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愛情悲劇的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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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紅樓夢》是我國古典小說現實主義發展的高峰，是一部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的最好的古典小說。寶黛愛情的悲劇性結局令人們難以接受。人們曾經努力探索過這個愛情悲劇的根源。本文也就這一問題談一點粗淺的認識。
我認為寶黛的愛情悲劇既有其主觀的性格因素，也有其客觀的社會因素，曹雪芹在這個悲劇故事中，注入了深刻的時代性，社會性和人生內容。曹雪芹把愛情悲劇的社會根源分析的如此透徹！有巨大的深刻意義。
關鍵詞：愛情悲劇、性格、封建社會環境、

《紅樓夢》是我國古典小說現實主義發展的高峰，是一部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的最好的古典小說。在這部巨作中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故事激起了眾多讀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在“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思維下，寶黛愛情的悲劇性結局令人們難以接受。多少年來，人們曾經努力探索過這個愛情悲劇的根源。以求得心里滿足和平衡，本文也就這一問題談一點粗淺的認識。
賈寶玉和林黛玉是作者用滿腔熱情，巨大心血和無限辛酸所塑造的藝術形象，他們之間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作者在二人初次相見時，用了這樣的浪漫主義手法來描述：黛玉見到寶玉：“心里想到：好生奇怪，倒象在哪里見過的，何等眼熟！”而寶玉見到黛玉，則公開聲言：“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1〕這表面上似乎是在照應開篇的神幻假托之說，而實際上是曹雪芹作為兩人在氣質上的心靈感應來寫的。這正是兩人此后愛情發展的基礎。然而他們內心豐富，性格復雜，既有超凡脫俗的一面，又有被塵世扭曲的一面。正是他們自身的弱點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這兩個人物的愛情悲劇。
賈寶玉這位貴族公子哥，從小過著錦衣玉食、養尊處優的生活，又加上常年與女性生活在一起，久之便有了女性的心理與氣質。甚至到了見到女兒便覺清爽，見到男人便濁臭逼人的地步，對丫鬟們也是溫柔體貼，百般呵護，如對晴雯撕扇之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請看下面的描述：“寶玉笑到：‘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就是供人使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著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以生氣時拿它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么說，你就拿了扇子我來撕。我最喜歡斯的。’寶玉聽了便遞與她。晴雯果然接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著又聽嗤嗤幾聲，寶玉在旁笑著說：‘響的好，再斯響些！’”〔2〕可以說不論是晴雯、彩霞、芳官還是鳳姐、秦氏等藝術形象都與賈寶玉之間存在著某種感情上的聯系，這足以揭示出賈寶玉性格的多情。這也是寶黛感情產生嫌隙的根源。
另一方面，賈寶玉性格中也存在軟弱的一面。《紅樓夢》中睛雯、金釧、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憐惜的要死之外，沒有一點辦法，也從來沒有真正為避免她們的死而抗爭過。有下面這段文字足以說明這個問題，“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便知金釧兒含羞賭氣自盡，心中早又五內摧傷，進來被王夫人數落教訓，也無可回說。”“寶玉素日雖是口齒伶俐，只是此時總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3〕正是他的軟弱，無法與封建禮教相抗衡。從中也為寶黛愛情的失敗奠定了基礎。
再來看林黛玉這個人物，她是我國古典藝術畫廊中一顆凄美之星。這個典型是那樣的美。她姿容絕代，智慧過人，才華卓越，且有一顆水晶般的心，和詩一般的靈魂，她多么像“出污泥而不染，濯青蓮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芙蓉。正如寶玉在明祭晴雯實傷黛玉的那篇《芙蓉誄》中所描寫的那樣“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體，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月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美”〔4〕。是的除了她誰配作香遠益清的芙蓉呢？然而在那污濁的世界里，高潔往往是悲劇的種因，黛玉又怎能逃脫出這樣的命運。這也暗示出她的愛情悲劇性的結局。
在林黛玉身上真正屬于她自身的個性，就是孤芳自賞、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兒，她很少像寶釵那樣，壓抑個人的才華適應封建社會的環境；也不像湘云那樣開朗、豁達、灑脫。而是較多的放任自己，細膩的感受自我，欣賞自我，憐惜自我，有時連好意的關切和體諒都會觸發她的聯想引起他的傷感。這不僅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嚴重影響，而且也會使她的愛情生活嚴重不和諧。因為以她的個性而言作為戀人或作為妻子給寶玉的關心溫柔肯定甚少，而苦惱傷痛卻很多。她一方面希望賈寶玉向她傾訴衷腸；另一方面，在寶玉真的向她袒露真情時，她又生氣，認為那是胡說，是欺負她。因而在她和寶玉在愛情表現形式上常常出現喜怒無常的狀態。致使無人理解她。在“蛇影杯弓顰卿絕粒”這一回中，當黛玉誤聽寶玉訂了親，于是“千愁萬恨堆上心來，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自今以后，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蹋起來，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清凈。打定了主意，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結果弄得微延殘喘，奄奄一息。待到訛言證實寶玉定親，議而未成，那雙踏上鬼門關的腳，便又縮了回來。頓覺魂清氣爽，主動喝水吃藥，于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像新聞一樣立即傳遍大觀園。可悲的是不僅眾人不理解，連貼身的丫頭也不理解，這種孤傲的性格無人理解，長久下去寶玉總能理解的了嗎？別說沒結合，即使結合在一起也不會幸福的。這也是悲劇產生的一個原因。
在這個悲劇中作者突破了故事本身的悲劇沖突，不但從人物思想性格方面探索了悲劇的實質，而且從構成悲劇的典型環境中探究了產生這個悲劇的社會根源。
首先是寶黛愛情要承受著以賈母為代表的封建家長的百般阻撓和干涉。因為林黛玉和賈寶玉的愛情已經不單單是個人的感情問題了時代已經把他們推向了社會的風口浪尖之中，個人命運與家庭和社會緊密的聯系在了一起，在那個封建時代背景下，家庭的責任無外乎是振興家業，人丁興旺，光宗耀祖。而林黛玉從小體弱多病，又身世凄涼，在這種境況下形成了孤高自許，目下無塵的性格，說話又尖酸刻薄，與周圍人關系緊張很難相處。像她這樣怎能支撐起賈府這個大家族。而王夫人本又有傾向薛寶釵之意，元春娘娘也有“賜物”的暗示。作為賈母來說家族利益高于一切，她不可能成全寶黛的愛情。這是必然的，也是無奈的，同時也是明智的。作為家業的繼承人賈寶玉在社會角色面前完全喪失了個性，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只能被動地以家族利益為重接受家庭的安排，愛黛玉卻只能選擇寶釵，純情的絕無功利色彩的愛情終以失敗而告終。從這個角度來說，寶黛愛情悲劇顯示了深刻的歷史性，社會性。
其次是寶黛愛情為封建社會所不容。這個悲劇發生在我國封建社會末期行將滅亡的時代。大家知道我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明末清初之際已經危機四伏，矛盾重重。清王朝出現過所謂“康乾盛世”的暫時穩定局面，卻沒有根本改變封建制度走向崩潰的總趨勢。這是紅樓夢所反映的18世紀中葉中國封建社會總的歷史情況。而曹雪芹又把這個悲劇具體產生在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封建貴族家庭——賈府——這一特定的環境中。在那個時代，功名仕進是惟一正確途徑，他不但可以封妻蔭子，而且可以光宗耀祖。因此，那個社會把這一問題提高到最高倫理道德的“孝”字上來，所謂“孝親莫大于揚名”因此，在寶玉再度被迫進家塾時，賈政競不惜屈尊枉駕，親自去囑托賈代儒，說“我今日自己送他來，因要求托一番。這孩子年紀大了。到底要學個成人舉業，才是終身立身成名之事。”可見這舉業是關系到光耀祖德的大事。可是寶玉卻鄙視這些，什么仕途經濟，不過是沽名釣譽，什么八股文，不過是拿來誆功名，騙飯吃而已！〔5〕襲人為此曾多次規勸寶玉，寶釵為此一有機會也總不忘對她諷勸。即使被稱為心胸豁達的史湘云，也在這方面那樣“關心”寶玉。只有黛玉卻絲毫沒有“夫榮妻貴”的鄙俗念頭，不但從沒對寶玉說過“為官做宦”的“混賬話”，而且還支持她逃學。正是這種叛逆思想奠定了他們的愛情悲劇。
二人對生活的共同認識，對理想的共同追求，都是建立在反封建這一前提下的，可在那個時代，自由戀愛被普遍認為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愛情對于那個“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制度，無疑是叛逆，對于那個“存天理，無人欲”作為精神統治有利工具的時代，則意味著反抗，加之作者把這場悲劇放在賈家逐漸衰敗沒落的廣闊背景下來展開，這樣寶黛身上所洋溢的與封建正統思想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為封建社會所不容。他們的愛情悲劇就是封建社會叛逆者的悲劇。而《紅樓夢》的反封建的批判精神，也恰恰是通過寶黛的愛情悲劇體現出來的。
綜上所述，我認為寶黛的愛情悲劇既有其主觀的性格因素，也有其客觀的社會因素，但曹雪芹并沒有單純的為愛情而寫愛情，而是在這個悲劇故事中，注入了深刻的時代性，社會性和人生內容。歷史上不曾有一個作家像曹雪芹把愛情悲劇的社會根源分析的如此透徹！也不曾有一個愛情故事，像寶黛愛情悲劇具有如此巨大的深刻意義。

參考文獻：〔1〕曹雪芹《紅樓夢》時代文藝出版社 1999年第一版第16頁
〔2〕曹雪芹《紅樓夢》時代文藝出版社 1999年第一版第159頁
〔3〕曹雪芹《紅樓夢》時代文藝出版社 1999年第一版第166頁
〔4〕曹雪芹《紅樓夢》時代文藝出版社 1999年第一版第437頁
〔5〕胡子實《論林黛玉的悲劇性格》蕪湖師專學報·哲社版（皖）1985年第一期第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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