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邊城》的現實描寫

論述《邊城》的現實描寫
                       ——積極浪漫主義帶來的人生力量
 
 《邊城》是這樣的一部作品，讓人難以忘懷的，讀過后，心里久久地在回味。上世紀三十年代出自文學大家沈從文的手，如此的攜久流遠。
 這就是《邊城》的魅力。
 《邊城》，寫的是一個隱痛的綿里藏針的悲劇，悲劇脫離不了“現實”。
 首先，我們都感受到，邊城的是一典悠揚的牧歌，它的文字，它的語境，它描寫的真善美的人性，它的世界里簡樸單純的生活，還有湘西世界里一景一物融一情如此優美和諧，都會使人輕輕嘆息向往。牧歌(pastoral)本是一個取自西方的文學術語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多用它和“情調”、“氣息”等一類詞匯搭配，對那些以理想化筆墨處理鄉土題材的作品中能夠界定其本質因素的抒情傾向和品格，作印象性的描述。如劉西渭的《<邊城>輿<八駿圖>》一文中說：《邊城》是“一部idyllic杰作” ②。汪偉的《讀<邊城>》提到《邊城》有“牧歌風”和“牧歌情調”，“《邊城》整個調子頗類牧歌” ③。夏志清贊賞沈從文的《邊城》是“可以稱為牧歌型的”，有“田園氣息”的代表作品④。楊義說沈從文“小說的牧歌情調不僅如廢名之具有陶淵明式的閑適沖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艷幽渺”，是真正的“返樸歸真” ⑤。
 牧歌并不是一味地歌舞升平，哀怨凄楚的挽歌也是牧歌的天然組成部分。后來，牧歌更發展出一個分支--哀歌⑥。
 沈從文用一種優美的帶有詩意的筆調講述一個悲切的故事。這曲牧歌，譜的真正的底音是哀歌，不帶著淚意，不帶著痛苦的吶喊，也不帶著一絲對人生不如意的控訴，卻給予讀者一種坦然從容的力量。
 然而， 一些理論批評家，文學史家，認為沈從文沒有按照他們的要求與模式寫作，于是評價說《邊城》寫的是一個世外桃源，脫離現實生活，指責《邊城》是虛構了一個過于真善美的世界，是一種虛偽，意在麻痹讀者的神經。
 沈從文曾明確聲明要“用一枝筆來好好保留最后一個浪漫派在20世紀生命取予的形式”， 《邊城》是一部浪漫主義作品，然而雖然說浪漫主義描寫理想，并非指浪漫主義就絲毫沒有現實性，只是說浪漫主義不是真實地描寫現實，而是理想地去描寫對象、描寫理想化的對象而已。所謂理想并不是現實，但理想有反乎現實發展傾向的，也有合乎現實發展傾向的，于是有積極的浪漫主義和消極的浪漫主義的差別。太過理想化的東西，往往是空乏而無生命力的，然而《邊城》無疑是一部積極的浪漫主義作品，它并沒有脫離現實生活，相反，一切情節的發展都跟現實息息相關，以下我將一一論述。
 汪曾祺在《又讀〈邊城〉》中寫道：“可以說《邊城》既是現實主義的，又是浪漫主義的，《邊城》的生活是真實的，同時又是理想化了的，這是一種理想化了的現實。      為什么要浪漫主義，為什么要理想化？因為想留住一點美好的，永恒的東西，讓它長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
 我很同意以上觀點，讀過《邊城》的朋友，多會從中得到一種美的感受，美的力量，然而這種感受卻不是虛無縹緲而無助的，因為沈從文并不是一味地將一切理想化了，也并未將小說的人物置于“世外桃源”，相反，小說里無處不在地透露出一份“薄薄的凄涼”，也就是我以下要論述的“現實”的真實存在，還有“現實”對人物命運所帶來種種無形的壓迫，正因為是以“現實”為支撐的“理想化”，才使小說具有給予讀者堅實力量的感受基礎。
 我認為，小說中所描寫的“現實”可以表示在以下三點。
 其一，雖則小說描寫的湘西世界是如此的景色怡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這樣的自然和諧。然而小說所體現的殘酷的現實卻也是無處不在的。這個現實包括社會現實和自然現實，社會現實的直接描寫幾乎沒有，渡船的爺爺的赤貧令他在順順家面前有揮之不去的自卑感，龍舟賽上勢利的觀眾對二老婚事的議論也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不安，以致于使他一而再地承受當年女兒和那個可憐的兵士殉情所帶來的忍痛，他心力交瘁，他一心一意地希望翠翠能得到愛情的幸福歸宿，每天都思量著這件事，然而他卻無力改變這樣的現實，希望一次次破滅，操心過度，爺爺漸漸走向死亡。要說應天命，盡人事，爺爺是真正地做到了。
 女兒的悲劇也有著殘酷的社會現實，試想這個愛情不是發生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這
愛情不是也有被成全的可能嗎？然而現實總是殘酷的“有了小孩子后，這屯戍兵士便想約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從逃走的行為上看來，一個違悖了軍人的責任，一個卻必得離開孤獨的父親。經過一番考慮后，屯戍兵見她無遠走勇氣，自己也不便毀去作軍人的名譽，就心想：一同去生既無法聚首，一同去死應當無人可以阻攔，首先服了毒。”請注意“無人可以阻攔”正是即旁人給他們施以的道德壓力，據研究也興許有漢苗通婚的壓力。等女兒“生下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卻到溪邊故意吃了許多冷水死去了。”這一切對于一個父親而言是多么沉痛的打擊。在作者淡淡的敘述中，不著力地描寫，像水墨畫，蕩漾開的是一種深遠的 更具感染力的憂傷感。如果沒有作者那樣優美的著墨，就這個生存現實而言，爺爺實際上正承受著生命的殘缺。試想一個貧困的老人承受著白頭人送黑頭人之痛，孤獨地撫養遺孤，這不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局面嗎？
 再者就自然現實而言，茶垌的景色恬人并不作為其自然環境適宜人生存的例證，恰恰相反，此處自然生存環境惡劣，生活在這山水間的人們時時在自然界的天災人禍中求生存。小說寫道：“人家房子多一半著陸，一半在水，因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設有吊腳樓。河中漲了春水，到水腳逐漸進街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長長的梯子，一端搭在自家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墻上，人人皆罵著嚷著，帶了包袱、鋪蓋、米缸，從梯子上進城里去，等待水退時，方又從城門口出城。”此情此景可想知是多么的艱難。“某一年水若來 得特別猛一些，沿河吊腳樓，必有一處兩處為大水沖去，大家皆在城上頭呆望。受損失的也同樣呆望著，對于所受的損失仿佛無話可說，與在自然安排下，眼見其他無可挽救的不幸來時相似”這是在無力抗爭下對自然的無奈從而妥協。
 其二，人物性格造成的現實。以翠翠為例，“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故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翠翠有可人的性格，是一種由山水間靈氣養育出的真善美，然而正因其美才顯其脆弱。想像一下翠翠的生存環境，如此的單純，她所受的教育也無外乎一些日常性的生活，并無經過所謂“現代文明”的教育，也無經過多”人事的歷練，溫厚的爺爺對這一遺孤的成長給予了無限的關愛與保護，以彌補她無爹無娘的凄涼，這樣的成長使得她保有純真動人的性情，但同時，也使她過于內斂，不善于察覺環境的變化，不明白應變與爭取的可貴，不懂得表達的性情。在大老求親后，尊重翠翠感情的爺爺想試探翠翠的真實想法，他隱隱感到翠翠愛的是二老，于是有了以下的對話——“祖父說：‘你試告我，愿意哪一個？’翠翠便勉強笑著輕輕的帶點兒懇求的神氣說：‘爺爺莫說這個笑話吧。’翠翠站起身了。‘我說的若是真話呢？’‘爺爺你真是個……’翠翠說著走出去了。”讀者可以設想，若果一開始二老先于大老求親，也許后面的悲劇就不會發生，然后就是不湊巧，生命里充滿著許多不湊巧的偶然，人為改變的可能性不是沒有的，然而時機很重要。此段姻緣有兩個障礙：其一是大老求親在先，一女不可許二夫，何況此兩人是兄弟，爺爺須得盡快給確切的答復；其二是中寨人想招二老為婿，竟以一座碾坊作為陪嫁的條件。這種情況下，翠翠的過份內斂使爺爺無法獲悉她的真實想法 ，正因太疼愛這個孫女，所以他才慎之又慎，他的遲遲不作表態 ，大老與二老的斗歌，大老在 得不到確切應許的情況下灰心離去，埋下了大老意外身亡的伏線 ，更將翠翠和二老的姻緣 推向了破滅的邊緣。爺爺的社會地位，也使他在順順面前有一種難言的自卑感，畢竟中寨人給出的是一座碾坊，而他只有一個公家的渡船。在爺爺為翠翠而無比焦慮著的時候，翠翠卻正在她內心燃燒起的愛意里掙扎著歡喜著，她是多么的懵然不覺啊。
 直至爺爺離開了人世，從旁人嘴里，她方才醒悟了爺爺為她所做的一切，才明白身邊的變幻是如何地與她的終身幸福切切相關，她才真正長大了，真正懂了一些人事，從而可以展望，未來日子的她會更堅強獨立地面對生活，爭取自己的幸福。然而沈從文卻以一個帶疑問的感嘆句帶出了這樣的一個幸福寄望——“這個人也許明天回來，也許永遠不回來”。無論結局如何，翠翠在她可以把握幸福的時候，與相愛的人失之交臂一次，這種遺憾除了其它種種因素，個人的性格現實存在的缺陷不也是造成這個局面的原因之一么？試想一下，兩個人郎有情妾有意，二老也早將心意公開表達，翠翠卻一味地女兒姿態，讓爺爺從一開始的摸不著頭腦無法給大老確切的答復，此間接造成大老出走而不幸意外身亡。“船總性情雖異常豪爽，可不愿意間接把第一個兒子弄死的女孩子，又來作第二個兒子的媳婦，這是很明白的事情。”翠翠和二老的婚事由此難上加難。翠翠在見到心上人時的反應：“下坎時，見兩個人站在碼頭邊，斜陽影里背身看得極分明，正是儺送二老同他家中的長年！翠翠大吃一驚，同小獸物見到獵人一樣，回頭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二老的愛意表達并無得到溫柔的回應，他困惑翠翠的心思，事實上，老二在大老過世后，仍不改他的想法，回應中寨人的打探，二老說：“爸爸，你以為這事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個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應了。若果為的是我，我要好好去想一下，過些日子再說它吧。我尚不知道我應當得座碾坊，還應當得一只渡船；因為我命里或只許我撐個渡船！”久久得不到翠翠的回應，父親在旁給他施予壓力，二老在失望中傷心離開家鄉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小說的故事，一切是那樣自然地發展著，然而其中的不如人意卻也在其中自顧自地演變著不幸。
 其三，結合沈從文寫作時的心境而言。沈從文承認《邊城》是個悲劇，他說：“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一切充滿了善,然而到處是不湊巧。既然是不湊巧,因之素樸的善終難免產生悲劇。……這一來，我的過去痛苦的掙扎,受壓抑無可安排的鄉下人對于愛情的憧憬，在這個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與彌補”。
 可以想知，沈從文在創作的時候，并不是帶著一種美化世界的愿望去寫的，他是預備要寫“現實”中處處可能發生的悲劇的。
 在眾多關于《邊城》的評論中，沈從文似乎只首肯過劉西渭（李健吾）的一篇，這篇文
章里有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雖說全部良善，本身卻含有悲劇的成分。惟其良善，我們易于
感到悲哀的分量。這種悲哀，不僅僅由于情節的演進，而是自來帶在人物的氣質里的。自然
越是平靜，‘自然人’越顯得悲哀：一個更大的命運影罩住他們的生存。這幾乎是自然一個永
久的原則：悲哀。” ⑦
    這種悲哀又何況不是“現實”無情造成的呢？
    由此，我認為 《邊城》是一部積極的浪漫主義作品，它里面絲絲入扣的現實描寫，人物
命運的坎坷，故事情節不如意的“湊巧”，都讓它不可能是一支空乏的只懂追求美感的幻想曲，
這些仿佛不著力的“現實描寫”與“理想化”共同成就了一部關注人生的大氣之作。
《邊城》是一部現實的悲劇，然而這個悲劇卻并不會使人對人生灰心失望或者抱怨控訴，
相反，使讀者感到一種生命的尊嚴與坦然，一種從容的力量——這正是《邊城》永恒的魅力。
 
 
 參考文獻：
 ①在西方，牧歌(Pastoral)是一個有悠久傳統的文學品種。遠在古希臘時代，詩人們用它表現牧羊人在村野和自然中的純樸生活。牧歌作為文類，它的高峰期在文藝復興時期，浪漫主義文學中也能見到它的身影。文學中的現實主義興起后，牧歌沒有因為缺乏記實性而走向衰落，它在崇尚經驗和寫實的環境中生存下來，而且走出西方文學的范圍，廣泛滲透到后發國家的文學中。牧歌在發展過程中，它的涵義也極大地豐富了。現代學者已不再只限于從文學類型的層面上理解它，燕卜遜在《牧歌的若干形式》一書中認為，“牧歌并非由傳統特征和慣例構成，它是一種特殊的結構關系，這種關系超越形式的限制，并得以存在下去”，“如今，牧歌仍然具有體裁名稱的功能，然而它同時獲得一種引申意義，這種意義與批評家探尋文學的神話和原型的努力直接有關”。牧歌的實質，是在與復雜、敗壞的城市生活對比中，表現淳樸、自然的鄉村生活。學者們普遍認為，盡管許多牧歌的描述與城市和鄉村的實際生活相去甚遠，但這種二元對立的模式，極大滿足了人類回歸自然，回歸鄉土，回歸單純樸質生活的永恒愿望。
②（期刊） 劉西渭：《<邊城>》與<八駿圖>》，1935年6月《文學季刊》2卷3期。③（期刊）  汪偉：《讀<邊城>》，1934年6月7日《北平晨報·學園》。④（著作）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162頁，176頁。⑤（著作）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619頁。⑥（著作）參閱《簡明大英百科全書》"elegy"辭條，臺灣中華書局1989年版。
 ⑦（著作）李健吾：《〈邊城〉——沈從文先生作》，《李健吾批評文集》第５６頁，郭宏安編，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