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離騷》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

論《《離騷》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

[摘 要] ：

 漢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遠。《離騷》當是屈原到鄢郢拜謁了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后所寫。詩開頭追述楚之遠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臨睨舊鄉”而不忍離去，中間又寫到靈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節，都和這個特定的創作環境有關。 因此，《離騷》一詩聞名世界，流芳百世。
 
[關鍵詞] ：兩個世界.禮辭.外部形象.思想性格……

��  《離騷》一詩，家喻戶曉。
 《離騷》是一首充滿激情的政治抒情詩，是一首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杰作。詩中的一些片斷.情節反映著當時的歷史事實(如“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傷靈修之數化”即指懷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對屈原態度上的幾次反覆)。但表現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義的方法：不僅運用了神話、傳說材料，也大量運用了比興手法，以花草、禽鳥寄托情意，“以情為里，以物為表，抑郁沉怨”。而詩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對喻體的調遣，又基于傳統文化的底蘊，因而總給人以言有盡而意無窮之感。這就是《離騷》的與眾不同之處。 �牐犛捎谠娙藷o比的憂憤和難以壓抑的激情，全詩如大河之奔流，浩浩湯湯，不見端緒。但是，細心玩味，無論詩情意境的設想，還是外部結構，都體現了詩人不凡的藝術匠心。 �牐犖艺J為，從構思上說，詩中寫了兩個世界：現實世界和由天界、神靈、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風、雷、鸞風、鳥雀所組成的超現實世界。
 超現實的虛幻世界是對現實世界表現上的一個補充。在人間見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樣見不到天帝；在人間是“眾皆競進以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樣一事無成。這同《聊齋志異》中《席方平》篇寫陰間的作用有些相似。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經過由人到鬼的變化才到另一個世界，而《離騷》中則是自由來往于天地之間。這種構思更適宜于表現抒情詩瞬息變化的激情。詩人設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傳說中的神山昆侖之上，這是與從原始社會開始形成的一般意識和原型神話相一致的，所以顯得十分自然。
 因此，比起后世文學作品中通過死、夢、成仙到另一個世界的處理辦法更具有神話的色彩，而沒有宗教迷信的味道。詩人所展現的背景是廣闊的，雄偉的，瑰麗的。其意境之美、之壯、之悲，是前無古人的。特別地，詩人用了龍馬的形象，作為由人間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間的創作。我國古代傳說中的動物龍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駿馬。在人間為馬，一升空即為龍。本來只是地面與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駿變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則高空便成了天界。詩人借助自己由人間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間的情節變化，形成了這首長詩內部結構上的大開大闔。詩中所寫片斷的情節只是作為情感的載體，用以外化思想的斗爭與情緒變化。然而這些情節卻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長篇抒情詩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因此，此詩才有如此非凡之處。得到了世人的贊可。�牐爮耐獠拷Y構言之，全詩分三大部分和一個禮辭：
 第一部分從開頭至“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自敘生平，并回顧了詩人在為現實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斷自我完善、不斷同環境斗爭的心靈歷程，以及慘遭失敗后的情緒變化。這是他的思想處于最激烈的動蕩之時的真實流露。
從“女媭之嬋嬡兮，申申其詈予”至“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為第二部分。其中寫女媭對他的指責說明連親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獨是無與倫比的。由此引發出向重視
陳辭的情節。這是由現實社會向幻想世界的一個過渡(重華為已死一千余年的古圣賢，故向他陳辭便顯得“虛”；但詩人又設想是在其葬處蒼梧之地，故又有些“實”)。然后是巡行天上。入天宮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掙扎與不斷追求的頑強精神。
 從“索藑茅以筵篿兮”至“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為第三部分。
 表現了詩人在去留問題上的思想斗爭，表現了對祖國的深厚感情，讀之令人悲愴!
 末尾一小節為禮辭。“既莫足以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雖文字不多，但表明詩人的愛國之情是與他的美政理想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全詩到高潮之后的畫龍點睛之筆，用以收束全詩，使詩的主題進一步深化，使詩中表現的如長江大河的奔涌情感，顯示出更為明確的流向。詩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于現實主義的手法展現了詩人所處的環境和自己的歷程。而后兩部分則以色彩繽紛、波譎云詭的描寫把讀者帶入一個幻想的境界。常常展現出無比廣闊、無比神奇的場面。如果只有第一部分，雖然不能不說是一首飽含血淚的杰作，但還不能成為像目前這樣的浪漫主義的不朽之作；而如只有后兩部分而沒有第一部分，那么詩的政治思想的底蘊就會薄一些，其主題之表現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既含蓄，又明確；既朦朧，又深刻。  �� 《離騷》為我們塑造了一個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首先，他有著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長顑頷亦何傷。”很多屈原的畫像即使不寫上“屆原”二字，人們也可以一眼認出是屈原，就是因為都依據了詩中這種具有特征性的描寫。
 其次，他具有鮮明的思想性格：
 第一：他是一位進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張法治(“循繩墨而不頗”)，主張舉賢授能。
第二：他主張美政，重視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反
對統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陳辭一段可見)。
 第三：他追求真理，堅強不屈(“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這個形象，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兩千多年來給了無數仁人志士以品格與行為的示范，也給了他們以力量。
 《離騷》的語言是相當美的：
首先，大量運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強自身修養，佩帶香草喻保持修潔等。
但詩人的表現手段卻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如“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第四句中的“芳”自然由“芰荷”、“芙蓉”而來，是照應前二句的，但它又是用來形容“情”的。所以雖然沒有用“如”、“似”、“若”之類字眼，也未加說明，卻喻意自明。
其次，運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稱來象征性地表現政治的、思想意識方面的比較抽象的概
念，不僅使作品含蓄，長于韻味，而且從直覺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
 再次，全詩以四句為一節，每節中又由兩個用“兮”字連接的若連若斷的上下句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韻，使全詩一直在回環往復的旋律中進行，具有很強的節奏感。
 最后，運用了對偶的修辭手法：如“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發乎洧盤”；“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等，將“兮”字去掉，對偶之工與唐宋律詩對仗無異。
 關于《離騷》一名的由來，歷代學者釋“離騷”，或曰“離憂”，或曰“遭憂”(班固解)，或日“別愁” (王逸解)，或曰“牢騷”(游國恩解)。諸說雖皆可通，但我以為，《離騷》這篇千古絕唱，絕不僅僅抒寫了作者的“離憂”、“別愁”、“牢騷”，而更為重要的是凸現了詩中的抒情主人公——屈原——的整體文化人格，澆鑄了一個獨具一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牐爴�《世說新語·任誕》載：“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這是對《離騷》的褻瀆，也是對屈原的褻瀆。
 王恭之流，“少讀書”，不學無術，只會放浪形骸，卻自詡風流，附屈原之驥尾，其真性卻與屈原大相徑庭。魏晉名士們看重的是肉體的放縱，而屈原看重的是精神的堅守，他堅守的是自己的高潔、自己的耿介。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位高潔的志士。
 他在《離騷》中說：“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他剛誕生時，“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則兮，字余日靈均。”他從小就汲汲自修，陶鑄自己的“內美”和“修能”：“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他潔身自好：“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擘木根以結苣兮，貫薜荔之落蕊”。他“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白爵然涅而不淄”。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但他卻因過于自潔、不肯與世俗和光同塵而遭到貶斥：“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余雖好修女夸以革幾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苣。”他的流放，與其說是被楚王放逐，不如說是被整個世俗社會放逐。雖然他“懷信佗傺”，但他“行董道而不豫”，決不肯“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不肯向流俗低眉俯首。他不會像駱賓王那樣發出“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的悲嘆，他深知“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他不理會世俗的目光，只是昂起冷清的頭顱，踽踽獨行：“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他不肯向社會摧眉折腰，他寧愿“伏清白以死直”，“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他懷瑾握瑜，矢志不渝：“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其耿介可見一斑。�牐牎峨x騷》中的屈原，不僅是個高潔的志士，還是個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他在《離騷》里，提出了自己的“美政”理想。屈原是個“壯志煙高”的人，他一心改革時政，指點江山。他在《離騷》中，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楚王要“遵道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所謂“舉賢而授能”，即不拘一格、不分貴賤選用賢能以治理國家；所謂“循繩墨而不頗”，即修明法度，嚴格按照法度辦事。他規勸楚王：“不撫壯棄穢兮，何不改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乎先路!”為了實現自己的“美政理想”，“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冀枝葉之峻茂兮，愿俟時乎吾將刈。”可是，他的“美政”理想觸犯了貴族群小的利益，遭到了他門的圍攻。“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群小黨同伐異，在楚王面前對他極盡誣蔑誹謗之能事，楚王“信讒而齌怒”，放逐了他。甚至連他苦心培植的“留夷”、“揭車”、“杜衡”、“芳芷”(香草之名，喻指賢才)，也腐化變質了，他只能空嘆“眾芳之蕪穢”。“美政”理想已成明日黃花，屈原也成了“美政”理想最后的守望者。他孤凄地抱著“美政”理想，但他決不肯“量鑿正枘”，茍合取容于世。他說：“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遺則。”“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他要以前修彭成為榜樣，以死明志，以死殉國。劉勰說他“依彭咸之遺則”，是“狷狹之志”。非也!我認為，屈原的自沉，是殉于自己的理想，他是抱著自己的“美政”理想沉入汨羅江底的。這種情志，是十分悲烈的、十分堅毅的，決非“狷狹之志”。淮南王劉安論屈子云：“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論甚當。�牐犼P于屈原，歷來公允之論是：屈原是忠君愛國之士。在屈原的政治理念里，君王就是國家的象征，君王必須是圣王。因此，他的忠君思想與愛國思想是一體的。而他對君王的理想化則使得他的“忠”．帶有些“愚”的意味。
 明代邱志廣《為離騷太玄作》云：“古人云屈原之忠，忠太過也。”過于忠便是“愚忠”。屈原在《離騷》里，總是把楚王比喻成“香草”，如“荃不察余之衷情兮”；他又用“靈修”來指代楚王，如“傷靈修之數化”。但君王畢竟不是“香草”，并不圣明，“不察余之衷情”；君王也不是“靈修”，老是反復無常。于是，屈原失望了，“怨靈修之浩蕩”。但他無奈，他只能把楚王對自己的失信歸咎于君王身邊的群小，斥責他們“競進以貪婪”，“興心而嫉妒”，“亻面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指斥他們蠅營狗茍，把國家推向危亡的境地：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他對國家頹危的境況憂思如焚，“恐皇輿之敗績”，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決定聽從靈氛和巫咸的勸告，去國遠游，去尋找明主圣君，實現自己的“美政”理想，但最終由于對祖國的深情眷戀而忍死不肯離去：“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詩人在最后的亂辭里直陳以死殉國的本意，以明己志。
 后來，他懷著報國無門的悲憤，在“可以濯我纓”的“滄浪之水”中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離騷》通過詩人自敘平生及其心路歷程，雕塑了一個高潔、耿介、忠君、愛國的理想主義者和殉道者形象。其志可謂高矣，其行可謂潔矣!如靈均者，天下能有幾人?
 這就是《離騷》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