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的市民化寫作

池莉的市民化寫作
 
 引子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壇的創作精神不斷分化著，作家們逐漸從一種“共同的話語”世界中分離出來，他們的寫作立場、精神追求、藝術表現形式更屬于個性特征，各自構建著自己的寫作空間。池莉在分化中確定了自己的創作道路，她的寫作充滿了對生活的思索。這種思索來自實實在在的現世生活，來自池莉自身對生活的反復咀嚼和不盡的體恤。她不斷在自己的創作中注入新鮮的時代生活之流，從而逼近于生命的真實。通過不斷地對藝術個性的自覺追求，對人生此在的質詢，池莉逐步在盤旋與嬗變中形成屬于自己的風格，走向成熟。
 
 “我非常明確地告訴自己：“一個時代結束了，新的時代開始了。”《煩惱人生》使她的生活和寫作柳暗花明。池莉把這個過程稱之為“自我的撕裂”[ 池莉：《說與讀者》，《池莉文集》第2卷。]。并為自己的創作進行了一個新的定位：題材上是“市民的”——緊貼平民最真切的瑣碎生活，實現關注平民，真實寫作平民生活，為平民吶喊。
 一、池莉自稱“小市民”。
 “我是一個小市民，我要歌頌小市民”，在1991年底《長江文藝》、《小說月報》、湖北省作協聯合召開的方方、池莉作品研討會上，池莉當眾如是說。“小市民”這個詞在當代中國往往帶貶義色彩，而池莉用以自況，其用心是良苦的。因為自身就是一個普通人。“因為無法選擇而住在沒有交通沒有醫院的郊區；看完病租一輛三輪車任車夫隨意敲竹杠；醫生可以愛睬不睬和朝你發脾氣——我想不承認自己是個普通小市民也不行，事實就是如此。”[ 池莉：《我坦率地說》，《池莉文集》第4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22頁。]的確，日常起居，油鹽醬醋，這些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構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全部。因此，“小市民”這一稱呼更多的是池莉對自己當時生存狀況的一種基本定位，擴及平民即為關注全體普通人的瑣碎生活。
 二、池莉認可的“市民”。
 對于“小市民”的理解，池莉是獨特的：
 “……赤裸裸的生與死，赤裸裸的人生痛苦將我的注意力引向注重真實的人生過程本身，而不是用前人的給我的眼鏡去看人生。
 ……在《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中，我寫了一個公汽女司機燕華，有人認為她是一個苛活的小市民，可她完全是女英雄“娟蘭”生前的真實寫照。……50年代即使周恩來買毛巾也要憑票，所以周恩來也是市民，他過的是市民生活，我書寫的就是這樣的市民狀態。他們的精神修養、生活方式、認識世界的方式就是一種市民的方式。所以我說我是市民，而且是個小市民。這個小沒有貶意，就是微小的意思。……[ 李騫、曾軍：《浩瀚時空和卑微生命的對照性書寫——池莉訪談錄》，《長江文藝》，1998年第2期。]”
 在池莉的理解中，“小市民”僅僅是指普通市民。其“小”是微小的意思，絲毫沒有一般理解中“小市民”所帶的貶義。而她也就是這樣沉入到真實的人生，用小市民的眼光寫小市民的生活。并且，她眼中的小市民生活并非寫平庸的生活，而是偉大寓于平凡、不平凡的事，這些卻正是由平凡的小市民做出的。她說“雷鋒就是一個小兵。如果他復員的話，就是一個普通的小市民，他專做好人好事，都是扶老人過馬路，替戰友洗襪子之類。他平凡極了，可他又偉大極了。時代不同英雄不同，在我們今天的時代里，偉大便寓于平凡中，因為現在沒有碉堡可炸了。”[ 池莉：《我坦率地說》，《池莉文集》第4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23、224頁。
-1-]而活卻是不容易的，要忍下去活下來，該做的事情要做，就是一種對生活的巨大抗爭。而在當代生活狀態下的“不屈不撓的活”成為池莉極力書寫的對象，活的能力也成為池莉衡量其筆下人物價值的標準。
 三、池莉筆下的各式市民。
 1、推崇庸俗堅忍的市民群像。因為“活”的不容易，“我創造出了一系列美好的形象，主人翁個個都能受挫而不餒，雖有痛苦，雖有曲折，但最終自有完善的境界。”[ 池莉：《也算一封回信》，《中篇小說選刊》，1988年第4期。]因而在池莉的前期小說世界中塑了不屈不撓生活著的人們。如《煩惱人生》中的印家厚是池莉塑的第一個在生活之網中掙扎而向生活歸順的男性形象，生活粗糙的表面打磨掉了應有的激情與幻想，他逐漸學會隱忍節制。池莉也憑借印家厚這個形象詮釋了傳統文化“知足長樂”一詞的深刻內涵。
2、摒棄尷尬落伍的知識分子。在池莉心目中，她褒揚著心目中的市民，知識分子則成了市民形象的對照，并把知識分子塑造成受貶抑的反面形象。如《白云蒼狗謠》里描寫的流行病研究所——一個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上至所長，下至普通醫生、護士如何努力學習“做人”，全然不顧“做事”的故事。在《你是一條河》中則借嫂子之口表達了對知識分子虛幻、不近實際的生活態度的否定。但是池莉這樣摒棄知識分子的實質不過是要把他們從不切實際的虛幻的美好的“心造幻影”中還原，讓他們在凡俗的塵世中，在與現實的摩擦中逐漸認識自我，努力完成到普通人的轉變。
 總之，借助文本池莉告誡了我們：這就是生活，你無法逃避的生活，尊重和默認現實吧！
 四、平凡市民生活的真實書寫。
 1、市民日常生活的悉心描繪：瑣碎——自適
 池莉曾一次又一次地強調：“正因為我深知我自己所知有限，所以不敢對我不知的一切妄加評說。所以不敢以我有限的個體生命去輕率地承諾重大的質問。所以在任何時候我都不愿意失去現實的分寸感。所以我從來都蔑視沒有事實背景的激情與崇高。我的寫作僅表達我個人以為的對于生活的準確感知。”[ 池莉：《我》，見《給你一輪新太陽》。
-2-]池莉非常清楚自己寫作的優勢。她不追求深刻，沒有探索重大生命問題的強烈意識，甚至不追求意義，只求寫出自己對生活的感知。
 《煩惱人生》之后，縱觀池莉的小說，此在的世俗生活是其創作的主源，作品人物的生活舞臺已經不再囿于家庭或家族生活的小圈子，而是更多地滲入市場經濟的因子。與新寫實時期作品在藝術處理上有意淡化或不刻意強調背景因素（前者如《不談愛情》、《太陽出世》、后者如《煩惱人生》）不同，近期作品大都有一個十分確定的時代背景。這個背景就是當今時代的改革開放，尤其是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發展商品經濟的滾滾大潮。確立這樣的背景，讓她筆下的人物置身于這種確定的社會環境之中，顯然不是像“河北三駕馬車”那樣，意在揭示城鄉經濟轉軌和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矛盾和問題，而是以這種確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作為她筆下人物生活和活動的世俗舞臺，同時也將世俗生活具體化為充斥于我們這個時代和城鄉社會的各種欲望與誘惑，讓她和筆下的人物在其中載沉載浮，演盡人生的各種悲歡離合，遍嘗世間的萬般喜怒哀樂，“以此來顯示她的人生哲學應對環境的特殊效用與力量。”[ 於可訓：《在升騰與墮落之間》，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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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市民內心嬗變的細膩描繪：受動——主動
 在描畫出客觀的生活場景同時，池莉也開始將筆觸深入到人的內心深處，展現人的心態的遷移與觀念世界的嬗變。比如描寫經濟轉型期社會心態的失衡,這種失衡在《不要與陌生人說話》中的徐紅梅身上表現得最為嚴重。徐紅梅畢生在計劃經濟下濫竽充數，是個被計劃經濟毀了的人,對每一種新事物都不順眼，對更新過快的生活不適應,于是她故意找茬，以求不滿的負面心理能夠得到宣泄。這是一種頗具代表性的情緒。平均主義的心理平衡被打破后，在優勝劣汰的實力競爭中收入下降，造成了沮喪心態。
 而社會時機的轉變蘊涵著巨大的時間價值，生存環境與氛圍的變動勢必導致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方式的異變，重塑人格特征。現在商品經濟則使人們的欲望急速膨脹，暴富者的先例令人們躍躍欲試甚至膽大妄為。池莉所注重的就是人的這種從膽小向膽大的變化，并借此表現社會的進行時態。從新寫實階段的“人生”系列小說中，我們可以發現，池莉傾向于強調人的現實存在的受動性，因而她筆下的主人公更傾向于接受這種受動性的限制，不能充分地發展自己的“自然本性”，發揮自己的“自然能力”，做他們愛做的和能做的事情，但卻能在受動的人生中通過自我體驗去求取一種心理上的順應和平衡。相對而言，池莉的近期創作無疑更注重表現人的能動性，更注重描寫人在現實生存中的積極能動的生活追求，甚至與中國傳統倫理所格格不入的叛逆性。這些人物往往一貫有很強的內在沖動，又常常顯得野心勃勃和信心十足，因此顯得志得意滿、趾高氣揚，是人們追慕和艷羨的對象。在這些人物身上，池莉不再像描寫印家厚們那樣，把他們的人生欲望壓抑到最低限度，而是相反，讓他們張大他們的人生欲望，發展他們的“自然本性”，發揮他們的“自然能力”，盡可能地使他們的欲望得到滿足。在這兒，人的受動性只是池莉為他們設置的一個道德底限，以便從道德上規范過度膨脹的物欲。“正因為有這個終極限度存在，池莉的近作對當今時代過度膨脹的物欲，也因此有一種比較清醒的批判意識”[ 於可訓：《在升騰與墮落之間》，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1期。]。此刻的池莉已不再是那個執著于武漢小市民的生活瑣事、婚喪嫁娶、生兒育女的，并自稱為“小市民”的新寫實作家了，而開始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視角關注社會轉型并運用自己的敏銳的洞察力去看待社會并分析社會問題。
 五、依托社會經濟的轉型，實現市民化寫作的趨向成熟。
 從《煩惱人生》的“自我撕裂”開始，池莉作品依托經濟社會的轉型實現了市民化寫作的成熟。
 從1987年發表《煩惱人生》以來，主要寫計劃經濟下幾近停滯的人生景觀：《煩惱人生》中物質匱乏狀態下衣食住行的煩惱，乃至吃喝拉撒睡中無所不在的微擾，耗盡了人們的心力，剝奪了起碼的生趣。《白云蒼狗謠》中，由于缺乏正當的競爭機制，單位中鉆營為癖，懶散成風。《紫陌紅塵》中，再單純的青年，也會為刁鉆世故的環境所污染，精神大幅度滑坡……總之，生活像一潭死水，由于淤積不動而自行腐臭下去。近年來，從《化蛹為蝶》、《午夜起舞》、《漢口永遠的浪漫》、《云契處》、《來來往往》、《小姐你早》、《不要與陌生人說話》、《致無盡歲月》等作品可以看出，池莉的題材重心，正在發生戰略性轉移，正在“由靜態人生素描，轉為歷史過程、社會變遷等社會動力學研究。”[ 朱青語。]也就是說，池莉，她的感受結構不是封閉、僵化的，而是開放的、無邊界的，因而也是有活力的，能與時代共進的。有學者這樣講：“歷史上有些作家，不能跨越他所代表的那個歷史時代，只能屬于一個歷史時期。而有些思想不凝固、不停滯的作家，則能與時代共進。”[ 李子云：《凈化人的心靈》，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87頁。]池莉當屬她贊許的后一種人。池莉能夠緊緊按住生活的脈搏，隨時察覺它在節奏、韻律方面的新變，從而使其作品顯示出強勁的生活動感，甚至給人以日新月異、目不暇接的速度感。
 池莉對于社會生活中的變動，確實十分敏感。她曾說：“現在的城市生活無時無刻地發生著急驟的變化，榮和辱、富和窮、相聚和別離、愛情和仇恨等等，皆可以在瞬間轉換，這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歷史階段，希望與困惑并存，使人們的精神世界撞擊起了比物質世界更大的波瀾。我的小說，便在這波瀾中載沉載浮。”[ 池莉：《說與讀者》，《池莉文集》第2卷。
-4-]由于池莉這種感知的敏銳性，風起云涌的時代浪潮，流瀉于她的筆端。
 
 結語
 總之，作為新寫實中堅的池莉其題材選取及關注層面主要集中在作為核心家庭的人的世俗生活，并力圖表現凡人在瑣碎困窘的俗世中遭遇著個體與外在環境的沖突，盡可能逼近于生命的真實，池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市民化寫作，并逐漸走向成熟。

參考文獻：
1、池莉：《說與讀者》，《池莉文集》第2卷。
2、池莉：《我坦率地說》，《池莉文集》第4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22、223、224頁。
3、池莉：《也算一封回信》，《中篇小說選刊》，1988年第4期。
4、池莉：《我》，見《給你一輪新太陽》。
5、於可訓：《在升騰與墮落之間》，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1期。
6、李騫、曾軍：《浩瀚時空和卑微生命的對照性書寫——池莉訪談錄》，《長江文藝》，1998年第2期。
7、李子云：《凈化人的心靈》，三聯書店，1984年版。
8、童慶炳：《文學理論要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