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逝》與《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形象比較

《傷逝》與《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形象比較
 
 魯迅先生唯一的一部愛情題材的小說《傷逝》中的子君，和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名劇《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是兩位偉大作家成功塑造出的具有永久藝術魅力的女性形象。子君和娜拉所處的國度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都是作家借描寫家庭夫婦之間的矛盾沖突，反映社會問題的作品。在婦女解放的道路上，娜拉是“婦女獨立宣言”的代言人，子君則是一個勇敢而悲壯的倒在革命征途中的女戰士。在她們身上既有相同點，又有不同之處。
 子君和娜拉是具有鮮明的民主思想傾向，大膽追求個性解放的婦女形象，在她們身上能找到許多相似之處。
 首先，她們都善良、勤勞、無私、天真、純潔、熱愛生活、珍重愛情，并把它作為賴以生活的全部基礎。她們是那么深愛自己的丈夫，而丈夫在人生的關鍵時刻，又都暴露了他們虛偽、自私的本性。深受傷害的女主人公都選擇了出走。
 子君是一個賢淑、溫柔的女孩子，她從封建家庭走出來，從鄉村來到繁華的大城市，受“五四”時代大潮的洗禮，是一個迅速覺悟起來的新女性。她用新的思維方式、新的倫理標準重新審視社會、審視人生，對理想、對前途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熱情的向往，渾身迸發出生命的喜悅、青春的活力。她和涓生相戀了，她被涓生的博學所吸引；被涓生的真誠坦率所感動。盡管涓生經濟地位低下，她卻能拋棄舊的思想束縛，沖破封建家庭的羈絆，她“大逆不道”，“傷風敗俗”地在封建衛道士面前公開與涓生同居了。因為在子君看來：“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婚后子君全身心跳進家庭小圈子，為丈夫、為小家庭逐漸失去自我了。后來涓生失業，失去了經濟來源，出現了生存問題，“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小家庭終于無法維持下去了，涓生為了“救出自己”，說出了“我已經不愛你了……”于是，子君只得跟父親再次出走，束手就擒，重新回到了封建牢籠中去，最后在“無愛的人間死滅了”。
 娜拉與丈夫海爾茂曾經度過了八年艱難而幸福的家庭生活。新婚一年后，海爾茂因工作勞累得了重病，娜拉為了救丈夫的性命，在別無辦法的情況之下，她偷偷偽造父親的簽名借來一大筆款子，此后又設法獨自償還，她認為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后來，柯洛克斯泰想以此事要挾海爾茂，想挽回他在公司的職位時，海爾茂為了自己的名譽、地位、前途而撕下了溫情脈脈的面紗。海爾茂罵娜拉：“偽君子”、“撒謊的人”、“犯罪的人”、“可惡極了”、“下賤的女人”。接著，當風波過后海爾茂的名譽、地位不再受到威脅時，他又恢復了以前對娜拉的態度，娜拉又成了“小鴿子”，“小松鼠”，“可愛的小鳥”了。但是娜拉已經看清了丈夫虛偽、自私的本來面目，看清了幸福生活的實質，更看清了自己長久以來的處境，她對海爾茂表明了自己“覺醒”的態度，然后毅然離開了家。
 其次，她們的婚姻悲劇都在于她們在婚姻關系中與丈夫的經濟地位絕對的不平等。《玩偶之家》中，海爾茂還是個并不富裕的律師時，娜拉就要“打饑荒”，等到海爾茂一步一步爬向銀行經理的高位撈大錢時，娜拉想多花點兒錢還得向他一點兒一點兒乞討，甚至還得裝扮笑臉承受指責——“亂花錢的”、“不懂事的”、“小撒謊的”；從生活習慣到思想感情，海爾茂都置娜拉于極不平等的地位，只準妻子想丈夫所想，做丈夫所允許做的；他肉麻地稱呼娜拉“小鳥”、“小松鼠”，與其說他特別喜歡娜拉，不如說他把妻子當作花大錢買了的高級玩具。子君在婚后就喪失了繼續追求和前進的目標，沒有爭取進一步的以經濟獨立為基礎的個性獨立。在外在的經濟的壓力到來時，兩人不能共同承擔這種壓力，由于經濟上的依附，子君越來越自卑，每天便要看著涓生的怒色，“裝作勉強的笑容”，而涓生卻尚不滿于自己“如赫胥黎的論定‘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一般”自己“在這里的位置：不過是叭兒狗和油雞之間”，埋怨她不明白了“我的工作不能受規定的吃飯的束縛”，甚至進一步說出“其實，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現在忍受著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為她” ，“然而只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的話來。在經濟承擔不同等的情況下，顯露出他思想深處沒有徹底根除盡的男權意識。曾經有過安寧和幸福的小家庭最終還是走向破裂。兩個家庭的破裂，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經濟地位的絕對不平等。
 最后，子君與娜拉最重要的相同點是：她們同是傳統觀念的叛逆者，是覺醒了的婦女形象。
 子君是“五四”時期覺醒了的中國女性形象。她不求顯貴，只渴望自由，渴望相互尊重渴望真摯的愛情。她勇敢地反抗家庭，沖破社會的束縛，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是大無畏的反封建的宣言！原來子君連看一張秀美的雪萊的像都會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去；現在，為了擁有幸福的家庭，她不顧叔父不再認她做侄女，“不在意路上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坦然如入無人之境。這些都表現了她的覺醒以及強烈的反抗性。一個同封建社會抗爭的女戰士形象躍然紙上。
 娜拉是十九世紀歐洲覺醒了的知識女性的典型形象。她天真活潑、誠懇熱情、堅毅倔強，追求理想是她性格的主要特征。她向往自由幸福的生活，她相信丈夫愛她，真誠地愛著丈夫。 然而當她認清了海爾茂的丑惡靈魂，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以及現實社會的不合理時，她為改變自己的處境和追求理想的生活進行了勇敢的抗爭。她對丈夫海爾茂嚴正地宣稱：“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人——至少我要學做一個人。”娜拉的言行顯示出她是一個覺醒了的具有民主思想傾向的婦女。“我還有別的同樣神圣的責任，是我對自己的責任”。覺醒以后的娜拉，否定了現存的世俗偏見和倫理道德，勇敢地沖破了男女不平等的法律、宗教和道德習俗的枷鎖，實現了“人的精神的叛逆”。
 雖然子君和娜拉有許多相似之處，作為婦女解放的先鋒，在她們身上還有更多的差異。
 首先，她們雖然都處在變革的時代，但社會背景不同，世界觀不同，人格獨立的程度也不同。
 子君生活在時代的變革中，當時“五四”運動的狂飆席卷全國，擺脫封建禮教的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爭取婚姻自由”，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強音。但有著二千多年封建專制歷史的中國，封建傳統文化，封建思想意識，道德觀念，在漫長的積淀中，根深蒂固地根植于人們心靈深處。
 子君是一個由多種社會因素塑成具有復雜心理特征的典型，是具有一定文化的知識女性。在她的身上具有反封建禮教，追求個性解放的進步思想，爭取婚姻自由的堅決果敢；又有著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的沖動、脆弱和革命的不徹底性，以及人生目標太低，容易滿足的弱點；同時，在她的骨子里，還是一個被封建思想嚴重禁錮著的女性。各種觀念復雜、自然而有序地支配、局限著子君，這種復合性格構成并決定了她能勇敢地追求愛情自由，成為一個反封建的時代女戰士；決定了她在婚后無法繼續邁進，甘心情愿把自己封閉起來淪為丈夫的女傭，“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飯成子君的功業”，“她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部忘掉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要義全盤疏忽了。這也注定了她最后悲慘的結局。
 娜拉生活在19世紀的挪威。當時的挪威經濟文化開始繁榮，要求民族獨立的呼聲日益高漲。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文思想影響著人們，高漲的女權運動的洪流沖擊著娜拉的精神世界。
 覺醒了的娜拉，成為資本主義現實社會的叛逆女性，她立志要做一個獨立的人，不再人云亦云，對一切事情“都要用自己的腦子想一想”。海爾茂的甜言蜜語，什么宗教、道德、法律都被覺醒了的娜拉統統給否定了，她勇敢地發出了“究竟是社會正確，還是我正確”的吶喊。“樓下砰地一聲門響”，娜拉義無反顧地出走了，徹底反叛了虛偽的資產階級家庭，擺脫了玩偶的地位。試看娜拉臨走前的那段“婦女解放宣言”：“……我好像忽然從夢里醒過來，我簡直跟一個生人同居了八年，給他生了三個孩子。喔，想起來真難受！我恨透了自己沒出息”。“我現在把你對我的義務全部解除。你不受我的拘束，我也不受拘束，雙方都有絕對的自由。”
 其次，子君與娜拉雖然都是離家出走，但是卻有天壤之別。娜拉的出走是一次石破天驚的壯舉，是她女性意識被激活；子君則是男權制度下的犧牲品，可悲的她到死，也沒有發現到“自己”，也沒有自主意識。
 海爾茂的虛偽、自私和丑惡靈魂，在娜拉面前徹底暴露后，她第一次認識了人生，于是，她由悲觀、絕望轉向了積極的反抗，她在無限地憤懣之中發出了“首先我是一個人”這一擲地有聲、令人驚愕的吶喊，這一吶喊是娜拉性格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一吶喊，喊出了婦女要求人格獨立的時代最強音，它喚起了千百萬婦女的強烈共鳴。她的語言犀利如鋒，剛健有力，它就象是一篇激昂慷慨的“婦女解放獨立宣言”，震憾著整個世界。女性意識覺醒后的娜拉，終于奮然而起，“砰”然關門，毅然決然地離開丈夫，走出了“玩偶之家”。娜拉“砰”的一聲，關上了以男權為中心的資產階級家庭的大門。
 而子君在“出走——建立家庭——出走——死亡”的悲劇歷程中，前后竟有兩次出走。娜拉和子君都選擇了出走，但二者出走的家庭卻迥然不同：娜拉走出的這個家庭是當時中國那些講自由戀愛的知識分子所向往的“幸福家庭”。可以說，當娜拉早已覺悟而從這樣的家庭走出之后，中國的女性子君卻又在向這樣的家庭走進；當娜拉想不作傀儡的時候，中國新女性卻還在想作這樣的傀儡。子君就是這樣的人物，她走出封建專制的家庭，卻又走進了娜拉式的“家庭”；她用果敢和勇氣建立了自己的家，但又沒能找到家的幸福源泉。子君的第一次出走自以為選擇了一條得救、解放的道路，其實是不歸路的起點。
 子君又走了，不是像娜拉那樣地出走，而是由她父親把她接回去了。娜拉出走后，即使凍餓而死，也是作為一個成熟的，獨立的人而死；子君卻是作為一個孩子出走的，她到死都仍然是一個孩子——不是丈夫的，就是她父親的。但也正是這一點，終于使她“質本潔來還潔去。”她以死來徇情，以死來表示她不愿意長大也不可能長大。長大意味著墮落、敗德，而她的純真、她的深情、她的出于污泥而不染，處處都表明她對兒童式天真情誼的頑強的執著，表明她想要把現實撿回到童年時代的幻想中。她無可挽回地失敗了。即使沒有生活和困頓，她也將失敗，她的生命最后在無愛的人間死滅了。
子君和娜拉所處的國度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她們鮮活生動，栩栩如生、獨具個性，具有永久的藝術魅力。作為社會的叛逆，在她們身上蘊涵著深刻的思想，跨越了時空，在今天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林非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魯迅》,陜西出版社,1996年出版.
 朱維之等主編,《外國文學簡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
 徐新建著,《蒙昧的覺醒》,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年出版.
 何乃英等主編，《外國文學史綱要》，XX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