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生在難中》的人物形象

《潘先生在難中》的人物形象

[摘  要] 同那些以“人生派”同題小說作者一樣，葉圣陶先生最能體現寫實主義“人生派”的特點。他的優秀作品《潘先生在難中》就通過故事和情節寫人物的性格，從而塑造出個性鮮明的典型人物潘先生的形象。
[關鍵詞] 潘先生  語言  細節  人物形象

 葉圣陶先生的小說從表現對愛的追求轉而傾向于客觀描寫后，偏重于通過故事和情節客觀的、寫實的描寫灰色的卑瑣人生，從而塑造出個性鮮明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其中《潘先生在難中》便是其范例。
 《潘先生在難中》的潘先生是一位小學校長，作者在結構上采用截取生活片斷的方法，將潘先生在戰亂中帶領全家逃難到上海，又因在報上看到教育局長關于照常開學的講話而只身返回縣城，以及在戰火平息后違心觀迎得勝軍閥的三個主要片斷按順序連接，從而完成對潘先生自私而精明、膽怯而樂觀的性格刻畫，表現他思想性格中明顯的“奴性”特征，塑造了一個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灰色小人物的典型形象。
 潘先生是自私的，無論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他首先考慮的總是他自己和家人的利益。戰爭剛起，雖然還沒有危及到他所在的讓里，但他便立即帶領全家逃到了上海。剛剛得知教育局長關于照常開學的講話，他便立即返回。而他此時首先考慮的是什么呢？作品中有一段很詳細的描寫：“局長的意思照常開學，自己萬無暫緩開學之理，回去渾然是天經地義，但是又怎么放得下這里！看他夫人這樣的依依之情，斷然一走，未免太沒恩義。何況一個女人兩個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無依傍，寄住在外，怎能斷言決沒有意外？他這樣想時，不禁深深地發恨；恨這個那個調兵遣將，預備作戰，恨教育局長主張照常開課，又恨自己沒有個已經成年，可以幫一幫自己的兒子。這個舉動看似奉公守法，實際上是怕被列入“淘汰一下”之列。
 潘先生是自私的，然而又是相當精明的。他回到縣里，在首先證實了局長確有照常升學的意思，并且很是贊賞自己有主意之后所忙碌的，除了一紙照常升學的通告外，便是為自己的家產奔波。他到紅十字會交了會費，并宣稱愿意出借校舍作為婦女收容所，把十字旗子和徽章作為“救命的神符”。不僅如此，他的精明還表現在他要一面旗子和幾個徽章，旗子插到他家的大門上。多余的徽章呢？作品以調侃的筆調寫到：“其余幾個呢？重重包裹，藏在潘先生貼身小衫的一個口袋里”。他想：“一個是她的，一個是阿大的，一個是阿二的。”雖然他們遠處在那渺茫難接的上海，但是仿佛給他們加一重保險，他們也就各個增加了一種新的勇氣。但是，隨著戰火的迫近，他仍然覺得不保險。“沒有人寫過筆據，萬一沒有用，又向誰去說話？”于是，最終連人帶物一齊塞進了洋人的紅房子里。
 潘先生雖然是一位校長，但由于他沒有靠山，在弱肉強食的現實社會中，只不過是一個小人物。所以，他具有一種自我保護的生存本能，一有風吹草動，不是逃避，便是迎合。然而，在膽怯驚慌的生活中，他又時時能以一種樂觀的態度顯得精神和心理的平衡。剛剛還為妻兒失散而流淚，一尋到妻兒，又立刻為“從毀滅和危難之中”撿回了四條性命和一個皮包而慶幸，甚至還很入調地招呼黃包車；在充溢著“尿臭”和“刺鼻的油腥味”的客房里，“樂哉樂哉，惚惚酌一杯”的悠閑神情，都表現了“臨虛驚而失色，暫茍安而又喜”的性格。潘先生的這種樂觀精神，實際上是一種“自卑和懦弱的遺忘”，使我們很容易聯想到阿Q的“精神勝利法”。對潘先生來說，由于他的精明，他常常能夠投機取巧，占得一點小便宜，而這一點小便宜在他備來，又是了不起的收獲。所以，他可以常常陶醉在自我欣賞的快樂之中。從上海只身返回縣城后，因為局長確實說要照常升學，并還以此作為裁員的依據，潘先生便很是贊賞自己回來的決定。參加紅十字會，以及得到紅十字旗子和徽章，心頭便升起一種神秘的快感。正是由于潘先生善于遺忘，善于以自我滿足去掩蓋自己人格的喪失，才能他不斷培養著自己思想性格中的奴性，使他能夠隨遇而安，自甘庸俗。
 潘先生作為一個精明的，善于投機取巧的，察言觀色的人物，他對統治階級和軍閥不是沒有一點認識的，即使是為歡迎軍閥杜統帥凱旋而寫橫幅時，眼前也曾閃過“拉夫、開炮、焚燒房屋、奸淫婦人、菜色的男女、腐爛的死尸”等慘象，對局長的“照常升學”，他心里也非常明白，這只是一種姿態，并不是真心想在戰火中堅持辦學。但是，對這一切他并不敢有所表露，因為他手里端著人家的飯碗，過的是一種寄人籬下的生活。所以，他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只求能保住自己的飯碗，沒有正義感，沒有社會意識。當人們為戰爭停止而自慰時，他卻“恨自己到底沒有先見之明”，恨不該去上海逃難，“不然，這一筆的冤枉逃難費可以省下，又免得幾十天的孤單。”像潘先生這種唯唯諾諾，庸庸碌碌的小職員在舊社會各界的雇員階層中帶有很大的普遍性，所以潘先生的形象具有很高的鮮明典型形象。
 潘先生形象的描寫，作者幾乎是采用人物自身語言和行動來表現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雖然作品中可以體會到作者的意圖，但是找不到作者的主觀議議和抒情，作品的第一部分詳細描寫了潘先生在逃難中的種種表現，通過數十個精彩的細節，多側面地寫出了潘先生的思想和性格特征。如：他當火車沒有駛進月臺之先，早已安排得十分周妥，他領頭，右手提個黑漆皮包，左手牽著七歲的孩子；七歲的孩子牽著他哥哥（今年九歲），哥哥又牽著他母親，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這么牽著，首尾一氣，猶如一條蛇，什么地方都可以鉆了，事事都很仔細，有著周妥安排，這似乎是潘先生的精明之處，但是，他只熱衷于計劃藍圖，并不計較這種安排結果，正在他自鳴得意之時，他的“長蛇陣”被混亂的人群擠得七零八落，險些家破人亡，于是，他“禁不住滲出兩滴眼淚來”。然而，一旦散失的妻兒回到身邊，他又立即為家人的團聚而喜慶，仿佛他的長蛇，就是要制造出這樣一種由悲到喜的“大團圓”的效果。作者在這里雖然沒有明確指出，但我們可以看出，這就是作者所要表現和批判的灰色、卑瑣的人生。
 作品善于通過細節來刻畫人物，具有很強的諷刺效果，但作者不露聲色，常常只取人物的一二言行，用平靜的口氣加以表述，其諷刺意味，便自然流露出來了，如在潘先生的長蛇陣遭到沖擊時，他毫不理睬別人的指責，潘先生心想他們的話不對，牽著自有牽著的妙用；再一轉念，用豈是人人能夠了解的，向他們辯白也不過徒費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罷，就把以下的話咽了下去。而七歲的孩子還是“胳膊！胳膊”喊著。潘先生前進后退都沒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約，先放了手，隨即驚慌地命令道：“你們都看著我！你們看著我！”甚至到了連自己轉頭來招呼自己的隊伍也不得自由時，于是對著前面的人的后腦叫喊：“你們跟著我！你們跟著我！”這里，除了人物的心理、語言行為的可笑外，作者在敘述中還使用了如“失約、命令、隊伍”等莊重的詞語，更反襯出人物的滑稽，增強了諷刺的效果，表現出一種蘊藉而含蓄的特點。
 《潘先生在難中》語言是非常樸實的，同時又是非常嚴謹的，在作品中，看不到華麗的修辭語，但寫景敘事卻十分流暢。寫景文字不多，但偶爾的幾段，卻與作品的內容十分吻合，帶有一種幽默的意味，如：“小院子里長滿了草，是蚊蟲同各種小蟲的安逸國土，廚房里燈光亮著，蟲子齊飛來。四位懷著驚恐的先生就夠受用了。”撲頭撲面的全是那些小的東西，蚊蟲突然一針，痛得直跳起來，又時時停語側耳，惶惶地聽外邊有沒有槍聲或人眾的喧嘩 ，睡眠當然是無望了，只實做了局長所說的輪流躺著歇歇。
 《潘先生在難中》是以冷靜客觀的態度，簡結而生動的描寫生活，刻畫人物，細致描摹人物的內心活動和精神狀態。
 
參考文獻：
1、茅盾：《王魯彥論》,1928年1月10日《小說月報》第19卷第1期。
2、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1926年3月。
3、葉圣陶：《小說月報》16卷第1號 ，19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