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寶、黛愛情悲劇的社會意義(一)

 《紅樓夢》中寶、黛愛情悲劇的社會意義

《紅樓夢》作者在賈府這個封建貴族家庭中寫了許多悲劇事件，其中關于寶、黛愛情婚姻悲劇的描寫是著墨最多的。它是貫串小說始終的一條主線。從第一回“還淚之說”開始，至末回“情榜”作結（指雪芹原稿內容安排），連續不斷地描寫了主人公纏綿執著相愛的具體情節。在《紅樓夢》龐大的藝術結構中，它明顯的占有中心地位，這一點應當說是勿庸置疑的。問題是對于這一婚姻愛情悲劇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和評價？在今天，我們如何去認識這一愛情悲劇的社會意義？
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去認識紅樓夢愛情悲劇的 社會意義
一、紅樓夢愛情悲劇是封建家族勢力對婚姻自由的橫加干涉
     寶黛的愛情遭到賈府上下的粗暴干涉，從封建家族觀念的角度來考慮，有其必然性，封建家族的擇偶標準，自有其規律：
首先是傳宗接代的考慮。由于古代宗法制度為一重子嗣的制度且嫡庶分別仍嚴，故生育成為婚姻的基本考慮。孔子把無子列為“七出”之首（無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盜竊、妒忌、惡疾），即休妻別娶的條件之一。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徑直由自然事實過渡到價值判斷。后來甚至到由國家出面直接干預的程度：漢晉、北周每有無子聽妻入獄之事；北魏元孝友請對于無子而不肯納妾者科以不孝之罪；宋明規定凡男子四十以上無子者亦得置妾。可以說，婚姻的首要目的是傳宗接代，而不是個人幸福，不是兩人間的事。故男子結婚，不是為自己覓伴侶，而是替父母娶媳婦；夫婦生育，不是為自己生兒子，而是替宗族續孫子。在古代，嫁女之家受于六禮，布席于廟，以告祖先，表示為一姓之祖先嫁其后裔，非僅父母個人之嫁女；而娶婦之家，亦要上告祖先，并且婚禮要在祖先牌位前舉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為族娶婦是重，個人娶妻是輕，……是故在婚禮中，成妻之禮僅有‘共牢而食，合承巹崡’而已，且其夕施席于正寢，正寢為祭禰祭祖之重地，雖曰示交接之有漸，實仍含有共承宗廟之義在也”婚姻的此種要求，無異于在一種更高的形式下復又把兩性關系降至為單純的生育行為。而用王熙鳳的話來說，林黛玉非長壽之人，自然，成不了賈府的少奶奶。
其次是門第的考慮。門當戶對也是婚姻的一個基本要求，這與上一個要求是密切相關的。誠然，盡管現實生活中也不是沒有“下嫁”與“上攀”的情形，但門當戶對的擇婚原則卻是一種普遍的要求。婚姻中門戶觀念的起源殊難考證，但魏晉南北時期的士族門閥制度和觀念，顯然對此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當時就有士人不與庶族通婚的各種詔信令。此后雖無明令禁止，但已逐漸演為婚姻中的一般趨勢。在古代中國，門戶考慮多為經濟上的考慮。婚姻既是“成家立業”，就考慮的因素之一。而官職、名望、最終也無不落實到家私上。《紅樓夢》書中一再使用的“寶”、“玉”、“金”及有關詞語、意象，即可視為對婚姻中這一主要因素的無意識反映。寶黛之間的“木石前盟”自然無法對抗寶玉與寶釵的“金玉良緣”，黛玉雖出身名門，但畢竟家道中落、寄人籬下，無法與寶釵相比，他們的悲劇是注定的
再就是德性的考慮。德性是對婚姻當事人道德品質方面的要求。鑒于中國古代社會的綱常教總是建立在男性利益（君權、父權、夫權）之上的，故婚姻中的德性又偏重于對女子一方的要求。董仲舒釋“女”為“如”，即“如人也”，“在家從父母，出嫁從夫，夫歿從子”；釋“婦”為“服”，即“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對婦女德性的要求主要是“賢順貞靜”、“三從四德”、操持理家一類。至于文化才學，那是次要的事，甚至被認為是有害的東西。明代便有“女子無才便是德”、“婦人識字多誨淫”的偏見。《紅樓夢》第四十二回寫黛玉在行酒令時不覺說了《牡丹亭》和《西廂記》中的兩句話，結果被寶釵教訓了一番：“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你我只該做些針黹紡織的事才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的看也罷了，最怕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寶釵的此種見識，正好反映了傳統文化對婦女德性的基本要求。在這一點上，寶黛初會，黛玉就因回答了自己讀“四書”而給“老夫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也留下了寶黛悲劇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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