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精神勝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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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勝利法是源于魯迅筆下的一個小說人物阿Q，他對人對事的法寶就是精神勝利法。當然，對于他個人來說，使用這一法寶，只能說明他自高自大，自欺欺人，自我輕賤，欺軟怕硬的致命弱點，但是精神勝利法并不是阿Q一人所有，也不是一無是處，在現在，甚至在將來，它將永遠存在。
（一）阿Q精神利勝法的消極意義︰
阿Q的性格是復雜的，但其核心是“精神勝利法”，即對于事實上的屈辱和失敗，用一種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象中取得精神上的滿足和勝利。“優勝記略”和“續優勝記略”兩章，集中刻畫了阿Q的這一性格。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自高自大。阿Q是個極卑微的人物，而未莊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趙太爺進了學，阿Q也不表示推崇，以為我的兒子將來比你闊得多。加之進了幾回城，更覺自負，甚至瞧不起城里人。當別人嘲笑他頭上的癩頭瘡疤時，他以此為榮，還說：“你還不配……” 他就是這樣的自命清高，令人發笑。
第二，自我輕賤。阿Q在未莊被閑人揪住辮子在墻上碰頭而且要他自認為“人打畜生”時，他就說：“打蟲豸，好不好？我是蟲豸——還不放么？”而且他還自以為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余下的就是‘第一個’，狀元不也是‘第一個’么”，他在精神上勝利了。這樣的精神取勝法難道可取？
第三，自己欺騙自己。阿Q在與人打架吃虧時，心里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世界真不像樣……”于是他也心滿意足儼如得勝地回去了。他賭博贏得的洋錢被搶，無法解脫“忽忽不樂”時，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好像被打的是“另一個”，他在精神上又一次轉敗為勝，取得了心理上的平衡。又沒事一樣。
第四，欺善怕惡。阿Q最喜歡與人吵嘴打架，但必須估量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手動對抵抗力稍薄弱的小D，則揎拳擄臂擺出挑戰的態度，對毫無抵抗力的小尼姑腳，大肆其輕薄。就這樣他一次次取勝，而與王胡打架輸了，便說“君子動口不動手”；假洋鬼子哭喪棒才舉起來，他已伸出頭顱以待。這就是十足的欺善怕惡。
凡此種種，它使得阿Q始終不能清醒地認識自己的悲慘命運，這種虛幻的勝利其一旦與現實碰撞就會走向反面，變得渾渾噩噩，甚至麻醉到什么都自以為“第一個”就是勝利的虛無飄渺之中了。阿Q雖然受盡欺凌，卻并沒有真正的不平，真正地作出改變自己境遇的反抗行動，足以可見精神勝利法就是一種麻醉劑。
（二）阿Q精神勝利法產生的原因︰
1．對物質上的追求沒有希望.
阿Q“精神勝利法”作為一種普遍的精神現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烙上了民族恥辱的極深印記。在帝國主義擴張浪潮不斷沖擊下，封建統治階級日趨沒落，現實環境使他產生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心理。“精神勝利法”正是這種病態心理的表現。與此同時，農民本身的階級弱點，小生產者在私有制社會里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經濟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筑，物質決定著精神。，就那阿Q來說，他在未莊依靠打短工為生，處處碰壁又無力反抗。戀愛不成，被逼得只剩下一條褲頭與破夾襖，甚至打短工也不行。不得不參與盜竊團伙卻又被地保趁機索取孝敬錢。實在走投無路想從精神勝利轉為要求改善生現狀的實際勝利時，但假洋鬼子又不準他“革命”。趙家遭搶劫，竟又被誣陷而被槍斃。阿Q的命運在現實中始終定格為失敗者的命運，無論其對現實有否清醒的認識，都是無力反抗而必然失敗的。其它貧雇農的命運與阿Q的命運又何尚不一樣呢？因此，可以這樣說由于封建社會貧苦農民自身的受壓迫受剝削、被侮辱被損害的奴隸地位，由于義和團運動等反抗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勢力斗爭失敗的歷史，再加上政治上又得不到正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思想上得不到正確有力的指導和教育，廣大貧苦農民產生和接受精神勝利法是有其必然性的，精神勝利法成為阿Q式農民的主要性格特征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2．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思想上的安慰。
阿Q在對物質上的追求感到無望時，就自然而然又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思想上的安慰。為什么呢？恩格斯的一段話就能證明。恩格斯在論述早期基督教的產生時說：“現狀不堪忍受，未來也許更加可怕。沒有任何出路……但是，在各階級中必然有一些人，他們既然對物質上的解放感到絕望，就去追尋精神上的解放來代替，就去追尋思想上的安慰，以擺脫完全的絕望處境……”如果說宗教的緣起是無奈的人們嘗試擺脫絕望的處境，那么，在沒有宗教傳統的中國，“精神勝利法”是不是阿Q們用來維持心理平衡所做的努力呢？阿Q的“精神勝利法”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為一切生存的不幸在他身上被推演到了極致：活的苦惱、無家可歸的惶惑、掙扎的無望、死亡的恐懼。更為不幸的是，他的所有擺脫絕望的嘗試換來的是更大的絕望。正如審計學家說過，一個謊言需要五個謊言來掩蓋，五個謊言需要二十五個謊言掩蓋……對阿Q，每一次“精神勝利”的選擇，也注定要用加倍的“精神勝利”彌補。于是，在絕望的輪回里，他不由自主地創新著“精神勝利法”的升級版。但失敗、屈辱的阿Q如蹺蹺板上的黑熊，即便以退回內心、喪失自由為代價，也沒有達到心理的平衡，解決與環境的沖突，最終被淹沒在更大的黑暗里，像一滴墨，悄無聲息地溶進染缸。
（三）精神勝利法的積極意義：
正如萬事萬物都有兩重性一樣，精神勝利法不光有消極的一面，還有積極的一面。因為精神勝利法又不是一人所有，它也是人類的共性。關于這個，格式塔心理學說能給我們很好的啟示：主體人的精神心理有二重性：一方面，由于自然性、先天的和社會的、后天的種種原因，人的精神心理各不相同，如同世上沒有絕對相同的兩片樹葉一樣，這是歷史具體性。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心理又是相同的。這里有民族的同一、時代的同一，更有階級的同一，也有人的自然的先天的同一，這是精神心理的社會一般性。就以精神勝利為例，人與人不同，因而他們的精神勝利也不同，不僅性質程度不同，而且形式也不一樣。而這些不同的人，不管性質、程度和形式怎么不同，卻都染有精神勝利這種習性，這又是共同的。而正因為這樣，精神勝利法又顯示出它積極的方面：
（1）自我安慰
作為個體的生命存在，人必須要不斷地接受環境的種種不如意：天有云，地不平，人離散，情無主，無論主動或被動，反正這由不得你隨意差遣，召之即來，揮之則去。據印度心理學家曼格爾分析：“在人的一生中，不可能實現所有的愿望，很多情況是失敗和挫折。失敗和挫折使自我受到傷害，并引起焦慮和自卑感。在受到挫折時，大多數人不愿意面對我們自身的缺陷和失敗的現實。”如果立于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發展這個命題，“精神勝利法”幾乎是無可非議的選擇，因為人總要天然地躲避“自身的缺陷和失敗的現實”，維系自我與環境的平衡以求得自己的正常生存。智慧者如蘇格拉底，飽受悍妻之責，即便被從頭到腳傾注一盆冷水，卻能溫和道出“雷霆之后，必有暴雨”。領袖者如羅斯福總統，家中失盜，回信給安慰他的朋友這樣說：“感謝上帝：因為第一，賊偷去的是我的東西，而沒有傷害我的生命；第二，賊只偷去我部分東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慶幸的是，做賊的是他，而不是我。”這這里，總統把“精神勝利法”運用的多恰當。而相反，我的一位同行，她四十五六歲，在縣城一個小學任教，她幾十年如一日在教育教學上勤勤懇墾，兢兢業業，任勞任怨，與她同齡的女教師都相繼被聘為小學高級教師，其中好多教師的工作能力遠不如她，而她年年參評，卻年年被刷下來，其原因人家老公都是縣官老爺，當局長的，當科長的，當所長的……都是有權有勢的，而她的老公是個個體戶，沒權也沒勢，不知道“走后門”，所以年年“落選”,一次兩次還能忍一忍，次數多了這位老師積怨成疾，〔因為氣是萬病之源〕時間長了，到醫院一檢查，被判為死刑—胃癌，沒過一年就去世了。這一切多令人惋惜，多令人痛心，退一步，這位老師如果能發揚阿Q的精神勝利法，認為你們雖然職稱高了，但人格卻低了，或者雖然你們職稱高了，你們教的學生成績卻不怎么樣，而我卻得到學生和家長的好評，我仍然是勝利者，也就不會有前面所說的悲慘結果，可見在必要時刻，精神勝利法還能自我安慰，自我拯救：把我們從挫折或險境中拯救出來，因為人不可能一輩子事事都不如意，生命會有轉機，命運也會有轉機。相信一個人遲早會有陽光燦爛時。正因為這樣，我可以說精神勝利法也是一種精神瑰寶。
2．自我解壓。
精神勝利法的積極方面不僅包括能自我安慰，還能自我解壓。
例如深圳某單位中層管理人員，初一時有一次在課堂發言，出現緊張，臉紅，心動過速，怕同學看出來瞧不起自己，因為他認為，一個優秀的人應該具有真正演講家的風格，應從容大方，談吐風趣，情緒平靜，正因為他心理壓力過大，在以后與人交往的時光里，出現的問題越來越多，越嚴重，導致參加工作后。無法勝任工作，因為他的工作恰恰要于眾多人接觸，假如他開始能用精神勝利法給自己解壓：這種情況一定會改變的，然后在眾人面前多練習，這樣也就一定不會影響到他以后的工作。其實好多人在對待工作時，又何嘗不是這樣？因為隨著科技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要求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專業性更強，這就要求人的能力要更強。因為要更強，必然存在“優勝劣汰”現象，這樣勢必給人造成一種工作壓力，競爭壓力，促使每個人要不斷學習，不斷提高。而往往是“自己努力了，自己盡力了”成效還不明顯，不令人滿意，使人心灰意冷，但這時千萬不能破罐破摔，因為只有認為我努力了，我也是勝利者，才能增加自信心，重新鼓起勇氣，爭取下一次的大進步。
總之，魯迅為具有精神勝利法的阿Q作傳，其目地在于暴露我們民族性格的負面，更在于醫治國人靈魂。而精神勝利法又是一種精神瑰寶，所以我希望不僅在現在，更能在將來，在這一點上，人們能多思索，從而拋棄其消極面，利用其積極面，這樣我們身邊的事情才會少一份遺憾，多一份完美，因此我大膽的說：精神勝利法將隨著我們人類社會永存！

參考文獻：
（1）作者：魯迅《墳.燈下漫筆》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24.4.29.
（2）作者：朱正《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      浙江人民出版社
（3）作者:魯迅   《且介亭雜文.“說面子”》     人民文學出版社
（4）《班納吉的講話》見《文藝報》    1956年第二十期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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