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百合花》中看人性美--淺談戰爭中的人性美

從《百合花》中看人性美--淺談戰爭中的人性美
 茹志鵑，曾用筆名阿初旭。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于上海。家庭貧困，幼年喪母失父，靠祖母做手工換錢過活。11歲以后才斷斷續續在一些支委會學校、補習學校念書，初中畢業于浙江武康縣武康中學。1943年隨兄參加新四軍，先在蘇中公學讀書，以后一直在部隊文工團工作，任過演員、組長、分隊長、創作組組長等職。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從南京軍區轉業到上海，在《文藝月報》做編輯。1960年起從事專業文學創作是中國作協會員，又被選為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理事。1977年當選上海七屆人民代表。現為《上海文學》編委。茹志鵑是當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創作以短篇小說見長。等調清新、俊逸，情節單純明俠，細節豐富傳神。善于從較小的角度去反映時代本質。她的許多作品如《百合花》、《靜靜的產院》、《如愿》、《阿舒》、《三走嚴莊》等都受到過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鏡等老一輩作家的好評，一些作品被譯成日、法、俄、越等多國文字在國外出版。新時期以來，茹志鵑又發表了10多篇小說，隨著主題的深化，風格亦有所改變，于清峻中隱含鋒芒。她的主要作品集有：《百合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剪輯錯了的故事》（《人民文學》1972年2月）、《草原上的小路》（《收獲》1979年第3期）、《兒女情》（《上海文學》1980年1月）、《家務事》（《北方文學》1980年第3期）。《一支古老的歌》（《文匯增刊》1980年第3期）等。
 要研究茹志鵑的作品，首推其短篇小說《百合花》，茹志鵑生活的年代正是跨越了兩個時期，第一個是戰爭的時期，一個是中國剛剛解放的時期。在戰爭時代，出現過許許多多著名的作家，他們以寫戰爭中發生的故事為主要內容，同時也出現了許許多多優秀的中長施展小說等作品，但茹志鵑卻是50年代中少數幾個用短篇小說的形式來描寫戰爭的作家之一。短小斧致的結構與細膩獨特的視角渾然而一體，體現出這位女性作家獨有的明朗秀麗的風格。這位在1943年參加新四軍部隊文工團的女作家，對戰爭的理解別具一格，她似乎并不在意戰場上敵我雙方的進退勝敗，而是專注于戰爭中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碰撞與交流。
 短篇小說《百合花》寫作于1958年初春，正是“反右”斗爭的高潮時期，許多作家、知識分子都經受了不同程度的打擊，作家本人在當時的時代環境里也感受到了一種無形的壓抑，相比之下，戰爭硝煙之中的淳樸真摯的人際關系則更令人懷戀。“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幾十分鐘，幾分鐘，甚至只來得及瞥一眼，便一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個一剎那里，便能夠肝膽相照，生死與共。”作者的創作動機是想借對戰爭年代圣潔的人際情感的回憶和贊美，來表達對現實生活的感慨。它顯然是一篇不合時宜的作品，由此它在問世前的曲折遭遇也就可以理解了，當茹志鵑把《百合花》寄給許多刊物時，一再遭到退稿，其理由是“感情陰暗，不能發表”。這樣幾經周折，終于發表在《延河》雜志上，后經時任文化部長的茅盾的贊揚，才開始受到評論界的重視。
 《百合花》為什么能有那么高的成就呢？主要是因為它表現了那種在戰爭年代人與人之間的那種人性美，對新中國剛剛成立、對現在都有很好的教育意義。它的人性美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百合花》語淡、精致、美麗，這在五六十年代的戰爭小說中是絕無僅有的。它以抗日戰爭為時代背景，描寫了部隊上一個年輕的通訊員與一個才過門三天的農村新媳婦之間近于圣潔的感情交流。茹志鵑的創作目的很明確也很堅定，那就是要表現戰爭中那最令人難忘的、而且只有戰爭中才會有的崇高純潔的人際關系，與通過這種關系體現出來的人性美和人性美。因此，作品所體現的是戰爭生活，但并不是為寫戰爭而寫戰爭，他沒寫戰爭的場面，而且只將戰爭作為當時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在這個時代背景中所發現的一個一個美麗的故事。戰爭的槍林彈雨只是為了烘托小通訊員與新媳婦之間那種詩意化的“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通過生活的側面寫生活中的普通人，寫日常生活中的“家務事”、“兒女情”，這是茹志鵑所有作品中為數不多的短篇小說的一個最重點的特點。
 《百合花》是茹志鵑早期的作品，在作品中，雖然寫的是戰爭，卻不以戰爭為目的，它著重刻畫了那戰爭中那些普通人的心靈的美、人性的美，雖然在文章中小通訊員、新媳婦的名字都沒有，但我們看到后，他們兩個人的形像早已都刻在了我的有腦海中，達到了文學作品的審美需求。這也是茹志鵑的良苦用心，她有意識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寫在“戰爭英雄”，而只寫了普通人的普普通通的一些故事，因為在她的眼里，英雄其實也是普通人，與普通人是一樣的，戰斗英雄只有戰斗的時候才是英雄，而在平平常常的生活中，他們都和平常人一樣，也要吃飯，也會臉紅，也會帶有女孩子的忸怩姿態，這才是平常人的一面。好還認為，在革命戰爭年代，這種描寫英雄人物的作品太多了，如果再寫的話，讀者也早已沒有興趣去看，就連讀者也感到作者所寫的與自己的生活差得太遠，早已沒有了新意，而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我們身邊的人也具備英雄的優秀品質，英雄在我們身們很容易就能發現，而且，按照當時的審美習慣，作家是不可以讓新媳婦隨便笑話“英雄的，雖然在英雄小通訊員第一次借被子時遇到了失敗，沒有借到被子，但受到嘲笑卻會有損于英雄形象。所以，作家有意回避對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只是為了堅持自己的美學風格而不受當時流行的創作思潮所左右，這正是茹志鵑的可貴之處。
 二、小說的主要人物身上獨有的美好情感得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現。
 《百合花》的審美焦點集中在人性美，昭示著不管在什么樣的環境中，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總是人們的強烈本能.這就使作品在鮮明的政治主題中，包含了深刻的人性意蘊。由此可見，《百合花》的主題是政治性和人性的完美結合。它表明了“文學是人學”這個亙古不變的真作品以《百合花》為題,本身就具有了強烈的象征意義。百合花是潔白、純潔、美麗的象征。在作品中,無論對小通訊員的羞澀、靦腆、憨厚、純樸的言行的描述,還是對新媳婦美麗、善良、虔誠的敘述都是為著這種象征意義的實現而進行的。是一個憨厚、樸實的,還常有幾分天真稚氣的青年。他有一顆關心同志,處處為別人著想的美好心靈。如去包扎的路上,發現“我”走不動時,他就“自動在路邊站下”等著;當他了解到借來的被子是新媳婦唯一的嫁妝時,他感到很不合適,要送回去;在戰斗中,當敵人投下手榴彈在人縫里冒著煙亂轉時,他能臨危不懼,毫不猶豫地撲在手榴彈上,為保護群眾獻出了他寶貴而年輕的生命。通訊員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正是他平時關心他人的高貴品質發展的必然結果,而這種高貴品質的表現,又是在時空的變化中所發生的各種事件上來體現的。那位新婚的少婦,她的內心和她的外貌一樣的美麗。當她明白到共產黨的部隊打仗是為了老百姓的道理后,毅然地把她的里外全新的結婚被子抱出來。再到把那條棗紅底上灑滿百合花的新被平展展地鋪在小通訊員的棺材底上的敘述,這位農村少婦像百合花一樣美麗的心靈得到了集中的揭示。伴隨著她看到犧牲的是她認識的小通訊員時發出的那充滿感情的短促的“啊”的聲音,她虔誠地給小通訊員“拭身子”,一針一線地給小通訊員縫補肩上的破洞的細節描寫,這位年輕的農村少婦的品質和她的心靈之美就更為鮮明地展示出來了。百合花的潔白、美麗,是這兩位普通而又平凡的人的品質的象征;百合花的純潔、動人,是軍民關系的象征。至此象征和實際的界限被打破,成為了讀者在閱讀結果上的精神認同。
三、《百合花》將戰爭中的人、人情、人性高度統一。
一部坦率而真誠的作品，一部對人理解深切、表現深刻的作品，筆者認為首先在于揭示了人的情感世界中的多向性、豐富性和復雜性。文學要寫人，寫人必涉情，無情則無文。戰爭題材的作品也是如此。茹志鵑的《百合花》寫于反右時期，但作者卻沒有被當時的文風所左右，僅僅通過戰爭的勝利來歌頌中國共產黨的勝利，而是把戰爭作為背景，描寫了一個年輕的通訊員和一個“新媳婦”的美好形象，從而所反映的不僅僅是解放軍的崇高品質和人民愛護解放軍的真誠，即“魚水之情”，而更重要的是其深刻地揭示了戰爭中的人、人情和人性，這在五六十年代的戰爭題材小說中是少有的。
 《百合花》最感人的就是其人性的存在。作品在主人公——“小通訊員”，作者并沒有把他刻畫成一個“高大全”的英雄，而是把視點定位在了平凡與普通上。恰恰正因如此，才讓我們覺得他有血有肉，真實可信。作者沒有寫“小通訊員”在戰場上殺敵如何英勇，而是寫了他為“我”帶路及借被子兩個場面，寫出了他質樸憨厚、靦腆、不善言辭，特別怯于與異性交往的特點。其中，作品的細節描寫是很成功的。例如：作者寫到小通訊員為“我”帶路時，由于“我”是女性，他不愿意與“我”接觸，于是“撒開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但是他心地善良，還是很照顧“我”的，文中處處透露著他的細心妥帖：“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搖搖擺擺。”我們可以看出他時刻都在注意著“我”的情況，還是很有心很負責的；雖沒靠近“我”，但又絕對不會丟下“我”，真是可愛極了。又如，寫“小通訊員”借不到被子時發牢騷：“老百姓死封建”，但是當得知自己借的是“人家結婚的被子”時，又想把被子送還，完全不計較剛才受的委屈，表現了他通達的一面。小處見真誠，不知不覺中，小通訊員的形象已經自然而然地展現在我們面前：他有缺點，會發牢騷，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他身上有更多的閃光點在吸引著我們，這二者自然地結合在一起，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小戰士形象。
 小說刻劃的第二位人物是俏俊“新媳婦”，過門才三天，渾身上下洋溢著喜氣。她盡咬著嘴唇笑，她像忍了一肚子笑料沒笑完。這位極普通的農村婦女，她善良純樸，對“同志弟”有著樸素天然的骨肉情深，一旦理解了戰爭的意義，理解了小通訊員生命的價值，她便毫不猶豫地將自己唯一的最心愛的嫁妝敬獻出來。她給筆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在小通訊員犧牲后的反應：當她看到了小通訊員被抬回來時，只發出了兩聲短促的“啊”聲，但卻充分表明了她的震驚和難過以及對小通訊員的敬佩之情，當醫生宣布小通訊員已經犧牲時，“新媳婦卻像什么也沒聽到，依然拿著針，細細的、密密的、縫著那個洞。”這個衣服上的“洞”，本來就是小通訊員在借被子時給她留下的遺憾，現在她表現上是補衣服，其實也是在縫補著她內心的歉疚之情。只有這樣做，她覺得才能表達她對小通訊員的那份真摯的感情；當衛生員抬來棺材，要把通訊員放進去時，新媳婦心中的悲痛懊悔之情一剎那全部爆發了出來：她“劈手奪過被子”，親手蓋在了通訊員身上。這時作品達到了高潮，“新媳婦”內心純樸、圣潔的感情隨著她一系列無言的行動有力地表現了出來。
也許由于作者是女性的原因，她的切入點非常細膩，細節描寫很到位，體現出作家獨有的明朗秀麗的風格。作者專門挑選了一條里外全新的、棗紅底上面撒滿白色百合花的新花被子連在“小通訊員”與“新媳婦”之間，這象征著純潔與感情的花，讓作品充滿詩意，最終完成了作者對戰爭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歌贊。由于作家擺銳了“英雄”概念的束縛，小說里的主要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感都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現。雖然小說只寫了小通訊員平常的一面，但是讀到最后，筆者依然感覺到小通訊員也是一個英雄，而且是一個充滿人性，真實可信的英雄。英雄不是天生的，它是潛藏在人民大眾身上的英雄素質在偶然情境下的迸發，更多的情況下，英雄與普通人是相同相通的。作家回避對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堅持自己的美學風格不受當時流行的創作思潮的左右，這正是茹志鵑的可貴之處。同時，茹志鵑在《百合花》中將戰爭中人、人情和人性的高度統一，是把軍人“神化”、“刻板化”、“標準化”的一個反撥，是文學回到人學的一個必然。無論在當時這是現在，這篇小說都可以說是短篇小說中的一朵奇葩。
 綜上所述，在小說《百合花》中作者以“一個正處在愛情幸福之漩渦中的美神”來反襯這個年輕、尚未涉足愛情的小戰士，譜寫了一曲“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將戰火紛飛的戰斗場面推為背景，將小通訊員壯烈犧牲情景通過民工的敘述從側面表現出來，就連小通訊員第一次向新媳婦借被子碰壁的沖突也是做暗場處理，從幾件平凡的小事中深入挖掘，展開了對軍民關系饒有詩意的描寫。另外，作者以那條棗紅底灑滿百合花的假洋緞被面作為貫穿全文的線索，以純潔的百合花象征人物的美好的靈，使小說中的人物聯系起來，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藝術整體，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揭示解放戰爭勝利的基礎和力量源泉，以小見大，意味深長。           
 總之，短篇小說《百合花》以樸素、自然、清新的筆調抒寫和贊美了人與人之間的最美好最純真的感情，創造出一種優美圣潔的意境，讀后令人久久難忘。

參考文獻：
 茹志鵑.  百合花.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8年出版
 《百合花》，初刊于《延河》195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