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聊齋志異中的書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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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齋志異》是我國清初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說集，具有獨特思想風貌和藝術風格。書中多數內容是以幻想的形式來談狐說鬼，但內容卻取材于現實生活，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齡所生活的時代的社會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鑄進了作家對生活的獨特的感受和認識。作者蒲松齡以他超凡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構筑起一個亦真亦幻、亦人亦鬼的幽冥世界。蒲松齡作為一個落魄書生，他在現實生活中的無奈與憎恨無法宣泄。屢試不第的他科舉夢無法實現，只能借助花妖狐魅的力量聊以精神的自慰。他筆下的人物有血有肉，但大都與蒲先生一樣，精神是空虛的。他的孤憤，并不只是他個人的懷才不遇，而是代表了廣大人民反封建，反剝削的要求，以及對黑暗現實的強烈憤恨和對美好生活的熱切向往。
寫鬼寫妖高人一等
刺貪刺虐入骨三分
這是郭沫若先生在蒲氏故居提過的一副對聯，或許是對這部文言小說集最好的詮釋。《聊齋志異》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描繪了形態各異的書生形象，揭示了人世心酸悲涼的生活場景，深刻揭露了封建科舉制度的弊端，以及向往美好愛情反對封建婚姻制度的浪漫情懷。下面我們從五個方面來分析《聊齋志異》中迥態各異的書生形象：
　　一、最為生動和富有活力的“狂生”形象
《小謝》中塑造了狂生陶望三。陶望三是一個書生，生性一向風流倜儻、放蕩不羈，但又不會被美色所迷惑，因家境貧寒，向姜部郎借鬧鬼的荒院居住，并寫了一篇名為《續無鬼論》的文章來說服姜部郎。陶生入住后遇到了秋容和小謝兩個女鬼，并經常教她們寫字，小謝又叫來了弟弟三郎拜陶生為師，在荒院設起了鬼書堂教小鬼讀書。陶生準備去趕考，三郎算出他此行不利，勸他裝病。陶生卻認為裝病太可恥了，執意要去。先前，陶生愛用詩詞譏諷時事，得罪了城里的權貴。權貴們借此機會誣陷陶生行為不檢點，把他關入獄中。經過秋容、小謝和三郎的辛苦奔波得以釋放。后又經過一神秘道士的兩次幫助，二女得以相繼還陽，并嫁給陶生。這篇文章中，陶生不為利益所迷惑，美色當前能把握住自己，不畏權貴，敢于用詩詞譏諷，是一個不茍且于夜奔婦的正人君子。作者借文章體味和發展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我層面的“狂”，使“狂”具有了濃厚的審美意味。
再如《織成》中的柳生，因應試落榜醉臥在船中，適逢洞庭湖水神借船游行，遇到侍女織成，心生愛慕，便咬住她的襪子。被發現后為自己爭辯，做文章時為自己辯解“當年左太沖的《三都賦》十年才完成，由此可見文章重在內容的好壞，而不在寫作速度的快慢。”文章收到王者青睞，并將織成許配給他。這些書生生性豁達，面對強權敢于諷刺敢于為自己爭求，不屈服與命運，敢想敢做，
　　二、勇敢追求愛情的書生形象，反抗世俗婚姻制度。
    《連城》是一篇以宣揚追求愛情的作品。文中的連城是史孝廉的女兒，知書達理，性格溫良優雅，又精于女工。父親以連城的“倦繡圖”為女兒征婚。喬生的詩受到連城的賞識，連城便假借父命，給喬生“贈金以助燈火”，喬生收到后很感動，稱：“連城我知己也！”從此兩人心心相印。但連城的父親史孝廉嫌喬生太窮，竟然不顧女兒意愿，將連城許配給一個鹽商的兒子王化成。不久，連城得了一種病病，需要男子胸肉一錢，搗合藥屑，才能把病治好。父親派人告訴王化成，王化成不但不肯幫忙，反而譏笑連城。喬生聽說連城生病。即刻前往，拿出刀來，割肉作藥引。但史孝廉因懼怕王家，不敢把女兒改配給喬生。只是設宴酬謝，以千金相贈。喬生憤怒至極，隨即拂袖而去。連城派一媼安慰喬生，喬生重申“士為知己者死”，自己并不是貪圖連城容貌，若連城是我知己，再見面時，“當為我一笑，死無憾！”喬生對連城的愛情確實達到了生死不渝的地步。后來，經過磨難，兩人終成眷屬。在文章中，喬生為了爭取愛情和婚姻的勝利。可以生又可以死的書生形象突破了封建制度下的世俗婚姻。作者借文章歌頌了男女之間深摯的情感。    《瑞云》中的余杭賀生傾盡所有錢財，只求一睹瑞云芳姿，能與她說說話。瑞云不以金錢地位取人，將賀生引為知己，他們的愛情故事在當時的社會都算得上轟轟烈烈。一擲千金和不以物取人，敢于面對現實愛情，這都超出了當時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的庸俗觀念。通過賀生這個當時的書生形象的描繪，作者寫出了愛情應建立在情感，性格，愛好一致的基礎上，不以貌取人，更不能把婚姻建立在錢財，權勢和其他世俗的考慮上，文章中歌頌了這種超乎形骸的愛情。
　　
　　三、不畏強權，與官吏權貴作斗爭的書生形象。　　
“衙門口沖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句話充分地體現了當時的社會的黑暗。人們對正義的渴求往往寄托在非現實的理想上，當時的人民面對法律的軟弱和法律的不公正，奮起而反抗
     例如《向杲》一文中，向杲得知哥哥心愛的女人被莊公子霸占，且哥哥又被打傷。他按照正常的法律途徑層層上告，但卻處處受阻。在萬念俱灰的時候遇上了一位道士，道士送給他一件袍子，他穿上后變成了一只大老虎，咬死了毒害哥哥的莊公子，而醒來卻渾然不知。文中的向杲不是弱者，也不是孬種。而是命運的強者，他是靠自己的力量報仇雪恨的英雄。文章有力的抨擊了在封建世俗社會中通過正常的法律進行層層上訴的情況下往往是有來無回，受剝削受壓榨的還是老百姓。
再如《席方平》這篇文章，此文借席方平在陰間為父伸冤的故事，重點刻畫了席方平這一人物形象。他是作者著力塑造的下層勞動人民的典型。席方平的父親席廉老實厚道，生前和死后受盡了羊某的欺凌與壓榨，羊某靠著錢不僅在人間飛揚跋扈，在陰間也大逞威虐，席方平得知后便到陰間代父伸冤。他層層上訴，從城隍、郡司，乃至告到冥王那里都無濟于事，但他卻毫不氣餒，毫不屈服，他堅定地表示：“大冤未伸，寸心不死”，“必訟”！面對席方平始終不屈，冥王便施用軟的一手，讓席廉投生富貴人家，但席方平不受利誘，絕食自殺，又歸陰間。最后找二郎神告狀，冤案才得以昭雪。此文揭示了在正常的封建法律訴訟途徑無法得以昭雪時，只有采取復仇的手段。總之，主人公的冤案一天不得解決，便一天不停止斗爭。席方平歷經陰曹地府各級官吏以至冥王的種種酷刑，甚至被鋸解肢體，始終不屈，亦不為利所誘，堅持斗爭，直至勝利。這種堅毅頑強、百折不撓的反抗精神，也是現實生活中人間正氣的寫照。無論陽間還是陰間都是漆黑一片，作者借二郎神之口針對當時的時政進行了有力的抨擊，抒發了作者憂憤感慨的心情。文中的席方平形象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為父伸冤，不畏千辛萬苦，不怕千難萬阻，勇于與惡勢力作斗爭，他不為利益所誘惑，毅然決然，深刻的表現了他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大無畏氣概。
三、諷刺世俗民風的書生形象
    《勞山道士》也是《聊齋志異》中家喻戶曉的名篇，講述的是一個整天夢想當神仙的書生去嶗山學道，學了穿墻術就打算以此行竊，結果頭上撞了很多包。這個書生好逸惡勞、急功近利、偷機取巧，既想獲得奇異的道術，又不想經過艱苦的學習和修煉。文章譴責那些好大喜功的人，有點小墨水就認為可以通行天下，就象此書生一樣一旦得志便全然忘記以前的艱辛和志向，變成了貪圖享樂的世俗小人。這篇文章是作者對自己所處的那個時期的惡劣現象進行有力的批判。    《畫皮》描寫的是一書生名叫王生，遇到一個惡鬼幻化成的美貌女子，并被其所惑。后終因一道士及妻子的解救才得以脫身。這個故事告訴人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對于惡鬼，不能心慈手軟，必須除惡務盡。對壞人慈悲，好人就要遭殃。
     三、反對封建科舉制度，抨擊社會黑暗的書生形象　　
    《書癡》是一篇佳作，它描寫了主人公郎玉柱愛書成癮、讀書成癡。他的癡，表現在家里貧困，什么東西都賣光了，只有父親的藏書，一卷也舍不得丟棄；表現在他日夜讀書，不管嚴寒酷暑仍不間斷；表現在看見親友來了，他也不懂得接待，寒暄幾句話后，又高聲讀書，弄得客人不得不自己離開；表現在相信“書中自有千鐘粟”的說法，表現在“書中自有黃金屋”之驗，表現在深信“書中自有顏如玉”之說，表現在連夫妻房事都要顏如玉教他，學會以后還把這事到處說，把書生的癡夸張到了極點。在顏如玉的強制督導下，郎玉柱逐步從書中走出，學會了琴棋書畫，懂得了社會交往，由只具“書本知識”的書呆子，變成一個不僅對書本知識深有研究的，而且對社會現實能夠掌握的人。最后考得進士，做了朝廷巡察大員。書中的郎玉柱本是一個讀死書，死讀書的人，然而經過顏如玉的督促，變成了一個對書的內涵理解相當透徹的書生。這一文章說明讀書是重要的，書中記載著人類的知識和思想和經驗；不讀書，就不能很好地掌握科學知識、傳承人類文化、提高自身修養，但要做到學以致用，才是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這篇文章批判了封建科舉制度的弊端，深刻剖析了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靈魂的禁錮與腐蝕。朝廷獲得的不是人才，而是迂腐，食古不化的榆木疙瘩。    《葉生》是《聊齋》中的名篇，故事寫的是葉生文章詞賦，冠絕當時，但屢試不中。他因受縣令丁乘鶴的賞識和接濟，死后，魂魄追隨丁公而去。他教育并幫助丁公的兒子連中三元，考中進士。文章中的書生可以說是滿腹經綸，但當時的科舉制度卻制約了他們的發展，只是一味的追求條條框框。葉生這類書生對科舉制度的重視和依戀，阻礙了他們本身的才華。他們從小就以求取功名為目的，寒窗苦讀，都是為了通過科舉實現改變自己人生境況。作者對他具有真才實學卻“困于名場”，“所遇不偶”給予極大的同情，同時，作者又飽含熱淚的揭露了科舉制度下讀書人的無奈與癡心。    《聊齋志異》中的讀書人大多家境貧寒,如陳錫九,但是他們同時又非常的有骨氣,具有高貴的品質,如正直,善良等，他們手無縛雞之力卻往往懷著濟世救民、一展抱負的美好愿望.與這些正面的東西相反,蒲松齡塑造了一個時代特有的知識分子的形象,而從這個層面上來講,這種特有的東西大都又是負面的和不堪的。    席方平持之以恒，為父受苦。陶生的受苦受難，郎玉柱的讀書成癡，葉生的名落孫山，喬生的為知己者死，賀生的突破舊俗，種種情形都與蒲松齡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他出身于一個逐漸敗落的地主家庭，書香世家，但功名不顯，學識淵博，但屢試不第。這些作品顯然寄托了作者對自身的寫照。蒲松齡在《聊齋自志》中說：“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這部小說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從現實生活中產生的深沉的孤憤的    總之,蒲松齡從自己的境遇出發,沒有回避現實社會中的矛盾和沖突,他所寫的書生不僅僅是個人失意,寂寞的代言人.更是整個時代的變態制度下產生的畸形兒,而他的這種真實而不朽的書生形象更為后來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對封建科舉制對讀書人的戕害的風暴式的揭露作了不可忽視的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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