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腔京韻自多情

京腔京韻自多情──淺談老舍的市井小說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自舍予，筆名老舍，滿族人。生于北京城的一個貧民家庭 ，在大雜院里度過了艱難的幼年和少年時代。他非常熟悉社會底層的市民生活，喜愛流傳于市井里的戲曲和民間說唱藝術，深知他們的思想感情。這種特殊的生活經歷是他的日后的創作視野迥然不同與其他作家。他是一個滿族出身的知識分子，但他出身于一個社會底層的貧苦市民的家庭里，這使他對中華民族和滿族歷史的悲劇不同于清王朝的王公貴族。他不憐惜清王朝統治政權的覆滅，始終關心的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在這樣一個思想基點上，他把滿漢等被壓迫的底層群眾視為一體，而對所有壓迫欺凌他們的權勢者，進行無情的諷刺和揭露。他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著，而是體現整個中華民族利益和要求的中國作家。中華民族歷史命運的主題與被侮辱、被損害的小人物的悲劇命運的主題在他的作品中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他們的痛苦命運和他們為掙脫這種命運所做的忍耐、掙扎與反抗，始終是他描寫的重點，他們之間的理解、同情和愛護，是他所贊美的最美好的人性。執著的描寫“城與人”的關系用眾多小說構筑了一個廣大的“市民世界”。幾乎包羅了現代市民階層的生活的所有方面，形成了他所特有的“市井小說”。再加上他對北京文化特別是他對北京民風民俗、北京市民文藝的熟悉和了解使他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京味”的開創者。他在北京話基礎上提煉出的文學語言豐富了中國現代的白話語言，這種語言以親切、流利、幽默、滑稽而與其他的語言風格相區別，是老舍成為這種語言風格最杰出的代表。
 中國的小說，由市井產生，經市井傳播。描述了市井人民的生活情趣，受到了平民知識分子和茶肆酒樓的民眾的垂青。但到“五四”時代，“市井小說”（主要指反映市井生活，帶有市井風味的小說）發生的危機。“市井小說”的“香火”燃到了現代文學時期第一個接繼者就是老舍。《老張的哲學》、《趙子曰》、《離婚》、《牛天賜傳》、《四世同堂》、《駱駝祥子》等小說從各個側面逼真而又生動地展現了北京市民在文化古城的氛圍中形成的特有的情感和性格趨勢。
 從老舍的“市井小說”所發映出的市民世界，京味獨特，及悲劇特征這幾個方面，可以看出老舍文學創作豐富思想和獨特的藝術魅力.
一.市民生活中幾類典型市民
 老舍的獨特貢獻在于他從文化視角出色的描寫了市民生活。他寫市民生活的小說，其一不僅在于展現了市民生活的圖景，使作品具有豐富的文化底蘊，而且通過市民形象的描寫解剖了國民性，表現了小市民作為人應有的價值。這種的價值與他們人格喪失，人性淪落的現狀之間的極大落差，以及這種落差對民族靈魂的腐蝕。他刻畫了市民世界中，可分為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等幾種不同的人物系列.
 老派市民是老舍寫的最好的市民形象。但仍是“鄉土”中國的子民。身上負載著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們的人生態度與生活方式都很“舊派”、“保守”、“閉塞的”。作者常常通過戲劇性的夸張，揭示這些人物的精神病態，從而實踐他對北京文化乃至傳統文化中消極落后方面的批判。                《二馬》中的老馬（馬則仁）年齡不過50歲故意裝出頹唐的樣子，他一輩子不但沒有用過腦子，而且眼睛也從未在一件東西上盯過3分鐘，他的思想和行動完全受著傳統觀念的支配，只想做官，歧視經商。認為經商“俗氣”，他自我封閉，到了倫敦也不肯打開窗簾看看外面的情形，它的奴才性表現得十分突出，處處討好外國人，甚至英國人要出兵中國，他也要講“禮”、“歡迎英國兵！”作者對這一人物的描寫是真實而深刻的，其典型意義已經超過了對市民的針砭。而成為對中國古老民族國民性的批判。作者認為，要使祖國興盛富強，必從改造國民性入手，他在《二馬》中深有感觸的寫到“民族要是老了，從人生下來就是，出窩老。……一國里要有這么四萬萬出窩老，這個老國便越來越老，這到老得他也爬不動，便一聲不出的嗚呼哀哉了！”馬則仁就是一個典型的“出窩老”。                                              
 《離婚》是老舍作品的“市井小說”走向成熟的標志。作品突出的表現小市民的價值。通過對灰色市民生活和折中、敷衍、妥協、懦弱的市民性格。作品中的張大哥也是老舍作品中老派市民的代表。這是一個知足認命，墨守成規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熱心為人做媒，反對離婚。他認為離婚等于破壞現狀，他要維持現狀，他害怕一切的“變”。小說一開頭就用夸張的筆墨介紹：“張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對離婚。”對張大哥來說“離婚”意味著既成秩序的破壞，而他一生的“事業”正是要調和矛盾，“湊合”這過日子。他要維持現狀，以求得“天下太平”。他有一個小康之家，所抱的人生哲學是折中、敷衍、安分。他遇到問題不是去解決，而是“退一步想”，于是便感到什么都很圓滿。實際上他是在怯懦回避矛盾，做自我安慰。它的處世哲學當然會碰壁，結果他成了悲劇角色，只會絕望的哀嘆：“我得罪過誰？招惹過誰？”老舍以幽默的筆法，真實地寫出張大哥這類市民社會“老中國的兒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學的破產，以及他們欲順應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劇。
 《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爺，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懦的回避政治與一切紛爭，甚至當日本人打到北京時，在他看來只尚準備一些糧食與咸菜，堵上自家院門，就可以萬事大吉。都快當亡國奴了，他還想著自己的生日：“不管天下怎莫亂，咱們北平人決不能忘了禮節！”雖然自己不過是平頭百姓，可心里總忘不了把人嚴格得分了尊卑貴賤，忠實而真誠的按照祖傳的禮教習俗辦事，處處講究體面與排場。他奉行著“和氣生財”的人生哲學，“善良”到了逆來順受的地步。
 作者正是通過對馬則仁、張大哥、祁老八等這些人思想、性格的刻畫，深刻地反映了北京市民乃至整個民族的“國民性弱點”，以及這些弱點在社會變革中被改造的歷史過程。同時也可以看出作者對傳統文明的批判。但在批判傳統文明中，又不是純粹接受外來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他雖然曾在倫敦呆過四五年，但對西方文明持非常謹慎以至排擠的態度。這種態度表現在他對“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畫式描寫上。在《離婚》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現過那種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調而喪失了人格，最終墮落的人物，如《離婚》中的張天真“漂亮、空洞看不起人錢老是不夠花的，沒錢的時候也偶爾上辦點鐘課。漂亮：高鼻子，大眼睛，腮向下溜著點，到沒有笑而笑的時候，專為展列口中的白牙。一舉一動沒有不像電影明星的，約翰巴里穆爾是圣人、是上帝。頭發分得很講究，不出門時永戴著壓發的小幌墊。東交民巷俄國理發館去理發，因為不會說英語，被白俄看不起。高身量、細腰、長腿、穿西服。愛“看”跳舞，假裝有理想，皺著眉照鏡子，整天吃蜜柑，拿著冰鞋上東安市場，穿上運動衣睡覺，每天看三份小報，不知道國事，專記影戲院的廣告，非常的和藹，對于女的。”這是一種即新潮又淺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老二祁瑞豐，寇招娣也是這樣一類“洋派青年”。不過他們兩個的“洋”味，更讓人惡心。因為洋味中還帶著漢奸味。對于這一類“新派市民”作者是持以批判的態度的。誠然，我們也能看到作者在給新派市民畫粗俗的漫畫時，鄙夷不屑之情便溢于言表。在這種嘲諷批判里頭，也包含著對西方文明的反思。
 在刻畫人物的同時，老舍在批判封建制度同時也給予資本主義的弊病以揭露。這給他的“市井小說”賦予了新的時代意義。
二、“市井小說”中獨特的“京味”
 “京味”是老舍市井題材小說的獨特風格即地方個性、文化個性。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學創作中，幾乎成為“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獨家店。
 建國以前，老舍1918年師范畢業后，在北京當過幾年校長，1922年就到了天津，后又到倫敦、武漢等等，為國為家不得不長年流落外鄉，他的執筆創作期從未落腳與北京。但他不僅選擇了北京的市井生活這一題材，而且還在這一題材中注入了這個古老城市的靈性─京味。
 所謂“京味”是由人與城之間特有的精神聯系中發生的，是人所感受到城的文化意味。因此寫北京就不能只寫北京的風景氣候，而是要寫出這個紅墻綠瓦包圍著的城池之中所特有的情態。在首善之區的北京，雜居著各種各樣的人。老舍精心找尋的是生活與北京市井之間滿漢相兼的“老”北京人的氣質，并以次構成它的“市井”小說的京味兒特征。
 用富有京味兒的典型環境來寫市民生活。寫大雜院、四合院、車廠、胡同。如在《駱駝祥子》中作者運用很多筆墨寫到“人和車廠的前臉是三間鋪面房，當中的一間作為柜房，只許車夫門進來交帳或交涉事情，并不準備隨便來回打穿堂。因為東間與西間是劉家父女的臥室。西見的旁邊是一個車門，兩扇綠漆大門，上面彎著一根粗鐵條，懸著一盞極亮的，沒有罩子的燈，等下橫懸著鐵片，鐵片涂金的四個字─“人和車廠”。┄┅有大門進去，東西房全是敞臉的，是存車的所在；南房和南房后面小院里的幾間小屋全是車夫的宿舍。”
 “祥子坐在一個小胡同口上，清晨的小風吹著他的頭。”
 “順著西四牌樓一直往南，他出了宣武們，┅┅出了城門，還往南┅往南┅往南，在往南，他奔了天橋，輔戶的徒弟┅┅各色的貨攤，各樣賣藝的場子┅┅平時里這里說相聲的，耍狗熊的，變戲法的，數來寶的，說鼓書的，練把式的。”
 “大雜院里有七、八戶人家，多數的都住著一間房，一間房里有的住著老少七、八戶，這些人有的拉車，有的作小買賣，有的當巡警，有的當仆人，各人有各人的事兒，誰也沒個空閑，連小孩子們也都提著小筐，早晨去打粥，下午去拾煤核。只有那頂小的孩子才把屁股凍得通紅在院子里玩耍或打架。煤灰塵土臟水都倒在院中，沒人顧得去打掃，院子當中間兒凍滿了冰，大孩子拾煤核回來那這當冰場。嚷鬧著打冰出溜玩。頂苦的是那些老人與婦女。老人們無衣無食躺在冰涼的炕上，干等著年輕的掙來一點錢，好喝碗粥，年輕賣力氣的也許掙得錢來，也許空手回來，回來還要發脾氣，找著縫兒吵嘴。老人們空著肚子得拿眼淚當作水，咽到肚中去。那些婦人們既得照顧著老的，又得顧著小的，還的敷衍年輕掙錢的男人，她們懷著孕也得照常操作，只吃著窩窩頭與白薯粥；不，不但要照常工作，還得去打粥，兜攬些活計……”
 “到了六月，大雜院里在白天簡直沒有什么人聲┅┅大家都在院中坐著，等著婦女們作飯。此刻，院中非常的熱鬧，好象是個沒有集貨的市場。”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經驗與大小雜院四合院和胡同，寫市凡俗民生活中所呈現的場景風致，寫已經斑駁破敗仍不失雍容氣度的文化情趣。為讀者提供了豐富多彩多采的北京風俗畫卷。這畫卷所充溢著的北京的味兒有濃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三 .老舍作品的市井風味與北京市民靈魂的溝通即北京市民庸常人生與北京文化心里結構的揭示。
 北京從元明清一直都作為皇都，形成了帝輦之下特有的傳統生活方式和文話心理結構。多年的皇都使他們養成了許多“習慣”。比如“講究禮儀”。他們做事講究排場、氣派。這既是北京人的禮儀，也是北京人的氣質。“連走卒小販全另有風度”。北京人多禮。〈〈四世同堂〉〉中這樣寫到祁老人“自幼長在北京，耳濡目染的向旗人學了許多規矩禮路”。在〈〈四世同堂〉〉第一長就寫到“無論戰事如何緊張，祁家人不能不為祁老人祝壽。”祁老人 ：“別管天下怎莫亂，咱北京人不能忘了禮節。”祁老人不過是一個普通百姓，可心里總忘不了把人嚴格得分了尊卑貴賤。這也是一個典型代表。常期生活在皇城根下的老百姓的一種文化習俗這種禮儀不僅僅是八旗子弟才有的，就連〈〈四世同堂〉〉中得人力車夫小崔。〈〈駱駝祥子〉〉中的祥子，也受這種“禮儀”的熏陶。小崔在拉車時碰到一個日本兵，坐車還不給錢，他居然不畏懼什么把這個日本兵打了一頓，但當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記耳光時，卻連手都不還，并不時因為小崔懼怕大赤包，而是因為他不能違反北京的老禮“好男不和女斗”。祥子也深處北京的“禮儀”的影響，虎妞要討好劉四爺，答應能夠把她嫁給祥子，也幫祥子去給劉四爺送禮。這些都是長期生活在皇城根兒下的北京百姓所特有的。這是北京人的風習，也是北京人的氣質。
 四.老舍還巧妙的運用市井流傳的京腔土語來創造他的小說中獨特的“京味兒”。他精選那些形象性強又朗朗上口的北京的方言土語，還有北京地區特有的兒話音，來表現北京市民口語的圓潤和油滑。
 如 高媽：“你真成，永遠是‘客（怯）木匠---一鋸（句）’”。
 老人：“一個人能有什莫蹦兒。“
 還有如文章中出現的“白毛汗”，“啞巴吃偏食---心理有數兒”，“人模狗樣”，“甭擺閑盤兒”，“這就是婁子”，“摩撒”等。這些語言都是北京的方言土語。由此還可見北京市民口語的圓潤。還可足顯現老舍語言濃郁的“京味兒”與“幽默”。
 總之，老舍的作品在中國現代小說藝術發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遠離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藝腔”他的“市井文學”和“京味文學”是現代作家中獨具一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