凈化論對人審美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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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凈化”最早源于宗教，文藝悲劇的“凈化”說實質(zhì)是指人的情感的凈化作用。追溯“凈化”概念的由來，剖析亞里士多德的悲劇“凈化”說，考察并闡述“凈化”說在當下審美化生活中的藝術觀照功用和意義。亞里士多德提出的藝術悲劇“凈化”說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情感現(xiàn)象，它涉及到人的身心情感的過濾與凈化功能。對當下忙于生計、焦慮不安和忘卻自我靈魂的人如何保持凈化的心境、走向?qū)徝廊松兄匾囊饬x和啟示。
關鍵詞：凈化、認知、倫理道德、移情
一、“凈化”的意義。
藝術的功用即藝術對社會、人生的作用與價值，是美學理論的重要方面。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有關主張是明顯分歧的。
柏拉圖對多數(shù)藝術特別是民間流行的藝術，采取貶斥態(tài)度，認為它們敗壞道德，損害城邦治理和公民教育，主張對藝術采取嚴格的限制措施。在《國家篇》第二、三、十卷，他歷數(shù)詩人的罪狀，認為荷馬史詩和許多悲劇、喜劇宣揚諸神、英雄之間的爭斗、謀殺，或摹仿壞人、懦夫、卑賤者，它們表達的情感、產(chǎn)生的快感，出自靈魂中的非理性的情欲，逢迎人性中的卑劣部分，對公眾心靈是一種毒素。他宣稱，除了頌神和贊美善人的詩外，其它藝術都得逐出理想城邦。柏拉圖出于他的哲學觀和政治道德理想，抹煞了絢麗多彩、內(nèi)容豐富的希臘藝術的價值。
亞里士多德從他的哲學觀、倫理觀和摹仿說出發(fā)，認為：各種藝術形式從不同角度表現(xiàn)人和現(xiàn)實生活。藝術是求知活動，它表達的情感屬于人皆應有的人性，受理性指導；包括史詩、抒情詩、悲劇、喜劇在內(nèi)的雅俗藝術，對社會與人生皆有不同的價值。他的《詩學》，可以說是回應柏拉圖的挑戰(zhàn)，為衛(wèi)護全部“詩”的形式，維護希臘藝術的輝煌成就，寫出一部深刻有力的“辯護詞”。他提出“凈化”說解釋悲劇的目的，可以說是以悲劇這一高級藝術為范式，肯定一切優(yōu)美的希臘藝術，在領悟人生哲理、陶冶道德情操、諧和審美情趣等方面，皆有積極、良益的作用。
“凈化”的希臘文音譯“卡塔西斯”(katharsis)。《詩學》中給悲劇下定義時只簡略提及：悲劇通過“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達到卡塔西斯的目的”。《政治學》第八卷第七章中提到卡塔西斯是音樂的目的時說：“我們此處對卡塔西斯不作解釋，以后在討論詩學時再詳細說明”。但現(xiàn)存《詩學》對它并無更作詞義解釋。“凈化”本是古希臘奧菲斯教的術語，指依附肉體的靈魂帶著前世的原罪來到現(xiàn)世，采用清水凈身、戒欲祛邪等教儀，可使靈魂得到凈化。恩培多克勒秉承此義寫過宗教哲理詩《凈化篇》。卡塔西斯又是個醫(yī)學術語，在希波克拉底學派的醫(yī)學著作中，這個詞指“宣泄”，即借自然力或藥力將有害之物排出體外。亞里士多德并不崇奉奧菲斯教，也不在論醫(yī)藥，他在《詩學》中借用卡塔西斯一詞，無疑是有所轉(zhuǎn)義地論述悲劇的藝術功用，使它成為他的美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范疇。
自從文藝復興時期以來，對亞里士多德說的凈化，西方學者寫了許多論著，羅斯形容說：“已有整套文庫論述這個著名學說”。（注：羅斯：《亞里士多德》，倫敦1960年版，第282頁。）學者們各呈己見，爭論不休，莫衷一是。歷來對卡塔西斯的不同解釋，大體可歸結(jié)為兩派，每派內(nèi)部也還有不同解釋。（注：羅念生《卡塔西斯箋釋》概述了各派見解，見其所著《論古希臘戲劇》。此外。可參閱：布乞爾《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與藝術理論》中的第六章《悲劇的功能》；貝爾納斯(J.Bernays)《亞里士多德論悲劇的效果》，見巴尼斯編《亞里士多德研究論文集》第4卷。）第一派主張悲劇的功用是道德凈化。德國美學家萊辛認為凈化是使激越的憐憫與恐懼轉(zhuǎn)化為品德，悲劇起有道德的矯正、治療作用。第二派主張悲劇的功用是宣泄情感，達到心緒平和、心理健康。歌德解釋，亞里士多德論悲劇并無道德目的，旨在通過宣泄憐憫與恐懼，達到情感平衡。英國詩人彌爾頓也認為悲劇宣泄憐憫與恐懼的病態(tài)情感，達到心理治療目的。
以上兩派的主張，各自包含合理因素，但都很難說已全面、確切地符合亞里士多德的原意。我們認為，凈化作為悲劇的目的，體現(xiàn)藝術的一般功用價值。凈化可理解為靈魂整體的凈化，靈魂的陶冶和改善。靈魂是知、情、意的統(tǒng)一，情感和知識、道德相聯(lián)系。藝術作為創(chuàng)制知識，體現(xiàn)實踐智慧，以融注情感的形象創(chuàng)造，發(fā)揮認知、道德、美感等三重互相融通的功用價值。
二、“凈化”的認知功用
亞里士多德在論述摹仿是人的天性中，肯定了藝術是求知活動。情感的凈化以“知”為前提，蘊涵智慧的意義。藝術是特殊的求知活動，使人們在解悟藝術的真理時得到特殊的快感。悲劇也不例外。悲劇通過摹仿人的活動引發(fā)并凈化情感，這不是簡單的道德感化或情感清洗，實質(zhì)上內(nèi)蘊認知活動，情感凈化的先決條件是澄明見識、了悟真諦。悲劇的情節(jié)、性格描述某種類型的事件、人物，表達有普遍意義的哲理。悲劇渲染憐憫與恐懼，首先要靠在情節(jié)、性格中寄寓嚴酷的事理，劇中人物的情感伴隨自己的認知（發(fā)現(xiàn)）而趨于極致。俄狄浦斯最后刺瞎自己的雙眼，告示人們?nèi)舨徽J識“想認識的人”，就會在“黑暗無光”中遭受災難，無意作成罪孽；美狄亞懷著復仇心理、極為痛苦地殺死自己的孩子，控訴婦女屈辱地位的不合理；特洛亞婦女在凄酷境遇中痛斥不義戰(zhàn)爭。這些情節(jié)所以震懾人心，首先因為劇情中的事理、主人公的省悟，在啟迪良知。悲劇的效果不是造成嚇人的恐怖感、朦朧的同情感，而是產(chǎn)生實為認知性的恐懼與憐憫。觀眾看到優(yōu)于常人、又相似于常人的主人公遭受不應有的厄運，體察作者寓意，解悟必然事理，推人及己，想到這是人皆可能遭遇的事件，也有可能落在自己身上，這才發(fā)生憐憫與恐懼。這種情感凈化的首要意義，就是觀眾意識到自己要屏除愚昧，開化心智，領悟人生真諦，這樣才能在城邦和個人的實際生活中，避免悲劇重演。恐懼與憐憫情感的凈化，內(nèi)蘊良知頓悟，交織理智靈魂的改善，認知因素正是情感凈化的清洗劑。
三、“凈化”與倫理道德
藝術摹仿人與人的活動，表現(xiàn)人際關系和行為選擇，因此，藝術同倫理道德相關。作為陶冶靈魂的情感凈化，自然也指澄明倫理、熏育道德。悲劇摹仿嚴肅而重大的活動、高尚與鄙劣人物的舉止，寄寓其中的普遍性哲理，主要涉及倫理關系和道德品性。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作為規(guī)范行為的城邦倫理，以人為目的，是城邦體制的基石，道德則是公民個人的人格完善。希臘悲劇廣泛涉及親朋之間、友敵之間、男女之間、公民與城邦之間、奴隸及自由民與統(tǒng)治者之間，以及城邦之間的倫理關系，同時表現(xiàn)高尚人物的高貴品德和道德缺陷，卑劣人物的惡劣品性。正是上述錯綜復雜的倫理與道德問題，鑄成悲劇中震顫人心的苦難，引發(fā)認知性的恐懼與憐憫。因此，這種情感的凈化也是一種倫理道德意識的凈化。
亞里士多德認為美與善雖有不同，但又相通。從《詩學》的總體內(nèi)容看，情感的凈化也應指倫理道德意識的矯正或升華，旨在揚善避惡。悲劇作為嚴肅藝術，著眼摹仿高尚人物的高貴品德，讓觀眾體驗崇高。悲劇人物遭受厄運的原因是有性格缺陷和錯誤行動，這主要是由于在人生際遇中未能妥善處理倫理關系，在實踐智慧和品德方面有所欠缺。由于他們往往是城邦的權(quán)勢人物，他們的錯誤往往也表現(xiàn)了城邦倫理的問題。因此，悲劇引發(fā)并凈化恐懼與憐憫，有倫理道德的規(guī)箴、感染作用，令觀眾在省悟厄運的原由中，改善自己的倫理意識、道德情感。將倫理道德和情感完全割裂，將情感凈化理解為同道德毫不相干的心理變化，這未必符合亞里士多德的本意。
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第二卷第六章認為：品德和情感及行動相關，皆須求“中庸”即適度。情感體現(xiàn)品德，恐懼、憐憫、自信、欲望、憤怒、快感、痛苦等等情感，太強太弱都不好，“只有在適當?shù)臅r候，對適當?shù)氖挛铩︖m當?shù)娜耍赃m當?shù)膭訖C、適當?shù)姆绞桨l(fā)生上述情感，才是適中的、最好的情感，而這就是品德的特征。”他并且指出：品德作為中庸、適度，是由實踐智慧把握理性原則所決定的。據(jù)上論述，我們可以理解凈化的一種意義指道德情感求得適度的平衡。悲劇引發(fā)、凈化恐懼與憐憫，是適度的，不是病態(tài)的，并非陷入極端的恐怖感和不能自拔的哀憐癖，而是要觀眾在省悟事理、凈化情感中，生出中和的道德意識、道德情感。
四、“凈化”與藝術的審美移情
亞里士多德認為藝術能引起快感。除了從摹仿中獲得求知的快感外，也有審美情趣的快感。人固有的音調(diào)感、節(jié)奏感之類，就是一種人的審美天性。完美的創(chuàng)作技巧，如色彩處理、旋律設計、情節(jié)布局、人物刻畫等，都能給人美的感受。這些藝術的形式美，無疑令人愉悅。在他看來，藝術產(chǎn)生快感，更重要的是一種審美情感的轉(zhuǎn)移。凈化情感也指審美移情作用，有益于培育、提升人的審美情操和心理健康。
《詩學》中指出：“不應當要求悲劇給我們一切種類的快感，只應當要求它給我們它特別能給的快感。既然這種快感是詩人通過摹仿來引起我們的憐憫與恐懼之情而產(chǎn)生的，顯然就該通過情節(jié)來產(chǎn)生這種效果”。悲劇的精心布局，渲染了主人公的真切悲苦之情，觀眾被感染出憐憫與恐懼，同時又交織著一種審美移情的快感。藝術的這種審美心理效果，柏拉圖也已看出。在《國家篇》第十卷中，他借蘇格拉底之口說：“聽到荷馬或其他悲劇詩人摹仿一個英雄遇到災禍，說出一大段傷心話，捶著胸膛痛哭，我們中間最好的人也會發(fā)生快感，忘乎所以地表同情，并且贊賞詩人有本領，能這樣感動我們”。但是，柏拉圖無視史詩、悲劇的認知和道德功用，抨擊這種藝術的快感是迎合人心自然傾向的“感傷癖”，缺乏理性支配，是拿旁人的痛苦取樂，“拿旁人的災禍來滋養(yǎng)自己的哀憐癖”，待到人們親臨災禍，反而不易控制這種“哀憐癖”。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在史詩、悲劇引發(fā)的凈化作用中，認知功用、道德功用和審美移情的快感融和一起，可以受理性與實踐智慧規(guī)約，這種審美的快感也是屬于情感凈化，有陶冶情操的積極作用。他要求詩人以靈敏的天才進入并真切表達劇中人物的情感，就是為了在審美移情中激發(fā)觀眾同樣的情感。
《政治學》論及音樂使人感受真實的愉悅，培育良好的藝術鑒賞力，而在藝術鑒賞中的凈化，是一種諧和情感的心理治療。亞里士多德舉例說：“一些人沉溺于宗教狂熱，當他們聽到神圣莊嚴的旋律，靈魂感發(fā)神秘的激動，我們看到圣樂的一種使靈魂恢復正常的效果，仿佛他們的靈魂得到治愈和凈洗。那些受憐憫、恐懼及各種情性影響的人，必定有相似經(jīng)驗，而其他每個易受這些情感影響的人，都會以一種被凈洗的樣式，使他們的靈魂得到澄明和愉悅。這種凈化的旋律同樣給人類一種清純的快樂”。這里所說的情感凈化，在理智的鑒賞中實現(xiàn)，實際上就是通過音樂的審美移情作用，平和那些極端激烈的情感，有益于培育中和、適度的健康心理。
主張凈化即宣泄情感的解釋，如果就藝術有審美移情的心理治療作用而言，有合理因素。但是這種的解釋有簡單化傾向，將生理的宣泄套用為心理宣泄，沒有具體分析多種多樣的審美移情作用及其同藝術的認知、道德功用相融貫，沒有論及它在理智的鑒賞中實現(xiàn)，才能陶冶審美情操。他們所謂的宣泄，是重復人們潛有的憐憫與恐懼等病態(tài)情感，滿足強化而發(fā)泄它們的欲望，達到“以毒攻毒”、瀉盡它們的目的。這種像是弗洛伊德式的解釋，未免牽強附會。亞里士多德并不認為作為悲劇效果的憐憫與恐懼是病態(tài)的，而認為它們是正常合理的。凈化作為一種藝術鑒賞中的審美移情，在各種藝術中有普遍的陶冶審美情操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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