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青春之歌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形象

論《青春之歌》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形象

 《青春之歌》是由女作家揚沫創作的，她雖然出生書香之家，但因家庭不和，童年生活生活孤苦。青年時代曾在北大旁聽，《青春之歌》的創作就有她在北大旁聽生活的影子。通過講述了林道靜從一個受封建家庭逼迫而走投無路的青年學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教育引導下，逐步在革命斗爭的鍛煉中成長為一名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故事。正面表現知識分子的形象，“林道靜的道路”，也就成為了那個時代進步青年知識分子所經歷的曲折歷程的“縮影”，是新中國最重要的文學作品之一。
 一、無產階級戰士——林道靜
 小說中作者以高亢激昂的旋律為愛國知識分子寫下的一首青春的贊歌。人們對它的青睞，主要是因為它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靜這個由個人奮斗和反抗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識分子典型形象。
 林道靜是大地主林伯唐強暴佃戶姑娘秀妮所生，母親投河自盡后，小道靜受盡了養母的百般虐待。這種特殊的生活遭遇，既形成了她倔強、富于反抗、同情勞動人民的品質，另一方面，又使她染上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習性。這一性格的雙重色彩注定了她在走向革命道路的過程中，要經受更多的痛苦和磨難。塑造出了一個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的藝術典型。
 作品從生活的實際出發，描寫了她向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攀登過程中的三個階段：
 一是苦悶彷徨階段。 養母逼她嫁給胡夢安作姨太太，為反抗封建婚姻，她離家出走。幻想到社會上尋找個人出爐，可是逃出虎口，又差點落入狼窩。不甘屈服，但又無力抗爭的她，只得用死來反抗這個黑暗的社會。這是當時知識分子走投無路的真實寫照。
 二是追求探索階段。 結識了共產黨員盧嘉川，在他的啟發教育下，通過對馬列主義的學習和實際斗爭的鍛煉，日漸覺醒的林道靜發現自己以前“好象個糊涂蟲”，也使她進一步看清了余永澤自私、庸俗的真面貌。她克服了軟弱思想，和余永澤徹底決裂，并逐漸投身于火熱的斗爭，走上了革命的人生里程。
 三是鍛煉成長階段。 她看清了自己思想深處存在的溫情狂熱，多愁善感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并自覺在平凡而艱苦的工作中鍛煉自己。在北大，當不顧生活的困苦，且忍受著同學們把自己當特務毒打的屈辱而積極地開展工作，勇敢地站在抗日救亡第一線。在近乎嚴酷的革命暴風雨中，她經歷了生與死的嚴峻考驗，克服了小資產階級思想，鑄造了嶄新的靈魂，成為一名自覺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
 在這三個階段中，林道靜實行了三次決裂。第一次是為求得個人解放，與封建家庭決裂；第二次是為爭取民族解放，與小家庭決裂；第三次是為整個無產階級的解放，與舊我決裂。林道靜形象的典型意義在于說明了知識分子只有把個人命運同國家、民族命運結合在一起，其青春才是最壯麗和輝煌的，才有真正的前途。
 二、其他青年知識分子形象
 《青春之歌》不僅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靜這一典型，而且還通過林道靜的成長，刻畫了國難當頭時走著不同道路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們中有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林道靜的引路人盧嘉川、江華和林紅；有民族危亡之時，名利熏心、整天想著個人幸福的余永澤；有開始傾向革命，但最終因貪圖享樂而成為別人手中的玩物的白麗萍。正是這些與林道靜相互映照的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形象，立體地反映了“一二·九”運動前后動蕩年代我國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為進步知識分子譜寫了一曲青春的頌歌。
 1、“黨的使者”—— 盧嘉川、江華和林紅
 在林道靜成長的道路上，給她很大指導和幫助的是盧嘉川、江華和林紅。他們作為“黨的使者”的形象閃爍出耀眼的光輝。他們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他們遵照黨的指示，領導學生運動，宣傳愛國主義思想。盧嘉川把林道靜引上了革命道路，而在林道靜的成長道路上，林紅的堅強不屈、英勇頑強的精神，江華穩健、老練的工作作風對林道靜最終能成為一名堅強的共產黨員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2、自私的小資產階級形象余永澤
 余永澤是與革命的正面敵人不同的另一個革命的對立面。他象征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追名逐利投機鉆營，自私自利、平庸、狹隘。他沒有愛國主義的熱血，整天死守著他溫暖的小窩，小說中寫道在風雪漫天的除夕夜，林他們小夫妻兩燒了一桌酒菜，等顯貴上門。余家的佃戶老長工魏老山家鄉遭災，活不下去逃出來了，三天沒吃飯，上門來跟余（昔日的少東家）借點錢，余余永澤表現得非常冷酷，竟毫無同情心地把他趕出家門，當他知道林道靜跑出去送給魏老山30塊錢后，冷冷地諷刺林道靜是拿他的錢裝好人，自私冷漠的嘴臉暴露無疑。
 3、“革命愛情”中的主角形象
 作為小說的一條主線，林道靜的情感經歷也是跌宕起伏，感人肺腑。再她的成長道路上，和這三個男人有著密切的關系。也正是用愛情這條線，將主要人物都串在了一起。一開始，林道靜與余永澤兩人間的印象相當美妙：在林道靜的眼里，余是“多情的騎士，有才學的青年”，在余永澤眼里，林是“含羞草一樣的美妙少女，得到她該是多么幸福啊”。余永澤同時又是個對生活對愛情充滿幻想的人，“自立、家說、學者、名流，創造優裕的生活條件”也無可厚非。他的錯誤也許就在于他在用“五四“的愛情邏輯來讀解林道靜：愛可以改變一切，為了愛我們奉獻一切，所以他認為林道靜和盧嘉川的交往是“有人在引誘她”，因為“天下只有愛情才能使女人有所改變的”。他滿懷著情人的嫉妒來看待林道靜和她的“革命”：
 “啊！在這樣清明芬芳的夏夜，她竟和別個男子親密地約會著、來往著。為了他，竟不要自己的丈夫回自己的家。”
 余永澤的直覺并沒有錯，林道靜確實愛上了盧嘉川，而且是“以革命的名義”，余永澤不懂的是革命時期的愛情邏輯。一方面，革命要求將愛情理智化，千百年強調的忠誠、寬容等等美德只是必須粉碎的可笑禁令，就像白莉蘋略帶譏諷地對林道靜說的：“等著余永澤給你掛節孝牌吧！你還想革命哩，連這么一點芝麻粒大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算得什么？---都不敢革，還說別的？”另一方面，革命是以狂熱誘惑狂熱，平靜的生活、穩定的家庭、與社會的妥協在這里是沒有市場的，所以在林道靜看來，余永澤這種“自私、平庸、一心只想著自己的生活”的男人如何能夠容忍？小說中就有一句這樣描寫道：
 迷人的愛情幻成的絢麗虹彩，隨著時間漸漸褪去了它美麗的顏色。林道靜和余永澤兩個年輕人都慢慢地被現實的鞭子從幻覺中抽醒過來了。
 盧嘉川是當林道靜發覺到余永澤所計劃的生活與自己想要走的道路并不和諧之時，出現的“騎士英雄”。 他以滔滔雄辯的革命道理啟蒙她，讓她意識到沉溺于兒女私情、家庭瑣事的個人生活多么無聊沉悶。他們相知相戀，最后生死之別。林道靜在對盧嘉川表達自己的傾慕之情的時候，說：“我總盼望你——盼望黨來救我這快要沉溺的 人……”就在林道靜的心里開始升騰起一種“渴望前進的、澎湃的革命熱情”時，“革命英雄”江華又適時出現了，他介紹她入黨，讓她參加實際的革命斗爭，使她成長為一名無產階級戰士。他們志同道合、患難與共。她的每一被拯救，同時還伴隨著一場戀愛，讓我們看到了革命加愛情的壯烈而動人的圖景。其中余永澤代表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盧嘉川代表了“理論馬克思主義”，江華代表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無疑構成了引導林道靜成人的主要話語類型。”
 小說中對未曾接受過無產階級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余永澤的形象描寫也很有意思。他身體瘦削，小眼睛。這個形象在某一特殊的環境里顯得特別滑稽。書中有過這樣一段描寫-- 盧嘉川站在門邊，靜靜地看著余永澤那瘦骨的背影--他氣得連呢帽也沒有摘，頭部的影子照在墻上，活像一個黑黑的大圓蘑菇。他的身子呢，就像那細細的蘑菇柄。……深夜慘白的電燈光，照見他的細長的臉更加蒼白而瘦削。而盧嘉川、羅大方、江華等已接受過無產階級意識改造的知識分子，無一不是體格 偉岸，眼睛大而且炯炯有神。這些男子的身體上的特征，既決定了女主人公的性選擇，同時也決定了女主人公的政治選擇。
 4、形形色色的其他青年形象
 作品還刻畫了同情學生、痛恨國民黨政府，但又書生氣十足，以至被戴愉利用；經過艱難曲折甚至是慘痛的生活遭遇才走上革命征程的王曉燕、許寧、李槐英，她們的道路代表了三四十年代許許多多知識分子走過的道路；還有思想空虛、貪圖享樂，始而革命最終墮落的白莉萍；在學生中宣揚悲觀情調、最后又禁不住敵人的引誘變成叛徒，甘做內奸的戴愉。他們都以自己的行為，從反面映照出林道靜選擇道路的正確。
 《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是動態的，時間注入人的性格發展中。以人物的成長來表現革命的成長，這些知識青年的足跡最終化作一個個音符，譜寫出一首壯麗的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