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傷逝》與《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形象

論《傷逝》與《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形象
 
 《傷逝》與《玩偶之家》塑造了兩個具有鮮明民主思想傾向，追求個性解放的婦女形象，成為中外文學史上以“關心婦女的社會地位及命運，提出婦女解放的社會問題”為主題的璀璨的明珠，在歷史的長河中閃耀著光芒。
   偉大的文學家魯迅唯一的一部愛情題材小說《傷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被稱為“中國式的娜拉”，她與挪威作家易卜生塑造的女性娜拉都是作者借描寫家庭夫婦之間的矛盾沖突，描寫和反映社會和女性問題，提出個性解放和婦女解放，成為世界文壇兩顆“以關心婦女的社會地位與命運，提出婦女解放的社會問題”為主題的璀璨的明珠，在歷史的長河中閃耀著光芒。
    這兩個女主人公形象體現出來的藝術美麗是鮮活的、生動的，讓人咀嚼不盡、揮之不去，既讓人謳歌，又令人嘆息，更讓人不斷地反思，執著地探索。
    《傷逝》中，魯迅描述了子君和涓生的愛情悲劇，女主人公子君不顧世俗和親人的壓力，毅然與家庭決裂，為了追求自由和愛情與涓生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可是婚后，卻“每日川流不息的做飯”“成為子君的功業”“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意義全盤疏忽了”，這也就注定了她最后悲慘的結局，在子君和涓生相繼失業后，人性的自私讓涓生在求生路上選擇了“孤雁單飛”，而子君只能跟隨父親回去，回到了那個冰冷的世界和牢籠，子君對愛情的幻滅，終于使她“質本潔來還潔去”，在無愛的人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玩偶之家》是19世紀末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作，又被譯為《娜拉》《傀儡》。情節是：海爾茂剛任銀行經理一職，正欲大展宏圖，他的妻子娜拉請他幫助老同學林丹太太找份工作，于是他解雇了柯洛克斯泰，而娜拉前些年為丈夫治病而借債犯了偽造字據罪，柯洛克斯泰借此要挾娜拉，海爾茂覺得名聲受損，前程被毀，大罵娜拉是“下賤女人”，而當柯洛克斯泰退回字據時，海爾茂親切地稱娜拉為“小鴿子”，但娜拉已清醒地認識到冷酷的現實：丈夫關心的只是他的地位和名譽，所謂“愛”“關心”——只是拿她當玩偶，于是勇敢堅定地離開了那個“玩偶之家”，娜拉的出走成為一個世紀以來長盛不衰的話題。
 子君和娜拉雖然是產生在中外不同國家和時代中的藝術形象，但卻都具有鮮明的民主思想傾向，大膽追求個性解放，“為愛而愛，為愛而活”是他們永恒的絕唱，在她們身上能找到許多相似之處。
 一、首先，她們的心中充滿了愛，對丈夫無私的愛——并把它作為生活的重心和自己精神生活的全部基礎。
 她們都無私地深愛著自己的丈夫，可是在人生的抉擇時刻，她們的丈夫為了自身的利益，無情地顯露出自私、虛偽的面目，“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在他們身上再次體現，深受傷害的女主人公勇敢地選擇了出走。
    子君是一個溫柔的女孩，受“五四”時代大潮的影響，她用嶄新的眼光和思維、倫理來審視這個社會，她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向往和崇敬，被涓生的真誠和坦率感動，她沖破封建家庭和封建的社會倫理道德的束縛，“大逆不道”、“傷風敗俗”地公開與涓生同居，這是對舊時代大膽的挑戰。婚后子君全身心撲在家庭小圈子中，逐漸為丈夫、為家庭失去了自我，當家庭失去了經濟來源，小家庭無法維持下去了，涓生為求自保說出了“我已經不再愛你了……”于是子君只得跟父親再次出走，重新回到了封建牢籠中去，最后在“無愛的人間灰飛煙滅了”。
    娜拉與丈夫海爾茂一直過了八年的幸福家庭生活，為救重病的丈夫海爾茂，在別無它法的情況下，她偽造了父親的簽名借來了一大筆款子，此后又默默承擔、獨自償還，她認為自己是幸福的，是了不起的。可當柯洛克斯泰以此事要挾海爾茂時，海爾茂撕下了溫情的面紗，罵娜拉“下賤女人”“犯罪的人”，而當風平浪靜后，自己的地位不再有威脅時，又甜言蜜語地稱娜拉“小松鼠”“可愛的小鳥”。無情的現實粉碎了娜拉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她終于明白了眼前的現實、自認為“幸福生活”的實質——自己不過是“丈夫的玩偶”，“男人的附屬品”，于是她毅然地出走，去尋找人的價值。
    二、她們都是善良的、勤勞、天真、純潔的女性
    子君在婚后全力營造自己的小家庭，“侍奉丈夫每日的吃飯”，便成為她生活的課題，她勤儉持家，養起了小雞，忙于做飯、養狗之類的家務事，樂此不疲地沉迷于小家庭，以致于和丈夫談天以及讀書、散步的時間都沒有了，變成了一個只懂得日常生活而不懂得更多人生追求的小女人了。吉兆胡同里那間簡陋的小屋，在她的眼中是這樣的自由和幸福。在爭取愛情的過程中，子君驕傲地抗拒著封建家庭的壓力，而當小家庭維持不下去時，她又選擇了重新回到舊家庭中。
    娜拉一直天真地以為自己與丈夫相親相愛，過著甜蜜的幸福生活，當丈夫有病時，她冒著觸犯法律的風險偽造字據，并獨自承擔債務。為家庭和丈夫不惜犧牲自己的名節，保全丈夫的名譽，同時天真地認為“到時候丈夫會來挑起那副擔子”。
    三、她們最重要的共同點是：是傳統思想和禮教的叛逆者和挑戰著，追求個性解放、追求自由，是沖破傳統觀念，奮起抗爭的覺醒了女性形象。
    子君不顧家庭的反對、不顧傳統禮教與世俗觀念，勇敢地與經濟貧寒的涓生同居組建小家庭。“我是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是一個同封建社會大膽宣戰的女性。“不在意路上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她強烈的反抗和覺醒深深地印在人們的腦海中。
    娜拉是資本主義現實社會的叛逆女性，她蔑視資產階級法律、道德、宗教的虛偽和不合理，她不信世界的這種不講理的法律。“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許老婆想辦法救他的性命！”當她認清了自己不過是丈夫的傀儡和玩偶之后，毅然離開了這個表面溫馨的家庭，去探求自己的個人價值。
 雖然子君和娜拉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但是作為社會的叛逆者，作為追求個性解放的婦女，她們身上有許多差異。
四、她們所處的國家不同、社會背景不同，所追求的世界觀不同，人格獨立的程度也不同。
    子君雖然生活在 “五四”思潮席卷全國的時代，在她身上強烈地呼吁著“個性解放，爭取婚姻自由”，但是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和意識長期禁錮著人的心靈。子君內心深處還是一個被封建思想包圍的女性。因此她局限于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的沖動、脆弱和革命的不徹底性。“人生是為了愛而活，為了愛而愛”，容易滿足于家庭生活、以至于在家庭生活中完全喪失了自我，變成了一個只懂得日常生活而不懂得理解涓生，不懂得人生更多追求的小女人了。她沒有獨立的人格和思想，而在中國漫長的男權統治歷史中，她必然是一個家庭的犧牲品，也是這個封建社會和制度的犧牲品，死亡便是她不可避免的最終歸宿，是一個令人心酸的、又愛又憐又嘆息的女性形象。
 娜拉生活在被馬克思稱為“自由之子”的挪威。19世紀后半期，挪威的經濟繁榮，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文思想影響著人們，高漲的女權運動沖擊著娜拉的精神世界。當丈夫的虛偽、自私的面具被撕破了，娜拉霍然醒悟，看清了自己在這個“玩偶之家”的地位。于是她要掙脫家庭這個牢籠，去外面尋找真正的自由和自我的價值，覺醒后的娜拉，立志做一個獨立人格的女人。娜拉是一位勇敢爭取獨立的女性形象，她的出走，唱出了女性追求自我的歌，她不愿做“男人華麗的依附品”，不沉迷舒適的小家庭，徹底反叛了資產階級家庭，義無返顧地出走，去經受外面世界風雨的洗禮。“我現在把你對我的義務全部解除，你不受我的拘束，我也不受你的拘束”，雙方允許有絕對的自由。她是一個真正徹底覺醒的資本主義生活中的叛逆女性，面對不合理的法律、宗教、觀念，表現得態度堅決，沒有絲毫的妥協和軟弱，是更值得歌頌的、令人肅然起敬的女性形象。
    五、她們雖然都是離家出走，卻有著本質的天差地別。
    子君在“出走——建立家庭——出走——死亡”的悲劇歷程中，前后有兩次出走，終究其實她到死也沒有發現“自我”，也沒有自主意識。“子君是作為一個孩子出走的”，首先是丈夫的、其次是父親的，她到死都是男權制度下的犧牲品，而且她所追求的幸福家庭是當時中國那些講自由戀愛的知識分子所向往的“幸福家庭”，而這是覺悟的娜拉要走出的家庭，但中國女性子君卻又向這樣的家庭走進。娜拉不想做傀儡，而子君卻還在想做這樣的玩偶。她沖出封建牢籠，卻又走近了“娜拉式”的家庭，她以為自己選擇了一條自由之路、希望之路、幸福之路，其實卻是一條幻滅之路、死亡之路。
 娜拉在現實生活的撞擊中覺醒了，她徹底地認識了世界和人生以及自己，她由悲觀絕望轉向積極的反抗。“首先我是一個人”這擲地有聲的吶喊，喚起了婦女要求人格獨立和解放的時代強音，娜拉憤然而起，走出”玩偶之家”，關上了以男權為中心的資產階級家庭的大門。娜拉出走以后也許會遇到很多種命運，但是她果敢地放棄“不平等的婚姻，不平等的地位”，所謂幸福家庭，卻是令人敬佩的、可歌可泣的、偉大的驚天動地的舉動，她的出走是有劃時代意義的。
    六、她們選擇的人生道路不同，命運和歸宿不同，寄予的歷史意義也不同
    馬克思說“社會解放的尺度，可以用于婦女解放的尺度不同。娜拉走后，命運會怎樣，也許為生活所迫淪為妓女；也許過著雖然清苦，但卻人格很獨立的生活；也許……這樣給人民留下了永恒的思念和猜測，這正是大師易卜生的高明之處，讓人們通過關心娜拉的命運，探求更多社會問題，從而提出婦女解放的社會問題，具有重大的歷史進步意義。”
    子君是魯迅通過這位倒在中途的女性悲劇命運的描寫，更現實、更無情、更深刻地把中國式娜拉故事續寫下來，從而讓人們思考造成子君和悲劇命運的根源，從而去探索、尋找一條婦女解放的道路。子君悲劇命運歸結為自身缺憾、涓生的背叛、封建勢力的重壓。她的勇敢和無畏都是因為愛，“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成為涓生為自己辯解的理由，這也就是《傷逝》的局限性了。
    由子君和娜拉這兩位結局不同，但都追求婦女解放的女性形象，我不由地深思中國現代婦女存在的少部分現狀：沒有了傳統的愛情觀和道德觀，為追求物質享受，心甘情愿地做男子的附屬品，依賴男人而生存，一心挑高枝嫁大款，安心當快樂的“金絲雀”，遠離社會，做一個純粹的家庭婦女，甚至還有一部分人墮落到當“二奶”“小蜜”，不惜破壞別人的家庭。娜拉所鄙棄的生活與家庭卻成為了他們所追求的“幸福”，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女性的悲哀。我看文學大師魯迅和易卜生也要捶足頓胸了，取得了自我的社會地位的中國婦女，將怎樣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怎樣真正體現自我的存在？婦女要取得最終的解放，只取得政治和經濟的獨立是不夠的，還必須自立、自尊、自愛、自強，這是當今婦女們要反思的問題。
    子君和娜拉這兩個栩栩如生的形象，在她們身上蘊涵了深刻的思想，跨越了時空，在今天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作為女人，我們應該自重、自立、自信、自強，活出真正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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