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社區治理中的精英調解的幾點思考(二)

社區精英的參與障礙在參與式精英中主要表現為其地位的尷尬和參與度的不足，參與式精英往往都在社區具有廣泛的人際關系，但這并不能確保每個社區成員都對其有足夠的信賴和尊重，他們在參與到社區調解的過程中，沒有足夠的權威，則很容易受到當事人的質疑甚至攻擊。而且他們在調解中所遭受的損失往往得不到相應的補償。即使他們能夠順利參與到調解中來，但其意見能得到多少尊重和保留仍然是個問題，盡管我國已經以法律形式確定社區精英參與調解的合法性，但對其權威的法律保證仍然不甚明晰，如何通過法律形式加強參與式精英在社區調解的權威，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

二、調解制度建設

本人對于調解制度建設的建議，主要來源于對于當今調解制度的質疑和疑問。對調解制度的質疑，是關于社區調解協議書的權威方面。“協議書確定只是調解工作的開始，監督促使當事人履行協議書所確立的義務才是重難點。”這是齊家街道辦事處調解員的原話。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因為社區調解協議書的強制執行力不足，法律權威過弱。要解決這種現象，還是需要國家強化社區調解協議書的權威，用法律來對社區調解的結果進行公共權力的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調解過程中法律并不是唯一標準，也不是占比最大的標準，所以對于協議書的合法性認證的工作需要做好，為此，地方性法院可以設立一個專門的部門進行這項工作。對調解制度的疑問，主要是對當事人雙方自愿性的疑問，我國當前的社區調解法規定：“若當事人雙方的一方明確拒絕調解，則不得調解。”這一規定是為了維護當事人不接受調解的權利。但考慮現實情況，若當事人情緒激烈而有意將事件擴大化發展，我們是否應當承認這種行為的正當性？當然，我們絕對不能強制調解，違背法律精神和人權思想，但參考我國唐朝時，民間糾紛必須經由坊正，村正，里正先行調解，調解未果才能向縣衙官府提起訴訟的規定，我們是不是能夠做出類似規定，將調解作為一些糾紛事件的訴訟前置條件，我認為這一規定沒有違背人民的自愿意志，也能夠適用于現實調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