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中林道靜的人物形象淺析

《青春之歌》中林道靜的人物形象淺析
[摘要]《青春之歌》中的主要人物林道靜代表了中國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小知識分子形象，他們最初有著各種各樣的思想對抗，但最終由覺悟走向了革命。這說明了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只有投身到工農之中去，投身到火熱的斗爭中去，才能鍛煉成真正的革命者、才能譜寫出青春之歌。
[關鍵詞]《青春之歌》  林道靜  人物形象

 《青春之歌》主要反映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革命知識分子斗爭生活，是一篇優秀的長篇小說，小說真實地再現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5年一二·九運動，這一歷史時期復雜多變的社會歷史面貌。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在那個特定歷史背景下各種類型知識分子形象，特別是對主人公林道靜的描寫，貫穿始終，詳盡地敘述了林道靜在自身艱苦的革命活動和曲折的鍛煉，改造過程中逐漸成長起來的經歷。小說中對當時知識分子群體裂變以及各種思想觀念的碰撞和他們的復雜性進行了深刻的描寫和分析。
 一、林道靜為求得個人解放，與封建家庭決裂。
 林道靜出生在一個大地主家庭，親生母親出身貧寒，被逼死后，父親破產，家境破落，非親母徐鳳英逼她嫁給胡局長，想把林道靜變成她的搖錢樹，她憤然逃出北京的家，來到北戴河投親謀職。她的家庭，使她受到了教育，也給她打上了一定的階級烙印，在她身上體現出小資產階級的溫情、狂熱，不切實際的幻想。她離家后，走的是個人反抗的道路。但是在北戴河尋找表兄不得，險遭小人暗算，欲投海自殺，卻被北大讀書的“新青年”余永澤救起。余非常愛慕她的美麗和浪漫，而林道靜在特殊的情況下也顧不得許多了，況且余永澤還投其所好地用海涅的愛情詩打動了她，此時兩人間的印象相當美妙：在林道靜的眼里，余是“多情的騎士，有才學的青年”，在余永澤眼里，林是“含羞草一樣的美妙少女，得到她該是多么幸福啊”。如果小說就此結束，顯然是一個沒有什么新鮮感的“才子佳人”的老套路，而且僅停留在“感情戲”階段，是不可能完成革命文學敘事的任務。“所幸”的是，林道靜注定是一個不安分的女性，這使小說獲得了繼續向前發展的動力（如果林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賢妻良母，小說該怎樣發展？）。
 二、林道靜為爭取民族解放，與小家庭決裂
 余敬唐的為人險惡是代表了當時反動勢力對知識分子的摧殘，小說在人物的處理上，很有曲折性，于是作者對把林道靜向大海推去，就在這絕路之后，作者的毛端一轉，另一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余永澤出場了，作者對他與林道靜交往的詳細描寫。從側面再一次塑造了林道靜的性格。
 一方面是林道靜的幼稚不成熟、軟弱，另一方面又寫出了她性格聰明，明辨是非能力較強，在是與非，正與邪面前表現得沉靜毅然通達。當余永澤以騎士兼詩人的風度和溫情體貼贏利了林道靜的愛情，他們度過短暫的愛情生活，在許多實際問題上發生分歧。向往自由，追求革命的林道靜終于認清了余永澤，自私庸碌，狹隘的本質，毅然與余永澤分手。林道靜跨出了“愛”的小圈子，標志著他思想歷程和人生道路的轉折。這時期她的主要思想特征是向往革命，投身火勢的斗爭生活中，特別是林道靜與余永澤的對話，更體現出了她的個人特質：
 天黑下來了，她邊晚飯也忘記了做。
 道靜沒有理他，拿起一本書蓋上了臉。他就走上去拿下來，順便向書皮望了一眼——《資本論》。他微微蹙蹙眉頭笑道：
 “馬克思先生的大弟子，您又在研究什么問題哪？”
 “干什么諷刺人！”她對他的臉看了一會兒，忽然感到：她所愛的那個余永澤早已不存在了；這個人已經變得多么庸俗可厭了呀。于是一種失望的氣惱沖上了心頭，她不由得又沖口說道：“馬克思的弟子總比胡適之的弟子強！”
 “你說什么？”余永澤也有點惱火。“胡適之的弟子有什么不好？”
 “好極啦！專門拍統治階級的馬屁，拍帝國主義的馬屁，幫蔣介石來統治學生，那怎么會不好呢？”道靜把書本向床上一丟，輕蔑地扭轉了身子。
 余永澤兩手抱住頭倚在桌子上。他竭力忍耐著，終于還是抬頭冷笑道：
 “革命呀，奮斗呀，說說漂亮話多么好聽呀！可是我就沒見過幾個革命的少爺、小姐下過煤窖。因數這總比喊響什么普羅列塔利亞、布爾喬亞之類的字眼要不舒服得多！”
 “不許你胡說！”道靜跳下床來，激忿地盯著他喊道“你已經叫我受夠了，請你發發慈悲叫我走吧！”
 一句話就把緊張地空氣沖散了。余永澤變得象秋蟲兒一樣可憐了。他嘶啞著嗓子哀求著……
 三、林道靜為整個無產階級的解放，與舊我決裂
 就在余永澤離開北戴河不久，另一個更為優秀的革命青年盧嘉川進入了她的視野。盧嘉川的冒險、堅毅、果敢的性格以及不俗的外貌（小說中多次用“英俊而健壯”、“多情地”“黑眼睛”描繪盧）反襯余永澤的持重世故，不問政治，埋頭讀書，甚至幾分怯弱。林道靜畢竟不甘于“平庸”的日常生活，她要過更為刺激的“革命”生活。于是她用心良苦設計種種摩擦，用“自私”、“不愛國”、“不革命”、“沒有階級感情”指責余永澤，夸大兩人間的裂痕和對立。后來盧嘉川的被捕，林道靜也因為學生運動入獄了。
 林道靜真正成為一名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是在她被捕入獄后，在獄中，她面對敵人的酷刑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出獄后，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林道靜終于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作者通過對林道靜成長經歷的曲折描寫，細致而深刻地挖掘了林道靜的內心世界變化，描繪了林道靜思想感情的發展脈絡，真實而生動地揭示出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有把自已投身到工農之中去，投身到火熱的斗爭中去，投身到當時革命的洪流中去，才能尋找到自己的出路，才能有自己光明的前途，小說對林道靜這位主要人物的描寫，刻畫了她的性格，真實感人，栩栩如生。
 可見像余永澤這樣的民族小丑必然被淘汰，必然被歷史的革命洪流沖刷掉。同時，真正的革命斗士，像小說中的盧嘉川、林紅、江華等必然成長為革命戰士，他們用自己英勇頑強、堅強不屈的偉大精神，筑起了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的豐碑。最終成為革命隊伍的中流砥柱，所以作者在余永澤的人物描寫上，從側面，嘔歌了一代革命青年的高尚精神面貌。 
 林道靜和余永澤都是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的出身、職業、理想起初都有相通之處，最終的裂變也是一種必然，大浪才能淘沙，所以在革命的洪流中淘出余永澤這樣的人物也是符合當時的革命現實的，文章在林道靜（正面）余永澤（反面）兩位人物的塑造上再次說明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有堅定地溶入工農革命斗爭的洪流中，才能成為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而那些意志軟弱缺乏遠大理想與志向的人，必然走向反動。
 
 《青春之歌》主要描寫了以林道靜為代表的一群小知識分子的成長經歷，塑造了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在對待革命人生、事業等方面不同的態度，歌頌了黨的領導下的小知識分子逐漸成長為革命戰士的偉大飛躍，小說中塑造人物的成功之處就是把人物的內心世界與現實行為統一起來，構成了完美的藝術效果，是一篇成功的偉大作品。小說的意義不僅在于林道靜是如何由尋求個性解放走向“革命”的，更在于它呈現了一個個人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改造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過程。它負荷著特殊的權威話語：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歷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驗，投身于黨、獻身于人民，才有真正的自我的生存與出路（真正的解放）。這并非一種政治潛意識的流露，而是極端自覺的意識形態實踐。對此，作者楊沫也承認：“想通過她——林道靜這個人物，從一個個人主義者的知識分子變成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過程，來表現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作用。”[2]這樣，小說就從傳統俠義小說、30年代“革命＋戀愛”的小說模式中剝離出來，成為建國后革命文學敘事中的一個經典代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走向革命的一個范本，它極大地凸現了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化的強烈訴求。

 參考文獻
 楊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八年。
 楊 沫，《談談林道靜的形象》，《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
 巴 人，《談小說〈青春之歌〉》，《文藝月報》，1958年第4期。
 李楊，《成長·政治·性——對“十七年文學”經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種閱讀方式》，《黃河》，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