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雙子星座”各具風范、流芳百世——李、杜詩歌的藝術比較

盛唐“雙子星座”各具風范、流芳百世——李、杜詩歌的藝術比較
 
 ［李白、杜甫是雙子星座高懸于盛唐詩上，李白把浪漫主義推向新高峰，杜甫把現實主義推向新高潮。］
 ［關鍵詞：生平、思想、藝術特色］
 一、盛唐時期出詩人——李白、杜甫
 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青少年的李白用他自己曾賦詩撰文回憶道：“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李白所受教育很博雜，但濟世報國的思想卻很強烈，開元十二年抱著“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仍使儉共國，辭親遠游”的二尺心出川求化同。此時，李白已有一些詩文創作，為以后詩歌創作已奠定良好基礎，在以這了陸為中心漫游時期，李白想通過名士幫助他找到“一佐明主”的機會，但失敗，但在此時的詩文創作更多了，內容多是表達豪爽生活的贊美，追求對功業的渴望，也寫一些高蹈實機，求仙學道之作，成就最高的當屬抒發羈旅別情和歌詠山水之作。如《將進酒》中“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作開。又云天生我身必有材，又作天生圣徒有俊材，千一作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時杯。”《靜夜思》“麻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還有人們瑯瑯爽口的《望廬山瀑布》等，風格清新自然，在天寶元年通過吳筠推薦，玄宗下詔征李白入京，李白認為機遇已到，以“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蘺人”（《南陵別兒童入京》）來形容自己得意心情，在本期玄宗也并未重用他由于深入地接觸了上層社會，自己的思想又處于激烈的矛盾之中，所以作品的內容和風格，都有所突破，進入創作高潮期，成熟期一些揭露統治階級，抒發自己情懷的作品成就尤高。如《夢游無姥吟留別》這首詩是李白在長安受到權貴的排擠，被放出京城等二年他將東魯（今山東）南游吳越，寫了這首描繪夢中游歷天姥山的詩，留給在東魯的朋友，在這首詩中可謂別開生面。詩人不受任何成績拘束，意到筆隨，虛構一個異彩紛呈的神仙世界，生動地表達了他的追求和思想。在天寶三至四載，李白與杜甫共游宋齊魯一帶，后來又到江南。在安史之亂流落江南，李白避難于宣城。至德元年，近花甲的李白以“安社稷”、“濟蒼生”又蒙受冤案，但他為國事擔憂曾作一首詩，題為《聞李太尉（光弼）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中一割自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足見李白報國之心至死不減。這一期作品是“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寫下一系列關心國事，反映安史之亂的作品，雖年邁，但并無絲毫疲備之氣，或充滿昂揚的建功之心，或充滿悲憤的失落之感，又形成了一個創作高潮。這真是：男兒有志四方，安社稷、濟蒼生、漫游蹉駝一生。詩歌創作高峰。
 杜甫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陽，生于河南鞏縣，他比李白小11歲，在他的一生是讀書游歷，困守長安，安史之亂為陷賦與為官期，年邁漂泊西南。正因一生社會環境所迫，才華橫溢的杜甫每一期都有每一期的作品，在青年時期的杜甫漫游生活中結識了李白，杜甫也留傳下來作品二十余首，并未形成鮮明的個性風格。但《望岳》、《房兵曹胡馬》等作品遒勁渾厚，己初見杜甫端侻，在困守長安時，他看清了統治階級的腐敗荒淫；漂泊于下層社會，又是他目睹人民的苦難。他對天寶盛世的內幕有了深刻的感性認識，看到它腐敗不堪的本質，預感到它一觸即發的危機，為他成為人民詩人，現實主義兼定了思想基礎。《奉贈韋奎丞丈二十二韻》、《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一系列優秀的現實主義名篇先后問世，杜風的也得以確立。安史之亂中杜甫與現實和人民結合最緊密的時期，在赴主鄜州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和父老鄉親一起逃難，一起流淚空前浩劫，激發了他的創作激情“憶在潼關詩興多”，形成了他現實主義創作的高潮。《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別”優秀作品，現在老幼皆知，特別是安史之亂后的作品。《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八首》、《登高》，也表現憂國憂民的思想，直到臨死前，他迫留下了“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樣對祖國和人民的最后哀念，這一期作品藝術上更加精美，風格上也更為多樣，律詩的音韻更加考究，為唐詩的繁榮，特別是律詩的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這真是：才華橫溢杜甫量，濟民求化困長安。目睹安史留真情。“三吏三別”流至今。
 從李白、杜甫生平經歷來看反映出詩人的各自思想，反映出詩風不同，各有千秋。
 二、李白、杜甫詩歌思想性反映出不同的藝術特色。
 李白詩歌思想內容最突出特點是表現自我，他的詩圍繞著人世與出世這一基本矛盾，塑造了自己詩仙、酒仙、滴仙的飄逸瀟灑、傲岸不屈的生動形象。他在《上李邕》中以大鵬自喻道：“大鵬一日同風起，搏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時人見我恒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輕年少”。這是盛唐的氣魄和人才的自負，這與其說是歌頌自己的才華，勿寧說是歌頌一種少年銳氣，是向不容“殊調”的凡俗勢力進行抗議，具有普遍社會意義。李白對理想生活的憧憬追求、歌頌，如“《山中問答》”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這種生活格調高遠，充滿精神寄托，我們看到那與大自然相契合，并被之提升凈化了的純潔的精神世界與高尚的心靈。李白宣揚對崇高人性及人權的向往，奮爭與贊美。特別是在權勢面前，應該保有傲岸不屈的氣節和敢于蔑視的浩然之氣，他的這種思想雖是矇眬的，但又是強烈的，雖是自發的，但又是執著的。這是李白詩歌中最具有民主性的思想精華，所有讀者都可以從中感受到一種對統治階級抗爭的力量與叛逆的鼓舞，其意義更有社會性和普通性，李白也寫了很多反映社會現實作品。“中夜四五收，常為大國憂”這是他關心國事的最有力的寫照。天寶十四載，安史之亂，李白雖避亂江南，仍把這場空前浩劫寫入詩中；還有歌頌祖國美麗的山川的自然，是李白詩的又一重要內容。“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他對祖國山川美景有特殊的感情，對未到的名山大川無一不被攝入筆端，感情渾厚，個性鮮明，他的寫作特常以飛動的氣勢。崢嶸的氣象，闊大的空間，作為寫景的基調。這就大大突破六朝以來多取平面靜止的描寫方法，為景開拓新天地。另外，李白詩中還有一類有意義的作品，就是呤詠友情詩，如《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贈孟浩然》、《贈汪倫》等等，都是歌頌友誼的傳世之作，而杜甫的詩歌思想內容達到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最高峰。杜甫詩被稱作“詩史”。從唐代孟棨《本事詩》就說：杜甫“逢祿山之亂，流寓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量為詩史”之后，歷代評論家都公認此說。
 杜甫詩史具有生動性，深刻性和一貫性的特點，這些地作品不是“史”而是“詩”，如《兵車行》既有紀討南詔，吐著的影子，又不只是對其中一個實寫，而是對它們合寫，合于史又高于史。杜甫還同情人民的苦難，最全面、最深刻地反映民生。他忠君愛國是建立在“邦以民為本”的愛民思想上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是杜詩創作基點，安史之亂后作品更多，在“三吏三別”中詩人描寫在戰亂中者百姓的悲殘命運，更可貴的是杜甫能將憂國與愛民統一起來。在當時，要想救國，就必須平叛；要想拯民，就必須罷兵，如讀《壯游》，我們看到他一生的經歷，特別是兩次漫游的詳細情況，表現出杜甫，只好批判統治者對人民兇殘暴虐的同時，又鼓勵人民參加拯救祖國的正義戰爭；一方面為人民的痛苦流淚，一方面又強忍熱淚，勸勉人民身赴國難，用自己的犧牲來換取賴以生存的安定環境“上憂九廟焚，下憫萬民瘡”。一顆痛苦的心就這樣包容人世問百種殘酷的現實。如《新婚別》一詩中深刻地揭露戰爭的殘酷，戰爭可能使新郞馬上變成新鬼，新婦馬上變成新寡，令人詛咒但為了尋求一線生機，新婦只能強忍悲痛勸勉新郞“句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在這個形象中，我們分明能看到詩人愛國與愛民痛苦的，然而是深刻的統一。這正是杜甫現實主義詩篇最感人，最超人的地方。他在漫游時，也寫了不少景詩，如《望岳》一詩：岱宗夫如何齊魯青來了，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云，決肶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借景生情，表現了他的雄偉抱負。杜甫寫景有著意描繪自然風光“優美”，如“細雨魚兒書，微風燕子斜”等，還有著描繪自然風光的“壯美”如《登高》還有著急刻后某處江山的獨自特色，杜甫還有論畫、論舞蹈等論藝詩是他對詩歌內容題材的一大開拓，這時詩人關心探索美學的風氣，提高詩人的美學思想，形成中國美學理論，都有開創意義。
 三、李白、杜甫光輝藝術成就宏揚于詩壇。
 李白以飽滿豐富，激昂強烈和充滿主觀色彩的感情來寫詩，這是他詩歌最突出，成就最高的特點。李白自稱“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州，杜甫稱李白，”“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都道出這特點。
 李白為了使感情更加飽滿常使用的通過主觀色彩的抒情加以表現，他總喜歡直接站出來面對讀者揚“我”如何如何，如得意時就宣稱“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遭受打擊時就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追求逍遙時就表示”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處處著有強烈的自我色彩，噴發著強烈的個性，還有通過擬人化手法加以表現，如《獨坐敬亭山》中，山是無生命的而李白卻賦于它人的生命和感情的機能，通過對敬亭山的人格化，使作者與自然更加契合，作者凝重，深沉感也得以更好抒發；大膽生動的夸張這一特點是李白在寫景詩中體現最為突出如“白發三千丈”（《秋浦歌》）；“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媴臺”；還有通過跳躍性的手法，靈活多變的形式，以豐富、奇特、瑰麗的想象來寫詩，是李白浪漫主義的又一重要特征。明王世員《藝苑厄言》贊李白詩曰：“杳冥惝恍，縱橫變幻極人才之致”。如李白從未到蜀道，但他憑借想象寫下千古絕唱《蜀道難》，李白詩杰作的那么有特色，還在于向別人學習，他吸取樂府詩純樸的格調，再加上自己清新表現手法，寫出《贈汪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還有《靜夜思》用平淡的語言，撥動了人們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思鄉之情，李白的詩呼用遍古典詩歌所有體裁，其中以樂府體，培歌行體和絕句體成就最高，他的詩歌在當時產生文泛的影響，在社會各界享有盛譽，對后代影響更為深遠。
 而杜甫的詩達到現實主義的高峰。他的現實主義描寫絕不僅是生活簡單，表面化的記敘，而是對現實進行更深刻、更概括、更精煉的描寫，杜甫在別的題材上也能創造出極具典型意義的形象。如《草堂》描寫擁兵作亂的軍閥殺人取樂的罪行。他還能在敘述性的古詩中創造出典型，藝術形象，如《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更讓人嘆為觀止的是在律詩中也能自如地進行細節描寫，如聽到安史之亂平定后所寫的平生第一首快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通過“忽傳”，“初聞，“卻看”，漫卷等剎那間的細節行為，表現出詩人悲喜欲狂的心態，十分傳神。
 杜甫的抒情，以后人一致公認的“沉郁頓錯”為主要風格，這構成杜詩的另一重要特色，杜甫詩在體裁和語言上就斐然，是我們后人望所莫及，杜甫對后代影響也比李白更為深廣，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運動更是直接起源于杜甫的新樂府詩，劉禹錫更偏重發揮杜甫雄壯蒼郁的一面。
 李白、杜甫是雙子星座高懸于盛唐詩壇上，李白把浪漫主義推向新高峰，杜甫把現實主認推向新高潮。這真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盛唐詩壇當雙星，浪漫現實各千秋：古詩傳在人中間，佳句不離人們口。
參考文獻
1、李道英：《中國文學史》第二冊，《高等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必修課系列教材》，2004年2月。
2、賴德勝：《中國文學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1999年5月第1版，194頁—2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