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詩歌運動與新詩運動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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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上歷來存在復古與創新兩大文學思潮的碰撞與交鋒。在詩學領域，詩歌經歷唐代輝煌的顛賬峰之后，復古還是創新成為詩歌發展無法回避的問題。圍繞這一問題，各種各樣的詩歌流派與理論此起彼伏。詩歌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復古必定無法挽回古典詩歌的命運，使之再度輝煌，創新卻也并未取得成功。本文選擇晚期明公安派詩歌運動與五四新詩運動作為創新詩派的加以比較，意在探討古典詩歌變革的可能性以及變革的方向何在。
在詩學史的眾多流派中選擇公安派詩歌運動和新詩運動進行比較，首先是因為二者都是思想解放、提倡創新的詩歌潮流，與擬古或復古針鋒相對。“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文學傳統有其存在的師法的價值，但任何不從精神上繼承而是摹擬古人字句的創作流派違反了文學發展的規律，無法使詩歌取得新的成就。然而復古之風具備一種潛在的能力，即從反面在論爭中促進詩派的理論發展和創作實踐。因此，探討古典詩歌變革的可能性，創新詩派更具有典型意義。其次，從兩次詩歌運動的關系上來看，雖然新詩運動形成了白話詩歌與古典詩歌的徹底決裂，然而卻與公安派及其后創新詩派具有理論及內在精神上的繼承性。
公安派的詩文理論
公安派文學批評是在晚明復古氣息彌漫的文壇產生的，受到李贄、徐渭等人思想的影響，他們標榜靈趣，不避俚俗，尚怪尚奇，一空依傍，以任情而發，反映人的“喜怒哀樂嗜好情欲”為詩文宗旨，帶有明顯的反抗傳統的異端色彩。公安派的詩文理論主要包括兩大方面的內容：
一是認為文學歷史是不斷發展的過程，強調創作應隨時代而“變”。袁宏道在《敘小修詩》說：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當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
公安派從歷代文學發展中看到“變”才是歷史的必然，每個歷史時期都有新變的文學，各有特色和成就。《雪濤閣集敘》還從文學的內部探索了各時代文學新陳代謝的發展過程。作為公安派文學發展論的重要依據的是古今語言的變遷，袁宗道《論文（上）》說：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有古今，今人所詫為奇字奧句，字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
對語言變遷的認識使公安派提倡文學語言的通俗性和口語化，認為學習古文應從精神上與古人相接，而非字句的剽竊的形式的模仿。
二是認為詩文創作應不托于“理”，不托于“聞見知識”，而發之以真美的性情，自由地抒發人的生活欲望，表現出個人的獨特創造。袁宏道《敘小修詩》說：“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已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性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至，令人奪魄”。他進一步闡述其創作主張說：
“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于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余讀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有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離騷》一經，忿懟之極，“黨人偷樂”，“眾女謠諑”，“不揆中情，”“信讒赍怒”，皆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窮愁之時，痛哭流涕，顛倒反覆，不暇擇音，怨矣，寧有不傷者？且燥濕異地，剛柔異性，若夫勁直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疑焉？”
公安派的詩文理論滌蕩了晚明文壇的崇古氣息，然而他們逃避現實追求自適的傾向以及對文學繼承性和創作嚴肅性的忽視，釀成了新的危機。對此有所察覺的袁中郎對公安派前期的主張作了一些修正，重新提出向漢魏唐詩學習，注意作詩的法度。這既對公安末流起到了一些補弊病的作用，但前期的創作意氣也有所消退了。
（二）從公安派到新詩運動
公安派雖逐漸消退，但崇古幔帳中與之對立的崇尚自心的詩學之光卻從未熄滅.繼之而起的竟陵派,從矯正公安派弊端出發,提示:"求古人真詩"和"冥心放懷,其在心厚"的主張,繼續活潑無拘無束的文學追求,到了清初,則有吳喬,馮班等人重新挖掘了中晚唐詩歌的藝術價值,發現詩人創作中的主觀因素'心光'可以與晚唐詩中的個性特點結合.中晚唐詩歌在盛唐之后別出新境,對于后人在前輩詩歌成就之下有所作為是有啟發意義的.這一發現為師心自用之說伸張了空間,為詩人創作不再依附于詩歌經典而注重心靈提供了理論依據,袁枚的"性靈說"承續公安袁氏及吳喬等人詩說.為詩歌的內容和表現注入了更多的自由與個性因素.在袁枚看來,詩歌的生命在于"情"真于否,"情"的正與不正則并非詩歌考慮的問題.此后,龔自珍又以"童心"一自由和個性,來反抗現實環境和精神上的壓抑而"尊情",使文學作品擔當起宣泄內心情感的作用.清末黃遵憲,梁啟超等,首倡"詩界革命",但他們追求的是使傳統的詩歌形式與新內容和諧,使嚴謹的韻律與散文化的筆法協調,以"舊風格含新意境".
從晚明公安派詩歌運動到龔自珍衰世中抗逆心靈的傾露,直至晚清"詩界革命",沒有一個人提出過詩體解放問題.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談“詩界革命”時說，是“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要“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可見，古典詩歌末路之際，他們始終無法也不愿放棄陳舊的形式和風格，而詩美的內在規律決定著形式的內容，風格和意境是辨證地統一于一體的，堅持舊形式、舊風格帶來的后果只能把僅有的一點新內容與新意境也陳舊化了，因此詩歌創作并沒有產生長足的進步。詩歌發展的內在驅動究竟在何處？
五四白話新詩運動以一種外來的極端的方式打斷了古典詩歌的發展進程。從挽回古典詩歌命運的角度來看，它同公安派詩歌運動一樣失敗了，但從順應詩歌發展變革的趨勢的角度來看，它取得了某些成功。
五四新詩運動并不僅僅是西化的產物，它同公安派直至“詩界革命”的，內在精神和文學理論是有聯系的。新詩歌運動以語言為突破口，改變了詩壇上延續幾千年的文言的正統地位。這與公安派對語言變遷的認識極為相似。例如，錢玄同，從《尚書》，《詩經》開始，反復論證；語言和文字本來是一致的，古人都是用口語作詩作文的；語言和文字分開，口語和書面語分開是后來的事。新詩開拓者們承認“舊詩的文字是極精練和純熟為腐爛和空洞，失掉新鮮和活力，同時也失掉達意尢其是抒情的作用了”為了表達現代生活和現代人微妙的情思，必須以白話為詩歌的語言。新詩運動與公安派語言認識的相似性體現了古典詩歌語言變革的內在需求，是經過長期的蘊積最終爆發出來的。
新詩語言確定后，“詩體大解放”的主張被提了出來，即新詩“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并且推翻了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談新詩》）在“破舊”的層面上，白話新詩運動在語言和形式上破得極為徹底，這種徹底性是公安派詩歌運動所無法完成的，但卻是受到公安派“性靈”之說要求自由表達的精神影響的。盡管在“立新”的層面上白話詩的傳統還太貧乏，但畢竟為詩歌拓展了新的園地。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杰之士，亦難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它體以自解脫。”從詩歌發端至清末走入末路，古代詩歌精致而穩固的藝術形式遠遠滯后于內容的更新，中國詩歌發展的歷史證明，詩歌每一次卓越的發展都伴隨著形式重大突破。那么形式是詩歌發展的內驅動力嗎？這一點需要從詩歌形式嬗變的過程來思考。
（三）詩歌發展的動因：個性化表達
從我國古代詩歌悠久的歷史和漫長的發展過程來看，詩歌顯示了其形式嬗變的軌跡。張元《論我國古代詩歌的形式嬗變》一文中認為：詩的形式嬗變由小到大，由簡至繁，呈慧狀擴展，其風格由古樸向規律發展，其體制隨時代發展而愈漸豐富完備，到唐代達到頂峰。然而，也正是由于詩歌格律的限制，詩的形式發展止步不前了，但作為詩歌整體進程而言，詩的嬗變僅僅是慧頭，其后崛起詞可視為慧干，再后興起的曲才堪稱慧尾。
但我認為，與其說詩歌形式嬗變軌跡為慧狀擴展，不如說呈樹狀擴展。因為這個擴展不是單向度的，也不是一個取代另一個而存在，而是每一種形式中都孕育了其他多種可能。而是同時并存的。結合前面對公安派詩歌運動和五四新詩運動學原理及實踐的比較，幾乎可以認為形式在詩歌變革中的決定作用了。然而，形式所擁有的力量從何而來。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在其著作《社會是如何可能的》一文中關于時尚的觀點啟發了我的思考。
齊美爾認為，時尚的作用在于平衡本能化沖突和社會化沖突，將這個理論引文學領域可以看到，文學形式產生于大眾的個性表達中，個體以個體的方式表達其生活和意識，但個性化的表達都“宣示著生活情感和思想意識的某些共性。這種共性像一種普遍的氛圍那樣，包圍、浸透著那種熱烈情調的個性化，并賦予個性化以形式。”這種賦予形式的過程也就是經典的產生的過程，因為形式包含了一種爭取普遍事物，追求經典的基本努力。經典一旦形成，便開始象征身份和地位，這一結果導致經典于對普遍事物追求的分離，經典與大眾產生對抗，促使大眾追求經典之外的新的個性化表達，產生新的經典。
在詩歌的發展中，同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樣，存在經典化的過程，詩歌如《詩經》中的國風，本為民歌，是人們普遍使用的表達生活和情感的方式。這種個人的表達體現了當時人們生存狀態的某些共性，孔子論詩所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便體現了詩的共性。共性的存在使得四言的形式逐漸固定化，詩的功能也由表達生活變成“言志”，《詩經》上升至于五言七言、律詩，都存在經典化的過程。詩本身亦是如此，詞實際是詩歌形式經典化之后尋求突破的產物。詩之余謂詞，在詩的框架中無法表達的內容被移植到詞中。詞最初作為燕樂歌辭而存在，可以描寫日常生活，詠唱小兒女之情，具有娛樂功能，與今天的流行音樂歌詞有些相似；詩卻須正襟危坐，憂國憂民。而當詞不再用于演唱，越來越案頭化時，其自身的形式嬗變已無法繼續，便面臨了與詩同樣的窘境，此時曲成為詞的形式發展的突破.這是一個原有形式逐漸經典化和新形式不斷產生的樹狀生長過程.文學的經典化亦可以被理解為雅、俗分離的過程，經典化使文學向雅的層面發展，有促使新的俗文學的方式產生。在這個經典化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形式之力量來之于大眾不斷尋求的個性化的表達，來之于民間。
在分析經典化之后再來-審視公安派以來流派紛呈的明清詩歌領域，便會發現：崇尚自心的詩學流派提出了許多富于變革創新精神的理論，顯示了詩歌形式微之際文人的找尋和探索；但他們都未能在詩歌形式方面提出變革要求沒有從民間找到詩歌發展真正的驅動力，因而最終仍未能找到出路。五四新詩運動中，朱自清指出，新詩該出自歌謠，但新詩不取法歌謠，因為中國文學發展歷程出現了一個例外，受歐化的影響。這影響使詩歌徹底擺脫了古典詩歌形式的束縛，像一只吐絲春蠶，變成蝴蝶，開始新的生命歷程。設想如果沒有五四文學運動打斷傳統文學的發展進程，中國傳統詩學內部最終仍將產生形式變革之欲望，開辟中國詩歌發展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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