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船意識看沈從文的湘西世界

從船意識看沈從文的湘西世界
 提到沈從文人們就會聯想到他所構筑的湘西世界，為湘西世界那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感嘆不已。但卻常常忽略了作者在構筑湘西世界時所包含的復雜情感。在作品里沈從文總是不厭其煩地述說：“我所寫的故事，多數是水邊的故事，故事中我最滿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為我在水邊船上所見到的人的性格……” [1]，再聯想到他文章中常見到的對“船” 的描述，我們可以理所當然的相信沈從文是依賴那漂泊在山水之間的“船”來完成對湘西世界的思考的。本文就將從船的角度挖掘沈從文在湘西世界背后蘊藏的豐富的情感。
 沈從文是一位苗族后裔，其故鄉位于湘南西北部，大體屬于沅水和澧水流域。在一九一0年以前，還沒有湘西這個名稱，中華民國成立后才設立湘西鎮守使，沈從文的家鄉鳳凰縣正是湘西鎮守使與辰沅道的駐地。地理上的湘西多山，多湍急河流，懸崖峭壁隨處可見，山險水急給交通帶來了諸多不便。于是船便自然成了湘西人民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交通工具。沈從文在湘西長大，形形色色的船只在他的記憶中留下了無法抹去的痕跡。
 沈從文曾在作品中反復強調說：“我感情流動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幼小時美麗的生活大部分都與水不能分離。我的學校可以說是在水邊的，我認識美，學會思索，水對我有極大的關系。”[2]我們不否認是水給作家創作的靈感，但是如果水上沒有船的存在，人物也將失去展示生命的舞臺，人們也將失去一個認識湘西世界的窗口。既然船是聯系人與自然的中介，它便無形中被賦予了生命，成為了主角。所以，只要有水的地方總會看到船的影子，看到作者通過船向我們述說著湘西的過去與未來。
 一
 縱觀沈從文的一生，他借助水上的船只漂泊于湘西與都市之間。這來往的船只一方面讓他感受到了湘西與都市的差異，掀起了他內心情感的波瀾；另一方面也成為他精神求索的代償物，實現他精神的依托與慰藉。沈從文的感情是流動而不凝固的，“五四”運動的波瀾讓他那可顆早已不安分的心更加騷動不安。遠去的船只于是承載著他對現代文明的渴望,開始了新的追求。當這條船只來到他理想的彼岸北京時，他終于深切地體驗到了異于湘西農耕文明的現代都市文明之氣。這種氣息拓展了他的思維空間，改變了他的知識結構，使他最終成為具有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但這些都無法改變沈從文作為“鄉下人”的外來者心態。在沈從文的許多自述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他總是以“鄉下人”自居。在都市所遭受的挫折與創傷，對都市道德墮落與腐化的認識以及對都市意識形態的排斥，使他始終無法完全融入到都市中去。在遭受了巨大的生存壓抑后，他把情感借助于船只駛向了遙遠的故鄉，在那里尋找鄉村的溫柔。于是，在沈從文的作品中，船這一意象就自然而然地被賦予了一種羈旅的悵惘，返鄉的渴望，一種對故鄉的依戀與熱愛，一種漂泊精神的依托與安慰。
 我們可以看到，在《柏子》、《船上岸上》、《辰河小船上的水手》、《箱子巖》、《老伴》等作品中彌漫著船的影子。在《船上岸上》中我們聽到了這樣的心聲：
 “一切光景過分的幽美，會使人反而從這光景中憂愁，我如此遠也如此。我們不能不去聽那類乎魔笛的歌，我們也不能不有點兒念到漸漸遠去的鄉下所有各樣親愛熟悉的東西。這樣的歌，就是載著我們年輕人離開家鄉向另一個世界找尋知識希望的送別歌！歌聲漸漸不同，也象我們船下行一樣，是告訴我離家鄉越遠。”
 在這里沈從文的情感已與船化為一體，借著那遠來的歌聲，遠去的船只，熟悉的光景營造著一種淡淡的卻難以散去的憂郁情緒，從而得到了精神的依托與安慰。如在《柏子》中，沈從文用那條搖搖晃晃的船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充滿“生存強力”的年輕水手形象，柏子是湘西文化孕育的自然之子。他的生命元氣來自那塊作為母體的湘西世界，而那船只則是柏子展示生命的舞臺。生存的需要使他的生命力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在一開頭就寫水手們爬上高高的桅桿，放肆地在頂尖唱歌盡情地笑罵，在豪爽而暢快的氛圍中烘托出水手健康的體魄、充沛的精力。“看到這些手腳很容易記起‘飛毛腿’一類英雄名稱”，“光溜溜的桅，只要一貼身，便飛快的上去了。為表示上下全是兒戲，這些年青水手一面整理繩索，一面還將在上面唱歌。”在這里我們可發現那船上裝載的不僅僅是貨物，更是一種鮮活的生命。柏子就是帶著這種健康的體魄、充沛的精力，伴隨船停船去，同吊腳樓的婦人相會相別，演繹一段粗俗中自有一片真摯，真摯中又有一種強健的愛戀。而船在婦人和柏子眼中充滿了矛盾的情感，因為船他們得以相逢相愛；因為船他們不得不忍受別離的相思之苦。正是如此，他們的愛更狂放，更灑脫，生命被彼此激活著，顯得充實、雄強。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城市中人性的委靡，愛情的虛偽。《紳士太太》中的兩個紳士，一個“走路時肚子總先到，說話時聲音呆滯”的胖子，一個干脆是個“躺在客廳一角藤椅上哼”的癱子，生命力萎縮到了極點。《有學問的人》中，北平城內黃昏時分，暗黃的燈光下，一位紳士正同“一位標致而有身份的女人”（原為這位紳士妻子的）進行著一場守中有攻的調情戰。“猶拉琵琶”虛偽做作。兩相對比，展示在我們眼前的是文化圈內“文明人”矯飾、庸懦、委瑣、茍且的生命形態，從側面說明只有在船上所展示的強壯生命力，才是自己精心營造的“精神家園”。藉此,我們找到了沈從文何以生活于都市卻失落了自己“棲居之地”，偏去駕起遠去的船只做精神的漫游并尋找最后的歸宿的答案。
 二
 如果說上述這些作品，沈從文還只是從生命之船所承載的“人性”的某些側面表達著他對現代社會生存方式的批判，籌措著他設想中的“精神家園”的材料，那么在《邊城》沈從文則開始借“船”這一意象全面用愛與美建構他的“精神家園”。
 在這里“船”成了愛與美的化身，一方面《邊城》中的“渡船”作為一個意象與邊城的青山綠水構成了一幅完美的風景圖；另一方面，渡船在文中也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事物，“渡船”已經由一種交通工具衍化為老船夫那種淳樸、慷慨的民族傳統美德，它與翠翠的純潔、善良、美麗共同構成了一個充滿和諧美的人文環境，是合乎自然人性的美好品質的象征。這些景物與人物，構成了一幅超凡脫俗的完整的山水畫，其中的人物和景物互為背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祖父和翠翠只有在渡船和白塔的陪襯下才體現出他們那人生形式的優美、恬淡、合乎自然人性；渡船也在與祖父和翠翠聯系在一起的時候，充分顯現出自身的象征意義。
 在小小的渡船上，沈從文以詩意的筆觸向人們展示了生活在湘西這塊獨立自足的世界上平凡人的值得稱頌的人生方式。純樸的老船夫與來往的客商那近乎天真的爭吵向人們折射出一個平靜而又單純的世界“一切皆為一個習慣所支配”，卻往往又不合乎情順乎理。生活于其中的人們都在一種淳厚古樸的人情中，在人格上達到平等。人們遵循著約定的社會禮儀，運用“習慣規矩排調一切”，這里的人重義輕利，守信自約。生活在這里的少男少女們，他們的愛情也像那雨后的蒼峰翠巒，清純、素樸。翠翠與儺送，這對吮吸著山洞嵐霧，叢林珠露，沐浴著鄉野古風，碧水靈氣的有情男女，他們一時難以遂愿只好遙遙等待的愛情，給人以憂傷，更給人以感奮。在這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融為一體，景為人在，人為景生，景物帶著人的靈氣，人物帶上了自然的清純，人與自然之間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共同構筑了一個牧歌式的湘西世界。
 作為自然和紛擾的塵世之間的中介，渡船使人與自然的關系呈現出一種水乳交融的和諧狀態，作為昨日世界中美好人性的象征，它存在的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這種和諧的存在卻由于一次看似偶然而實則是必然的變故，使得原有的一切都被打破了。風雨之夜，渡船失去了蹤跡，祖父就此長眠不醒。而愛著翠翠的兩個男子，大佬因船出了事，二佬也乘船而去可能一去不復返。只剩下翠翠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世上，守著那只新渡船。這無疑是一個令人感傷的結局，渡船則始終是它忠實的守望者。“物事人非事事休”讓沈從文感到:天時常常是那么把山和水都籠罩在一種似雨似霧，使人微感凄涼的情調里。“美麗總是愁人”，作者的手已經從這預感到了桃花源式的理想背后隱伏的悲痛，自己充其量也只能為其唱一曲憂傷的挽歌，伴隨著那條遠去的老渡船。
 其實對于這樣的結局作者在“渡船”與“碾房”的對比和存在中顯現出一些端倪：它們代表著愛情與金錢，精神與物質，理想與現實，義與利等一系列對比和沖突。面對要“新碾房”還是要“渡船”這一愛情的試金石。父親的傾向自然不言而喻：接受團總家的提親，既可得到一筆豐厚的嫁妝，又可攀上可靠的政治關系，何樂而不為呢？二佬卻沒有父輩的世故，無論是對于愛情的無私，自由地追求，和老船夫一樣對渡船的執著，還是他的聰明多情和竹雀般善歌浪漫的靈性都集中體現著湘西古老人性和生命神性的繼承和堅執。然而作品最后二佬因大佬的落水而亡內疚，“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作結，意味深長地道出了對于物欲時代生命神性退隱的超然醒悟，并寄予了作者對在人性失落的年代里執著生命意識的悲憫和守望。這確實是一曲唱自心靈的挽歌：它傷感美景不再，嘆息現代文明和商業氣息對樸素生活和完美人性的腐蝕，不滿由精神趨向物質的變化趨勢中帶給一個民族最后一塊最具原始民風的桃源樂土的沖擊和困境。美麗自然環境和純樸的社會環境中自然而然地孕育、結果的純真愛情和古樸人生，從此被迫從生活的真實退隱為心靈的真實。美好純潔的人性如遠去的船只，從此成為湘西兒女索解不盡的“夢”，永遠凝神費思的“烏托邦”。
 三
 《邊城》理想中的古渡船的流失也意味著沈從文對現實已經有了充分的認識。沈從文，這位出生于湘西世界的老實的“鄉下人”，當他從事創作之時，他所直面的畢竟不是純凈的湘西的故土，而是充滿了喧囂與騷動的大都市。在欲望化和功能化的都市文明的氣勢洶洶的巨浪的沖擊下，理想中承載著湘西人那種純樸，勤勞，善良的美德的船只不得不日漸散去，他無法排泄因此而茫然的焦灼。“一個人發現他所向往的美滿世界中依然存在著不幸，而他對不幸又看不清楚，他會怎樣哪？他也許會豁達一笑，繼續彈奏著熱情的頌歌。但也可能勃然大怒，睜圓了眼睛要把那不幸查個明白；更大可能是介于二者之間，因為不愿意放棄原先的向往，他反而對整個世界發生了懷疑，在我看來，沈從文的反應就近于‘第三類’。”[3]我們部分同意這一表達，即1934年作家的確處于兩難境地。隨著《邊城》完成湘西之美已被張揚到了極至，現實中不幸慘狀愈來愈強烈地凸現，來提醒作家從想象的王國回歸現實的土壤。于是，作者在早年乘船離開湘西后，又在1933年底和1937年兩次乘船回到湘西。我們來看沈從文自己的論述：“
 民國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從北平回湘西，從沅水坐船上行，轉到家鄉鳳凰縣，去鄉已經十八年了，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的墮落趨勢。最明顯的是，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性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的庸俗人生觀，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經被常識所摧毀，然而做人時的義利取舍是非辨別也隨同泯沒了。……”
 面對著物是人非的境況固執的他依舊力圖在船上尋找人性復歸和振興的希望。不過經歷了初次故鄉之行緊接著又有著抗戰爆發的長途跋涉和流徙以及故鄉府城所在地的生活，使他不得不對農村、都市再做一次全新視角上的觀察。在這一過程中，沈從文對船有了更現實的認識。我們說：“任何重大的物質創作都是接著人的目的亦即人的需要進行的，直接服務于人的生存，它一經產生無論在質和量上都會使人的生活內容發生變化。這些變化自然會給人帶來新的心理反應，當這種反應積累到一定的厚度時，它就滲透到人的精神秉賦中去。”[4]在湘西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人在與自然尤其是水的搏斗中獲得了無窮的智慧與力量。并且把這種智慧與力量賦予了他們手中的工具——“船”上。于是，“船”在沈從文那里就已經超越了他自身的物質形態而具有符號的性質，它已經不單是一種感官對象也不單是寫作的材料。他是一種主觀的形式，一種生命的象征。
 在《長河》中，船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個人命運的不同。橘子園的主人滕長順是靠船發家的：“滕長順原來同本地許多人一樣，年青時兩手空空的。在人家船上做短程水手，吃水上飯。到后來自己劃小小單桅船，放船來往于沅水流域兜售商貨生意，……三五年后就發了旺,增大了船只,擴展了事業。先是做水手,后來做舵把子,再后來做了大船主。”主人公就這樣靠“船”一步步走向輝煌。而小說中的另一人物老水手則落了個相反的命運，“年青時也吃水上飯，娶妻生子后，有兩只船作家當，因此自己弄一條，雇請他人代弄一條在沅水流域載貨物，上下往來。”本來他也可以象滕長順一樣發跡的，偏偏妻兒因霍亂棄他而去，一條船賣了葬他妻兒，劃另一條船在沅水流域飄蕩，然而災難并未離他而去：“婦人兒子死后不到三個月，剩下那只船滿載桐油煙草駛下常德府，船到沅水中部青浪灘出了事，在大石上一磕成兩段……”船沒了，老水手不久也在沅水流域消失了，直到十五年后，他象常年失修的船一樣回到家鄉，人們才又記起這個人。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人與船命運的脆弱。在背后則隱藏著作者對現實的思考。從滕長順到老水手，其中暗含著一個命運的連接，老水手的昨天有滕長順的影子，同樣，在老水手的今天也同樣可能在滕長順身上發生，這種命運的循環，其實也蘊含著一個沉重的主題：古今如一。讓人發出：面對洶涌而來的都市物質橫流的沖擊，現在輝煌的滕長順能夠持續多久這樣的感嘆。
對于“古今如一”的 湘西生命存在方式，沈從文在《湘西》中，他曾從“這地方人將來的命運”出發，提醒湘西人“雖生活與自然相契，若不想改造卻將與自然同一命運，被另一種強悍有訓練的外來者征服制駑，終于衰亡”。對此，沈從文也作了這方面的理性思考。并對都市文明做了更為深入的發掘，一改過去對都市文明批判甚至是不屑一顧的態度，傾向于從都市文明中尋找對改變湘西保守的生命形態有益的明天概念，引入對未來矚望的觀念。具體在文章中體現在龍船精神的回歸及現代之船的引進。沈從文說：“我們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這些人心中感覺一種對‘明天’的惶恐，放棄過去對自然和平的態度，重新來一股勁兒，用劃龍船的精神活下去？”[5]當然，作者對湘西未來是充滿期望的，他希望那只古渡船能夠吸收現代的工業文明，希望“還有一群精悍結實的青年來駕駛鋼鐵征服自然。”期望“各種切實有用的專門知識，都各自得到合理的尊重，各有充分發展的機會，從以駕駑鋼鐵征服自然為目標，促進實現一種更新時代的牧歌。”[6]

參考文獻
1、沈從文：《無從馴服的斑馬》（我的世界叢書），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
2、沈從文：《沈從文散文選》人民出版社，1982年
3、王曉明：《潛流與旋渦》， 中國社科出版社， 1981年
4、孟馳北：《馬文化船文化對人的精神塑造》，文化研究出版社， 1993年
5、沈從文：《沈從文散文選 〈湘行散記 箱子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12.1
6、沈從文:《〈沈從文文集 非夢集〉》花城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