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魯迅筆下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困境

[摘要]：
 魯迅先生對人物形象的刻畫真是入木三分，他全方面展現了當時正處于社會激烈變革時代眾多社會底層人物(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從魯迅先生筆下的知識分子，我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當時正處于社會大變革時期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困惑、彷徨。本文將通過對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進行歸類分析，粗淺探究一下魯迅對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困惑的看法。
 
[關鍵詞]：魯迅 知識分子 困境

論魯迅筆下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困境

 魯迅先生是當代文學巨匠，他的文學作品，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地位顯赫，所謂“喜笑怒罵皆成文章”，尤其在對人物形象的刻畫更是入木三分，全方面展現了當時正處于社會激烈變革時代眾多社會底層人物的生存狀態。其中，知識分子（特別是小知識分子）始終是魯迅先生文學創作一大重點。從魯迅先生筆下的知識分子，我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當時正處于社會大變革時期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困惑、彷徨。本文將通過對魯迅先生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進行歸類分析，粗淺探究一下處于“五四”思想啟蒙運動前后這一特定的社會歷史階段下，魯迅先生對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困惑的看法。
 一、魯迅先生筆下知識分子所處的社會背景。
 要客觀理解地魯迅筆下的知識分子，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理清他所處的時代背景。
 從整體看，魯迅先生所處之時代正是社會大變革之時，封建專制體制正逐步解體，外國殖民主義加緊進入，資本主義艱難發展，共產主義初露端倪，各種社會矛盾激烈沖突，各種思想浪潮激蕩起伏。
 從具體看，當時中國正處在內憂外患之中。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從甲午之戰后成為中國頭號仇敵，繼占領臺灣之后，占領朝鮮，在1937年“蘆溝橋事變” 之后短短幾個月內席卷半個中國。 另外一方面，中國國內軍閥割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滿清政權被推翻后，袁世凱竊取總統之位，之后國民黨發動北伐，以軍事的勝利促進政治的統一團結，實現了形勢上的統一。但地方軍閥擁兵自重，比如李宗仁、白崇禧、閻西山、馮玉祥等等。在經濟財政金融上，外國買辦資本加緊對中國經濟的控制，民族資本艱難生存。　　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從《吶喊》到《彷徨》，魯迅一直在思索知識分子的命運，魯迅先生對知識分子的關注來源于其對社會的關注，對民族命運的關注。知識分子階層是一個民族的精英階層，是民族的希望所在。作為民族精英、希望中國知識分子何去何從，中國何去何從，這也正是魯迅先生所思考的。他們所面臨的困惑也通過魯迅先生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表現出來。
 二、魯迅先生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分類。
 魯迅先生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四大類：
 1、積極投身革命運動的知識分子
 這類知識分子崇尚民主，反對封建統治，主張通過一系列的變革乃至革命廢舊立新，有著堅定的革命志向，為了追求、實現理想不惜犧牲，如《藥》中的夏瑜形象。在當時現實中我們可以從夏瑜形象中看到秋瑾、柔石等革命知識分子的形象。但令人不解的是魯迅筆下的革命知識分子的結局沒有一個是圓滿的，夏瑜最終被砍頭，連其墳頭的烏鴉也未如夏母所愿停留在枝頭而是遠飛而去，給人一種沉痛失望的扼腕嘆息的審美體驗。這或許是因為魯迅生活在如此重重黑暗的社會中，見到了秋瑾、柔石等眾多革命知識分子的鮮血所致。
 《傷逝》作為魯迅先生唯一一部愛情小說，成功地刻畫了子君與涓生兩個人物。子君，作為五四時期的新女性，她對封建勢力的反抗，她的大膽和堅決的性格，確是證明了“中國女性，并不如厭世家所說的那樣的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她對自由的追求，對愛情的忠貞確是大無畏的。子君與涓生的思想是有著共同基礎的。他們受西方自由平等、個性解放思想的影響，奮起追求戀愛自由、婚姻自主。 兩個青年人為著他們的純真愛情和個人幸福，勇敢地跟周圍的封建勢力作斗爭，并以兩人的結合向封建社會予以強有力的回擊。但子君在建立小家庭后，缺乏遠大的生活理想，沉入日常生活而不作超越性人生追求。而涓生從戀愛轉入婚姻后，由于不能在浪漫中整合日常生活的現實內涵。面臨生存危機時，涓生雖標榜男女平等，卻仍擺脫不了男權意識，最后還是習慣性地以女性為犧牲，拋棄了子君，最后子君死去。而涓生在他的“悔恨和悲哀”中自責，抱著悔恨的心情遷回原住的會館。涓生和子君這一對由浪漫轉入婚姻生活的男女也由此而收場。這篇文章看似一篇愛情小說，其實真正要旨是批判知識分子走個性解放道路的脆弱性，揭示了社會解放才是個性解放的前提，而這些思想就是通過對人物的塑造而表現出來的。
 2、思想有進步傾向的知識分子
 這類知識分子精神上受著來自各方面的重壓：有反抗上千年封建社會沉淀下傳統禮教的狂人（《狂人日記》）；有面臨來自現實生活壓力的涓生（《傷逝》）；有因理想實現的渺茫而至屈從于現實，在日常舊俗中消磨生命的呂緯甫（《在酒樓上》）；有對社會現狀倍感絕望，以反常的反抗態度活于人間的“瘋子”（《長明燈》）、魏連殳（《孤獨者》）。這些人在當時社會中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形象。他們思想上雖然或多或少都受到當時各種進步思潮的影響，但對現實生活的各種現象尚不能作清晰準確判斷，更由于知識分子本身的膽怯、懦弱使他們不敢走上革命道路。在這類形象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寄寓著魯迅對知識分子出路何在這一問題的探求。
 在 “狂人”意識中，對封建社會的認識不可謂不深徹：“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而且，在狂人看來，不僅“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更令人不堪的是“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自己也是有著“四千年吃人履歷的”！“狂人”最后的把希望寄托在了孩子的身上。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一種“絕望”與“希望”互相交織、起伏的內在思想、情感、心理線索。⑴我們尤其應該注意的是小說主人公的一系列對于封建社會離經叛道的清醒認識，僅僅是出現在他處于精神失常的異態時，當他精神回復正常后，他依舊是社會舊統的遵循者：在小說的“小序”中分明地提示著“狂人”病好后“赴某地候補”的結局。“狂人”前后迥然不同的行為，恰恰昭示著有著進步思想的思想啟蒙者周圍重壓的勝利。
 再如呂緯甫，呂緯甫年輕時曾和“我”同去城隍廟里拔神像的胡子，和別人議論“改革中國的方法”時竟至于“打起來”，可見他早年的激進。但當“我”在酒樓上與他重逢時，他卻一再宣揚自己的“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奉母親之命回鄉來遷小弟的墳，明明已經找不到骨殖，卻將原葬處的土胡亂撿些裝進新棺材，煞有介事地遷走；受母親之托，給原鄰居順姑送兩朵剪絨花，可姑娘已死，他就將花隨意送人，卻打算向母親說“阿順見了喜歡的了不得”；他甚至甘愿給富家子弟教《孟子》和《女兒經》……呂緯甫的這種種“隨隨便便”，表明在他思想中已完全解除了自己民主主義的武裝，反抗和搖撼封建社會的念頭，已經在他的頭腦里消失得無影無蹤。對未來的前途覺得渾沌一片，茫無頭緒。
 3、麻木不仁的知識分子。
 這類知識分子不能接受先進思想，一心只求以科舉成名的方式踏上仕途，飛黃騰達，但最終都落得個悲涼之極的下場。實質上，他們正是被封建主義制度腐蝕掉靈魂，為之“吃掉”的無辜的犧牲者。《孔乙己》和《白光》中的孔乙己、陳士成，就是其中的代表。“哀其不幸、怒其麻木”是魯迅先生對他們的態度。
 4、阻礙進步的反動文人。
 他們已經為“利”“名”等世俗的追求所異化，失去了知識分子所固有的責任感及人文性，追名逐利，淪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這類知識分子如《肥皂》中表面道統、內心淫邪的四銘，《高老夫子》中的不學無術的高爾礎等。
 三、魯迅筆下中國知識分子面臨困境的根源。
 1、保守思想力量強大。
 首先是由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積淀下來的國民劣根性構成的根深蒂固的“無物之陣”。魯迅先生及其同時代的改革者，尤其感到苦惱的是，所遇到的對手常常不是一個明確的敵對階級力量，而是一種多數人的社會力量、社會心理，是幾千年流傳下來的舊習慣勢力。阻力不是來自罪惡的個別人，而是一種多數的社會力量。這在魯迅這樣的改革者心理上，常引起一種孤獨感，一種自我嘲弄感。看看我們上文已經分析過的“狂人”吧，圍擾著他周圍的總是懷著“吃人”主意的一伙：包括“狂人”的大哥、趙貴翁、陳老五、路上的行人、街上的女人，甚至是趙家的狗，在“狂人”眼中，都是對他懷著“吃”的意識的“殺人團”，正是這重重的精神重壓，導致了“狂人”瘋狂后對封建制度“清醒”的認識，也致使了他最終痊愈后的“循規蹈矩”。甚至可以說，知識分子在這“無物之陣”的層層包圍中，其所為往往只能是一種徒勞無功、孤寂一人的情感上的對峙、道義上的批判。我們可以看看另一個“狂人”——吉光屯中的“瘋子”比“狂人”更悲慘的命運：在《狂人日記》中，狂人雖然發狂，雖然受到身邊眾人的不解，雖然備受狂后孤寂之苦，但他畢竟仍然受到家人的照顧，他也把希望寄托在“沒有吃過人的孩子”身上。但《長明燈》中的主人公所受到不僅是眾人鄙棄的孤憤的煎熬，更甚的是全是敵視、哄騙和威壓，他的下場不再是什么“赴某地候補”，而是被村人合伙關進廟里西廂房，“從此完全靜寂了，暮色下來，綠瑩瑩的長明燈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龕，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柵里的昏暗”，就連孩子也唱著歌謠，把瘋子戲弄夠了，合唱著隨口編的歌，笑話著瘋子的放火，笑吟吟地向自己的家走去。——雖然經過狂人們的一陣陣反封建的吶喊，但社會仍然沒有變化，封建時代的“長明燈”照得更其分明了。更令人扼腕的如《藥》所揭示的：為華夏的變革而犧牲的夏瑜僅為大眾們提供茶余飯后的談資；他的鮮血僅作治療華小栓肺癆的藥！——對于封建社會下愚眾的敵視、戲謔、麻木，知識分子同情他們的苦難，希望他們沉醒，但更頻繁地表達出的是失望：無知的民眾毫無覺醒的跡象，自己卻缺乏有效的方法救助；看到了社會的弊病，自己卻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改變它。
 2、知識分子自身軟弱。
 《在酒樓上》的呂緯甫，為何會由一個激進的社會變革的鼓吹者變為一個碌碌的文人？我們再看看《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在當了杜師長的顧問后的待人處事的改變：“現在我還用著這客廳。這里有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新的鉆營，新的磕頭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惡心，……”“臉也抬高起來，氣昂昂的”；過去見了房東叫老太太，這時叫“老家伙”；人送來仙居術，他自己不吃，摔在院子里，叫道：“老家伙，你吃去罷。”……為何他前后態度如此截然不同？從呂緯甫自己說的歷史循環式的“繞圈”理論，我們可以窺見其因：“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么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當呂緯甫變革社會的志向由于受到上述第一重困境的重重圍困，他感受到了理想的幻滅，理想幻滅后的生存何以為繼？傳統文化體系在知識分子處于這一種思想困惑和精神真空時在知識分子自覺與不自覺間重新抬頭，重新收拾為新思想所洗滌所占據的地位，終成為了呂緯甫行為的指南，他完全喪失了探索勇氣，也放棄了對于真理追求的精神。然而他對于自己沉溺在這種消沉和灰暗的精神世界中間，卻又感到傷心和悔恨，不斷重復著強烈地譴責自己，承受著內心彷徨而頹傷的痛苦，精神上的無所依賴只能使生命在庸碌中度過。這正是如呂緯甫般的知識分子的悲哀之處。而魏連殳，雖說他的從俗是他復仇的手段，但無可否認的是，其所作所為正是傳統意識導演下的正統文人的行為，這是一種以精神墮落為代價的自我毀滅式的方式。
 3、國家民族出路不明。
 可以說，在魯迅先生小說創作中，還沒有正面地、明晰地回答這個問題，更多的是以眾多的失敗者的形象，一再地昭明他們所選擇的道路都歸結到一個結果——此路不通。對于呂緯甫的從抒發民主主義戰斗精神的豪情壯志，到宣揚封建主義倫理道德的茍且偷安的行為，“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我”是持否定態度的，“我”仍堅持走向與他的消沉退伍相反的前進方向。相類似的，還有如在《故鄉》中，“我不愿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愿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對于無論是自己還是朋友、民眾現有的生活都持否定的態度，“我”也立定志向要繼續前行。但是，國家、民族、知識分子的出路究竟何在？在“我”的思想里遠還沒有一個清晰的指向。這在《傷逝》中有著更明白的揭示：“新的生路還很多，我必須跨進去，因為我還活著。但我還不知道怎樣跨出那第一步。”這不能不說又是擺在知識分子面前的一重困境。
 面對這三重困境，正如當時中國的命運和前途撲朔迷離一樣，知識分子的命運和前途也充滿了變數，這也正是魯迅先生所思考的問題。但有一點卻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盡管知識分子面對這三重困境，困惑、彷徨，但終究有人覺醒，如李大釗、毛澤東，成為未來中國的星星之火，成為中國這段大起大落時期的歷史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