎元”。在杜甫的詩中充分體現出他的古仁人之心。僅舉幾例可窺見斑：
《悲陳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水中。
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這首詩不僅以血淋淋的實錄反映了唐軍的慘敗，叛軍氣焰正盛的形勢，而且以典型的畫面凸顯了人類戰爭的殘酷。表現的不僅是詩人對時勢變化的關注，更主要是無數生命的毀滅在詩人的心中造成的強烈震撼。杜甫的可貴就在于他的心始終與人民的心在一起滴血，從未因熟視喪亂變得麻木，所以他的痛切悲苦之詞使得千百年來的讀者都為他的博大仁愛而感奮流涕。
《春望》
國破山何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詩人把國難家愁融合為一起，不是一般的寫景抒情，他賦予花草、鳥兒以情感，所濺之淚和所驚之心實際出自詩人，也正是詩人的移情之筆，就因如此，才能使詩人“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了”。憂國憂民之情躍然紙上。
二、杜甫的“圣人之心”也體現在親情友情之上，當朋友蒙難之時更見真情，如《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李白58歲判刑流放夜郎，杜甫聽到消息后，更是悲哀思念不已，不知李白此去窨是生別還是死別，但無論哪一種情況都是令人悲痛的，詩人借夢境來抒發對朋友的關心和思念。這種思念和感嘆勝似“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李白《贈汪倫》）情感，正是患難之時見真情。象《夢李白二首》中“出門搔自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莫身后事！”這不只是對李個人遭遇的感嘆，其實正是杜甫的博愛，仁人之心的體現。
杜甫的“圣人之心”不僅體現在象李白這樣的摯友，更能有代表性的應數《又呈吳郎》了。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須轉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
己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中！
767年冬天杜甫自氵襄西移居東屯，不久他的一位晚輩親戚吳郎從忠洲來在州府任職，因為帶家眷，杜甫就把草堂讓給吳郎住，本詩是專為囑托一件事而寫的。所囑托是草堂西鄰住著一個無兒無食的婦人，經常到草堂打棗杜甫住在這時，是“棗熟從人打”（《秋野五首》其一），從不干涉。吳郎住進后，插上了籬笆，因此杜甫擔心婦人以后不敢再來便勸導吳郎。
雖是窮苦一婦人，涉小一瑣事，但杜甫卻如此認真關注到無微不至。對于由于戰亂賦斂的盤剝已窮到骨髓的人民，詩人能盡到自己微薄的一點援助，在當時真可謂有菩薩心腸了。只有時刻憂國、憂民的人才能從點點滴滴的小事中體現出圣人之心。
三、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可謂是杜甫的“圣人之心”代表作，是他思想境界的頂峰。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乎不得，歸來倚仗自嘆息。俄頃風定去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里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詩人多次在詩里展示過愿為拯救蒼生而犧牲自己的偉大情懷，而這首詩之所以特別感人，就是因為有“各使蒼生有環堵”（《寄柏學士林居》）的愿望。他也曾在其它的詩里表現出推己及人的可貴精神，而在這首詩里表現的卻不只是為了一己的安定和幸福。他自己已落到如此天地--貧困交加屋不遮雨，衣不暖身，食不果腹，但他想到的仍是天下的大批寒士。自己壯志難酬，不可能如愿來拯救蒼生，只能對天祈禱，為了窮苦大眾的幸福他可以獻自己的一切。哪怕是“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是何等超俗的思想境界？也只能圣人在這時才能發出如此高雅、純潔的呼吁，這不正是“圣人之心”的真實寫照嗎？這首激奮人心的絕唱，使“圣人之心”在貧困潦倒的境遇里，寒冷暗談的氣氛中發出光照人間的光茫。
杜甫的詩歌其藝術才能如泰斗名留千古；杜甫的為人及圣潔心胸也同樣萬古留芳。
究其杜甫的思想基礎是與其生活環境和經歷分不開的，特別是儒家思想對他影響也是極其深刻的。繼儒家思想，取圣人之道作為他一生的準則。
韓愈所作的《題杜子美墳》中說：“何人開鑿混沌殼，二氣由來有混濁。孕其清者為圣賢，鐘其濁者成愚樸……。有唐文物盛復全，名書史冊俱才賢。中間詩筆誰清新，屈指都無四五人。獨有工部稱全美，當日詩人無以倫。筆追清風洗俗耳，心奪造化回陽春。”在乾坤中挺特獨立的詩人，因為秉受著天地的清氣，所以能奪得自動化之大功，集人文之大美，是詩人之心所在。
杜甫一生，生活貧苦，顛沛流漓。但他仍不懈追求，矢志不移，而且自我感覺良好，活得津津樂道的原因，笑者認為其是孔夫的“君子固窮”的精神寄托。做為杜甫當然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感染。他既不同于李白的放蕩不羈，當然“仙”不起來，又不同于一般詩人追求功名利祿的“俗”。他所奉行的是“圣人之道”。
他在《江漢》詩中寫道：“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這首詩大約作于詩人去世的前一年，詩中抒發自己飄泊江漢的孤獨，以及病情好轉時重新勃發的雄心壯志。詩人的高情遠志與云天日月化為一片，在空曠高遠的境界中突出了自己獨立在天地間的形象。他窮得清高，儼然一副君子之像。如果說在江漢的廣闊天地中飄流的歸客的形象只是強調了詩人滯留在此思鄉之心，那么“乾坤一腐儒”就是在這個背景上，將自己在天地宇宙的渺小孤獨感進一步的抽象化產生的一個象征性的意象。杜甫早就在詩里提煉自己的孤獨感。《旅夜書懷》已經為他的飄泊生活找到了一個形象的比喻：“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既然這樣，為何又苦苦追求？顯然是君子之道，圣人之心的力量所致。詩人原來的抱負是天經地義的，然而越到人生的最后階段，他越感到自己的渺小無力。漢高祖說：“為天下不用腐儒”（《史記·黥布傳》）。一生奉儒的杜甫在這亂世中真正體會到自己于天下的無用。因此“乾坤一腐儒”的的境界中包蘊了多少痛楚和無奈！然而乾坤之間的他這個腐儒始終沒有放棄經天緯地之心，沒有改變他如一的追求，這難道不是一種偉大的君子之“孤獨”。圣人之孤獨嗎？詩人顯然是甘心于這種孤獨。正因為詩人身為腐儒而仍不忘乾坤，所以見到落日猶能激起雄心壯志。“乾坤一腐儒”（《江漢》）這一高度凝化的理念概括了他一生的形象，是對一生作了正確的總結。
其二，杜甫的思想根源不僅是“腐儒“，也可算作”愚得可笑，愚得天真。
天寶年間，奸臣當道，賢俊埋沒，杜甫科舉落第，生活更是“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懷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在此景此情之中，杜甫的腐儒形象更為突出。《自京起點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可以說是最集中披露詩人救世濟民的執著追求和意愿，觸目驚心地展現了貧富之間的尖銳對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預示了一觸即發的政治危機，傾瀉出詩人無比深廣的憂憤。
這首詩寫于天寶十四年，也是杜甫的儒家圣人思想的集中體現。十月杜甫得到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的任命，十一月離京赴奉先縣（今陜西蒲城）探家，路經驪山，當時唐玄宗和楊貴妃正在驪山避暑享樂，對安祿山的反判尚未可知。路途的所見所聞，使詩人久已壓在心頭的政治危機感和大亂將臨的預感油然而生。因此發出憂國憂民的浩漢。“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此稷與契。居然成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詩人明明知道“許身”太愚，仍然矢志不移。雖說自己一事無成，但是希望實現志向的心愿要蓋棺時才則已。盡管同學取笑，仍不能改變求世濟民的熱腸。古今之人都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杜甫卻唱出“窮年憂黎元”的浩歌。憂國憂民的思想古來值得贊頌，杜甫這種“愚忠”的作法有點與人相悖，這是他不被眾人理解的原因。也是他“腐”的體現。
“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以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詩人說不甘退隱是生逢堯舜之君。那么既逢堯舜之君，廊廟里有的是棟梁之材，哪里還缺自己這塊料？既然如此，其戀闕之心也仍然不變，只是因為葵藿向日，天性難移而已。如此汲汲進取，豈非太熱衷于功名？自己本心并非象螻蟻那樣自營穴洞，而是象巨鯨般的志在千里。如其執著于大道，又羞于干謁，才一直埋沒風塵，但即使耽誤了生計也始終不肯歸隱。只能愧對巢父，許由，飲酒放歌以破悶了。歸根結底“腐”也。
是“圣人之道”、“君子之心”造就了杜甫的詩圣之名，使杜甫一生中能以圣人之心胸寫下了不朽的傳世佳作為后人所傳頌，這也是杜甫詩與諸詩人不同這處。“窮年憂黎民”者歷映有之，“位卑未敢忘憂國”者有之。像子美這樣的腐儒實屬罕見，稱之為“詩圣”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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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1、葛曉章撰，《杜甫詩選評》，新世紀古典文學經典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2年10月第1版
2、《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445頁
3、《唐詩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7年，第一版，345頁
4、《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8年，第一版，553頁
5、周蒙、馮宇著，《杜甫詩選讀》，1980年6月，第一版，第2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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