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杜甫詩歌的“沉郁頓挫、愛國憂民”風格

淺論杜甫詩歌的“沉郁頓挫、愛國憂民”風格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陽，生于河南鞏縣。杜甫出身于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十三世祖杜預是西晉名將，祖父杜審言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父杜閑曾任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杜甫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如果說李白的主要成就是把浪漫主義推向高峰，杜甫則把現實主義推向高峰，中國詩歌有悠久而深厚的現實主義傳統，但這一傳統在南北朝時被充斥詩壇的玄言詩、宮體詩所削弱，而杜甫不但將其恢復，且推向高峰。凡社會動亂、人民苦難、自家漂泊全部寫入詩中，成為“詩史”。他被譽為“詩史”的詩歌具有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內容，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傾向，而且洋溢著詩人的愛國憂民的情懷，杜詩的“沉郁頓挫”這一主要風格更是集時代之大成，開辟了后世之先河。
 一、形神兼備，文采優美——“沉郁頓挫”風格在詩中的體現。
 杜甫詩篇豐富，風格多樣，而“沉郁頓挫”的風格是后人一致公認的主要風格，也是杜甫詩具有特征性的。杜詩的抒情沉郁頓挫起了主要作用。在此先了解一下“沉郁頓挫”的含義。“沉郁”有深摯、沉雄、郁結、抑塞之意，主要抑揚曲折，句斷意連，波瀾起伏之意，主要指感情表達的層次、節奏，側重于“法”“表現”。沉郁與頓挫之間有緊密的聯系。也就是說沉郁頓挫即感情特別充沛深厚而又無法一下傾吐出來，仿佛有什么東西梗塞其間，但幾經反復，它終于被表現得更淋漓盡致了。杜甫這一獨特風格的形成和他的經歷、思想，特別是美學觀有密切的聯系。
 那么，杜甫詩中的“沉郁頓挫”風格體現在哪幾方面呢？
 1、悲劇題材的詩歌，自然詩歌最能表現杜詩“沉郁頓挫”的風格。昔人稱杜詩強半言愁，的確，在他們詩中很少有純然歡樂的聲音。可以說是時代環境的變化，個人生活的窮困潦倒，理想追求的曲折歷程所賜予作者的�？匆豢此�困守長安十載時所作的《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一個具有才華橫溢、飽含政治理想的詩人，卻只能說“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詩人把“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的由盼轉忿，欲去不能，一步三回頭的矛盾心理，曲折心情表達了出來，真是“思深意曲，楓鳴憤慨”①。詩人前一時期的“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畫鷹》）的氣慨不見了，他那“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壯游》）的浪漫生活也改變了�？v觀杜甫前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可視為他創作的準備期，并未形成鮮明的個性風格，但《望岳》、《房兵曹胡馬》等作品遒勁渾厚，已初見老杜端倪。因而《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應該是體現杜詩“沉郁頓挫”風格的最早篇。抱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的理想來長安求仕，卻遭到李林甫的“野無遺賢”為借口，一個也不錄取，杜甫再次落第。仕途的不愉快，甚至寄寓于外地的兒子也被餓死了�！梆嚺P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投簡咸華兩縣諸子》）的生活，使他看清了統治階級的腐敗荒淫；漂泊于下層社會，又使他目睹到人民的苦難。同一時期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可說是一出多幕悲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悲劇，“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的家庭悲劇。《兵車行》更是從幾個別具特色的場面敘述了一出“開邊”悲劇，有“牽衣頓足攔道哭”的慘痛分別場面，有“邊庭流血成海水”的血戰而死的場面，有“千村萬落生荊杞”的荒涼場面，有“古來白骨無人收”的慘烈場面。詩人愛國憂民之情，通過一唱三詠的方式表達出來。
 詩人長期固守長安，理想不能實現，階級剝削日益加重，統治階級腐朽，人民生活極端悲苦等方面，展示了一幕幕悲劇，杜詩也初步顯示了作者“沉郁頓挫”的風格。
 天寶十五載（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詩人歷經千辛萬苦與難民為伍逃難到羌村。此時詩人又拿起椽大筆，描繪了一幕幕悲劇。《彭衙行》、《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別”這些作品都體現了詩人的創作激情，同時也把他現實創作推向了高潮。此時的詩人與流亡的人民一起忍受國破家亡的痛苦。是時妃嬪戮，連為烘土絲（《往在》），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悲陳陶》）中原被血洗，胡人在狂歡。在此情況下，詩人仍關心國家的前途。詩人也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他支持正義戰爭：“請囑防關將，慎勿歌學舒”，“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這是人民的呼聲，也是詩人通過新婚之口發出的愛國號召。（《流兵馬》）一詩使詩人的詩歌達到了一個新高度。可以說詩人到死都沒有忘記多災多難的祖國和人民：“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詩人的力竭之作——《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中的一句，這也是詩人所不能瞑目的。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看出，杜詩的沉郁與傷感或憂郁有質的區別，杜甫處于干戈擾攘的亂世，奔走衣食，貧病交加，但在詩歌中，抒寫的卻不局限于他個人的苦難，而是更多的想到國家和人民，想到周圍世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他這種渾厚的感情、寬廣的胸襟，使詩人詩歌體現的不是一種委瑣貧弱的感情，而是一種高尚的充實有力的激情這樣使他那多半言愁的悲劇題材的作品表現出獨有的風格“沉郁頓挫”。
 2、杜詩“沉郁頓挫”的風格還體現在他宏大巨麗的體制當中。杜甫在體制上雖能“盡得當今之體制，而兼人人之所獨�！保ā对�植》），但體制宏大的古詩，排律、大型聯章組詩，則是他所首創的。在這些作品中，詩人以波瀾迭起，變化多端的方式，馳騁震蕩，產生了巨大的情感效應，比如《北征》長達百四十行，作者憂國憂民的情思，中興國家的希望，包容了宏大的歷史內容，從而充實了這一“博大精深、沉郁頓挫”的陳情表。然而杜甫的短制小品，也不乏沉郁頓挫的風格，比如《春望》《悲陳陶》《旅夜書懷》等等，它們如一顆熣燦的明珠，點綴于杜詩萬里穹空之中，交相輝映。
 二、豐富坎坷的人生歷程，“風云多變”的時代背景－－杜詩“沉郁頓挫”風格的形成原因。
 “沉郁頓挫”一詞最早見于杜甫中年所作的《進雕賦表》中的一句話，雖不能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流，遮可企及也。“百年歌自若，未見有知音”這是杜甫甫臨終前對自己作品帶有總結性的哀嘆。杜甫一生嘔心瀝血寫成的詩歌，在當時并未得到重視。但他死后不久，詩名就日益顯赫了，自中唐到晚唐，文壇上對杜甫的推學不遺余力，除了宋代的嚴羽在《滄浪詩話》中一般地提出“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這樣的評論之外，文壇上沒有人談及杜詩沉郁頓挫之風格。直到清代的詩論家袁枚，他在《隨園詩話》中指出：“人必先有悱惻芬芳之懷，而有沉郁頓之作”。隨后，朱彝尊，陳廷焯等人也曾論及。雖然他們的論述多半是詩話式的，缺乏條理和系統，但這個概念首先出自杜甫自謂，且大體上能代表杜甫大多數作品，因而“沉郁頓挫”作為杜詩獨特的藝術風格漸為人所熟知并認可，并且成為今天文壇上的定論。
 “沉郁”與“頓挫”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沉郁與作品的內容主題有關；頓挫與作品的謀篇、結構、遣詞造句等表達方式有關，而它們又是統一的。杜詩思想內容博大精深，韻味深遠，感情真摯深沉，憂郁悲壯，表達方式多樣，反復詠嘆。
 杜詩“沉郁頓挫”的風格是怎樣形成的呢？這不僅與他個人的坎坷人生經歷，不懈的追求有關之外，更與他所處的時代，中國文學的階段發展密不可分。
 1、“風格形式的主要根基是：作者豐富的生活經歷和對人生的崇高愿望”。豐富的生活迫使他有話可說；崇高的愿望指導他的作品為人生效力。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早年受到封建正統的思想教育和家庭詩學的熏陶，使得他“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壯游》）在“運行了不勞吉日出”（《憶昔》）的開元十九年，長期的漫游，使詩人感受到祖國河山壯美，開闊了情操，激發了愛國之情，且看“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詩人對泰山的歌頌，也是詩人對自己的鞭策和自許。天寶五年，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懷著“達則兼善天下”的理想，杜甫再次入京，參加所謂的“有一藝詣彀下的制度”，在“野無遺賢”的稱賀聲中，杜甫在仕途上又一次遭受挫折。如果說開元二十三年的失敗，“杵下考官第，獨辭京尹堂”（《杜游》），他還不介意的話，這一次卻不大相同了，他不但抱負不得施展，生活也開始落迫，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辛酸的生活。詩人天真的理想破滅了，冷酷的現實后，他接近人民，與廣大人民一起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在任左拾遺期間，作為諫議政事，竟險致死，詩人對現實的認識更深刻了，只好逃亡家鄉。詩人一路風塵，憂如隔世。他漂泊于西南，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農夫。而詩人始終沒有忘記國家和人民的苦難，仍然希望“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漢江》），為國效力，至死還“愁看直北是長安”（《小寒食舟中作》）。詩人一生仕途坎坷，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疾病纏身，窮困潦倒，奔波衣食，但他意志堅強，矢志不渝，正是這些經歷磨礪了杜甫。因此，詩人豐富的生活和救國救民的崇高而強烈的愿望，是形成杜詩“沉郁頓挫”風格的原因之一。
 2、“萬方多難”的時代特征也是形成杜詩“沉郁頓挫”風格的又一主要原因。
 杜甫的一生，正值唐朝由盛轉衰的轉變時期，他歷經了盛唐的“開元盛世”，也歷經了晚唐的“流血川原丹”（《垂吏別》）的安史之亂，目睹了此亂后唐王朝的一蹶不振和敗落景象。杜詩“沉郁頓挫”風格的形成正與他所處的那個“萬方多難”的時代息息相關。正是在此種境況中，同情民生疾苦，關心國家興衰構成了杜詩永恒的旋律。
 杜甫的一生始終關注人民：“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對人民的苦難也有深刻的感受：“人煙渺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北征》）；希望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窗花石戍》），“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丑”（《遭田父泥飲》），一個曾侍候過的皇帝的人，對待人民的態度竟能如此平等。在多年的貧困生活體驗中詩人加深了對人民的同情，想到人民的疾苦，便忘了自己，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饑已卒”的情況下，他卻“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當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他卻發出了這樣的宏愿：“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杜甫始終敢于直面現實，諷諭時事，對統治階級禍國殃民的種種罪行痛加深伐。如《兵車行》譴責最高統治者熱衷于開邊擴士，致使人民流血破產；《麗人行》以華美的詞藻描摹楊氏姐妹的豪華衣食和驕傲神態，看似贊賞，實為諷刺。
 詩人的一生都滿懷愛國激情�！皾鷷r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歲暮》），詩人對祖國是何等的熱愛；“獨使至尊社稷，諸君如何答升平”（《諸將》），詩人對祖國前途是何等的憂慮；“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這是詩人對朋友的殷切厚望，也是詩人的一片愛國至誠，是詩人的終身信條�？梢哉f：“萬方多難”的時代，“憂國憂民”的情懷是形成杜詩“沉郁頓挫”風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3、語言的準確性、生動性和一貫性的特點是優良風格的基礎。
 杜甫不像其它的詩人那樣，把寫詩作為炫示才華，獵取功名的手段，或是用以陶冶性情，以及應酬之用，他卻是把詩歌當作“史筆”來寫，他的作品不但是“史”的而且是“詩”的。如《兵車行》，既有征討南詔、吐蕃的影子，又不只對其中一個實寫，而是對它們合寫，合于史而又高于史。又如他的《三絕句》云“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戈嚙臂時，回頭卻向秦云哭”。及時而又生動地記錄了史實，還包含了作者的真知卓見，因而其作品不愧稱為詩史。杜甫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務必達到“毫發無遺恨”（《敬贈鄭諫議》）的境地。為達到目標，他“讀書破萬卷”（《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過》）他經常改詩，力求語言的凝煉、準確生動。如被前代人稱道的是：“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十四個字卻包含九層可悲的含義：“即他鄉作客，經常作客；萬里作客，又值秋風蕭瑟；重九佳節，無有可樂，只有登高；獨自去登；扶病去登；病又是如此之多；年過半白，事事無成”；真是包含無限艱辛、何其凝煉？又如《春望》一詩中：“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一個“濺”字真可謂是點睛之筆，又是何其的形象。這淚流得何其多，時間何其長，心情何其慘痛；一個“濺”字就完全把它們勾畫出來了；再如“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登岳陽樓》）可見愛國之情老而彌堅；又如《虎牙行》所云“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卻把長期的荒年時的誅求之苦與長期戰亂時的征戍之苦敘寫得淋漓盡致。象這樣的例句，在杜詩中比比皆是，不可勝數。語句的準確、凝煉、生動，一貫性也是構成杜詩“沉郁頓挫”風格形成的原因。
 總之，杜詩沉郁頓挫的風格，愛國憂民的情懷，強烈地表現了為民請命、以天為己任的抱負和心聲，在詩歌藝術上達到了“超凡脫俗”的境地，這種獨特的風格，正是詩人愁苦潦倒的經歷、憂憤抑郁的思想性格的寫照。而萬方多難的時代背景以及宏博精深的藝術修養是造就這一風格的有利條件，正是豐富的閱歷與精深的藝術修養，使詩人達到現實主義頂峰，對后世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中期.中央電大中文系文學教研室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
2、《中國文學史》第二冊 .李道英.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158頁至260頁
3、《中國文學史綱要》二. 袁行霈.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177至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