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司馬遷《史記》思想內容的進步傾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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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司馬遷《史記》思想內容的進步傾向
曾有人說：中國古代的寫作藝術有兩個高峰，一個是《史記》，一個是《紅樓夢》。
的確，這兩部作品已達到了文學藝術殿堂的顛峰。這其中，《史記》更向人們展現了一道豐富多彩的歷史人物畫廊。這些人物形象有許多都具有非凡的藝術感染力，兩千年來一直被人們所傳頌。
談及史記，就不能不說司馬遷。他真可謂命途多舛。只因為降虜的李陵辯護，司馬遷便受到了最為殘酷的宮刑。受宮刑對司馬遷來說是一種極大的侮辱，對他的肉體和精神都是一種極大的摧殘。
然而，這不幸之至的遭遇卻對他思想升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漢武帝這一刀，割去了司馬遷對統治階級不切實際的幻想，讓他看清了統治階級的腐朽和黑暗，讓他眼睛能更加“向下”，在立場上更加靠攏勞動人民，這也使《史記》中思想內容的進步傾向大大增強，使他的作品民主性與批判性大大增強。因此，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中才表現出了那么多與漢代統治者的不合拍，與那么多的民主性與批判性。
《史記》，可謂是牢籠百代，前無古人，它不僅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一部偉大的文學著作，而且是一部包籠了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法學、醫學等及先秦、漢初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書。在此，我只想就《史記》思想內容的進步傾向作簡要論述。
《史記》全書共有一百一十二篇人物傳記，其思想內容具有鮮明的進步傾向，而這其中的進步，則主要是通過人物傳記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首先，《史記》通過對人物的刻畫，表現出了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這對當時來說，無疑是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的。
例如，《史記》中的《封禪書》對徐福、李少君這樣的神仙方士和種種邪說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在司馬遷看來，社會的變動是決定于人，而并非決定于天。他在《楚元王世家》中將《中庸》里“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四句話加以變動，改成為“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并接著感慨道：“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之在所任，誠哉，是言也。”一下子將一種迷信唯心說法變成人才決定國事興亡的至理名言。
此外，司馬遷在其它文章，如《貨殖列傳》中也表現出類似的觀點。他先對老子的主觀唯心的保守思想提出批評，然后以社會現實為根據，說明社會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任何力量也無法抗拒的。在老子的時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舊的社會生產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社會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老子適應不了社會的發展，尤其對世俗的變化深感不安，他出于對現實的不滿，根據自己的主觀愿望，給人們提出了一個虛無飄渺的理想社會的構想。老子的這種復古倒退的思想是與春秋末期的社會現實相悖的，也是不符合客觀歷史潮流的。對此，司馬遷很不以為然，他說：“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由此看出，司馬遷已經朦朧地看出，社會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人為的想改變歷史的發展方向是不可能的。
其次，《史記》歌頌一種積極豪邁、敢于建功立業。甚至表現出為了某種理想、某種原則可以不惜犧牲性命的人生觀、生死觀和一種忍辱負重，百折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奮斗精神。這與司馬遷個人的坎坷經歷密切相關，前文已略有表述，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更有明確陳述：及如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司馬遷所述先賢著書的事跡不見得那么確切，然論述的精神非常清楚——通過著書立說來抒發他們的悲憤，闡發他們的主張，陳述往事的失敗，寄希望于未來；除此之外，還與創作《史記》的艱苦歷程交相輝映，其時，對落難的司馬遷，奸佞投井下石，鷹犬虎視耽耽，反動作家迫害打擊……這一切所造成的種種威脅和阻力，都沒有撼動司馬遷發奮著書的決心，反而在他的作品中注入了一種精神——忍辱負重，百折不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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