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讀后感之文本女性名字暗含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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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城》是錢鐘書先生惟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在這部小說的字里行間無處不在充滿了幽默和諷刺，書中生動活潑地塑造了一群現代女性知識分子形象,然而她們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各有自己不同于人的性情和個性，由此構成了一個豐富多彩的圍城世界，向人們展示了三四十年代的女性知識分子的生活的一面。
在這部小說里主要描寫了主人公方鴻漸的愛情、婚姻，但這并非小說所著力表現的主題，而只是小說情節發展的一的一條線索。小說依著這條線索，揭露并諷刺了社會中種種畸形現象，而知識分子則是小說批判、諷刺的主要對象。而作者錢鐘書先生也特意利用了給小說人物起名字來揭示一些社會的悲哀。
全書以方鴻漸為中心，通過描寫方鴻漸在愛情婚姻方面的際遇，形象生動的表現了一系列舊中國上層知識分子形象。方鴻漸被鮑小姐引誘然后拋棄，而且被蘇文縱羈摩然后報復，最后還被孫柔嘉欺騙然后駕馭。在這些語言表達中，除了方鴻漸與趙辛楣還有其真誠直率的一面外，其他角色都很不光彩。作者在描繪他們時，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手法而使其作者所要表達的東西形神畢露。本文主要從小說中文本女性名字暗含宿命來探討，現將感受總結如下：
錢鐘書小說中的女性主要有曉芙、文縱、柔嘉等，她們大都美麗、智慧、多情、善感。這些美麗的女性每一個名字，就像《紅樓夢》中的“十二釵正冊判詞”中對那些女性命運的點判一樣，隱含了她們的吉兇禍福，指出她們追求的理想生活不過是“鏡中花，水中月”。
孫柔嘉是小說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從名字上來看，孫柔嘉，柔者，溫柔文弱也；嘉者，美好高雅也。這就大概也是一個剛大學畢業的年輕女子出場給讀者帶來的初步印象吧。柔嘉初次在船上亮相，顯著女學生的膽怯幼稚。到達三間大學，鴻漸看柔嘉仍是個“事事要請教自己”的毛丫頭，因懼怕“黑夜孤行”，他萌生靠攏之意，卻發現她“不但有主見，而且很牢固”，一但訂婚，鴻漸便“仿佛有了個女主人”，開始佩服她的馴服技巧。待到辛嵋喚醒他朦朧的警覺時，他已身陷“圍城”，再不能“稱心傻干”任何事了。孫柔嘉雖教過英文，卻并不妨礙她在日常生活領域守護傳統鉗制異議，成為囚禁丈夫精神的樊籠。她那種從“羞縮緘默”外表下漸露的“專橫與善妒”個性，這正是中國婦女為應付一輩子陷身家庭糾紛與苦難所培養出來的。孫柔嘉企圖以控制丈夫來求得女性生存保障，方鴻漸又希望得到自由與安寧，傳統與現代這對矛盾，早就暗藏著孫柔嘉苦心經營的婚姻終將走向破裂的必然邏輯。文本揭示披著洋袍而骨子里卻一味地守舊的女性解放只能是一句口號。
蘇文紈有蘇小妹才名及法國博士帽，難免自視清高，自我感覺良好。錢鐘書在這位小姐的名字里用了“文紈”二字，有獨到之處。“文”字里有文人的自視清高，和浪漫情懷，也有文人的腐朽之氣。“紈”字大概取意紈绔子弟，說她出身名門，愛慕虛榮，渴望別人的贊美。因此行為舉止不免會顯得嬌柔做作。她自有她強勢的資本，家境好，學歷高，長相就算不是什么大美人，也還至少是“眉清目秀”的。手中握著如此多的資本，自然會以為全天下都應該是她的，全天下的男人就算不為她哭泣，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也是理所當然的。
書中唐曉芙的名字，有如塘邊芙蓉，露染胭脂色未濃。正似美人初醉著，強抬青鏡欲妝慵。蘇東坡云：“溪邊野芙蓉，花水相媚好”，而《楚辭·九歌》中“湘君”一節唱道:“采薛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唐曉芙不造作、不化妝，是摩登都市里的一個“罕物”，是一個沒有被上海這個物質社會污染、沒有經歷過男女情感風云的美麗、飄逸的少女。她與方鴻漸同屬理想青年，是方鴻漸的最愛。她是有獨立意識的新知識女性代表。她是書中男主人公心目中的理想異性，她也是作者女性美的化身。楊絳在《記錢鐘書與〈圍城〉》中說：“《圍城》唐曉芙顯然是作者偏愛的人物，不愿將她嫁給方鴻漸。” 的確，在《圍城》中可以梳理出的六十多位有姓有名、有姓無名或無姓無名的女性，作者唯一沒有調侃、譏諷的就是這位唐小姐了。涉及唐曉芙的筆調都如同言情小說般溫柔可人、情意綿綿。作者是這樣描繪唐小姐：“唐小姐嫵媚端莊的圓臉，有兩個淺酒窩。天生著一般女人要花錢費時，調脂和粉來仿造的好臉色，新鮮得使人……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彌補造化的缺陷。總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會里那樁罕物一個真正的女孩子。”唐曉芙的性格是豐富的，她并不是完美無缺，而是自然、天真、率性、聰明、有立場、有主見的綜合體，這些都可以從小說敘事中見出端倪。對待愛情她能主動爭取，不愿受人擺布。但她偏執于女性徹底解放，對待戀人有著強烈的占有欲望，從而導致方鴻漸最終對她的自私和強烈的占有越來越不滿，于是兩人誤會不斷、喜悲流變，方終不能爬樹去摘那水生芙蓉。文本意指女孩修成了博士才俊，其爛漫稚氣便不免流于幻想。唐曉芙縱是滿腹詩書也枉然，到頭來連婚姻都虛無縹渺。
鮑小姐呢?“鮑魚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鮑。”鮑小姐是小說中第一個明確受作家批判的角色。她作為方鴻漸情欲的引誘者，可算著方鴻漸情愛生活的開端。作者對鮑小姐有這樣的刻畫：“她只穿緋霞色抹胸，海藍色貼肉短褲，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紅的指甲……可是蘇小姐覺得鮑小姐赤身露體，傷害及中國國體。那些男學生看得心頭起火，口角流水，背著鮑小姐笑個不了，有人叫她‘熟食鋪子’……又叫她‘真理’，因為據說‘真理是赤裸裸。’鮑小姐畢竟是未一絲不掛，所以他們修正為‘局部的真理’。”）在法國郵船上，鮑小姐黑甜似半融朱古力，秀色可餐，卻如勾引浮士德賣身求知的魔鬼，使方鴻漸船上吃虧，自嘆“女人是最可怕的”。鮑小姐這樣的人物在現實的道德觀念中是放蕩和不檢的代表，自然成了遭受抨擊、批判的對象。同船的孫太太驚訝鮑小姐這個又黑又粗的又沒有什么美感的女人居然引誘得了方先生，蘇文紈認為在大眾目光睽睽之下與方鴻漸調情的鮑小姐不要臉。鮑小姐留學西洋，洋墨水喝了多少尚且不知，帶回來自由放蕩、不守婦道德性。作者對她的諷刺也是明顯的，最為辛辣的莫過于一句：“她自信極能引誘人，所以極快，極容易給人引誘了。”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從探尋《圍城》中幾位女性主角取名用典的隱含意義入手，對這些女性知識分子的愛情心理和社會定位作出分析，可以看出文本揭示了，20世紀30、40年代中國女性知識分子的一種尷尬處境:她們兼修中西文化，有些許現代意識，為追求人格價值體現與理想生活境界，擠入男性社會刻意巧畫人生，率先嘗到了女性解放過程中的辛酸苦辣;同時，她們融通古今，深知天經地義的男女不平等觀念之根深蒂固，因而迫于現實又無力擺脫淪為父權宗法制度犧牲品的命運。這種二律悖反的處境，使20世紀30、40年代中國女性解放只能是暗流涌動而無法成為主潮，最終消失于無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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