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詩詞功能的分合

論宋代詩詞功能的分合
    
[摘要]
詩文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正統,兩者在漫長的文學發展過程中,彼此有分又有合,在分合中完成各自文體的成長。本文從厘清文學發展史上詩文分合的史實和規律,為詩文分合研究作前期文獻梳理工作。兩漢至魏晉,目錄與總集編撰中的詩文分合規律是由分到合。詩文分輯第一人是梁武帝蕭衍,個人別集被分輯為詩賦集、雜文集、賦集等。 有唐一代,整體表現為詩文分途。詩歌的繁盛和古文運動的興起促成詩文分途。宋詩特殊風格的形成,應從詩歌創作的內部發展規律和詩人的創作實踐來深入探索。僅僅模仿唐詩是沒有出路的,而必須走創新之路。宋代文壇詩歌功能的分工,標志著詩歌抒情性由詩而向詞的轉移,而詩詞由分工而合流則是中國文學注重社會功利性的民族特點所決定的。宋代詩文之分表現為詩文兩體各自細分的過程,詩集的編撰表現為細致的分類,文集的編撰則體現為駢散的分途;同時,在詩文觀念上,詩文之分的辨析成為主流,但在理學背景的影響下,詩文之合的觀念已悄然興起,直接影響明清詩文合一的觀念。

[關鍵詞]宋詩;藝術風格;詞體;功能;分合
 
 目錄
[摘要] 1
前言 1
一、每一項文體的發展都是一個從原生到成熟,再走向衰敗的過程。 5
二、宋代詩詞功能的分工,標志著詩歌抒情特性由詩而向詞的轉移。 5
三、詩詞由分工而合流是中國文學注重當時社會狀況和社會功利性的民族特點所決定的。 7
參考文獻: 8
 
 前言
 明人張蜓在《詩徐圖譜·凡例》中說:“蜂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辭情蘊籍,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詞體以婉約為正。”這是最早以婉約、豪放對舉論詞的意見。唐詩、宋詞在詩歌史上一直都是并駕齊驅的。而在數量和質量上唐詩卻遠遠不及宋詩,明朝的前后七子標榜“詩必盛唐”,對宋詩采取了完全忽視的態度;而清朝卻又一度出現了“舉世皆宋”的局面。對宋詩持貶義觀點的人,認為宋詩缺乏唐詩的情辭、風韻,是《滄浪詩話》所謂的“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1]。肯定宋詩的人,則認為“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也并非是詩歌創作上的停滯。錢鐘書先生則在《談藝錄》中指出:“唐詩、宋詩,并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2]。錢氏所論比較客觀地概述了唐詩、宋詩的不同風格特點。如今提到宋代文學,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宋詞,是蘇軾的“大江東去”，岳飛的“怒發沖冠”，李清照的“人比黃花瘦”。的確，從文學的創造性和獨特性而言，宋詞無疑是宋代最有特色的文學樣式，具有唐詩不可替代的藝術魅力。不過，在傳統的觀念里，至少在宋人的文學觀念里，能跟唐詩比拼抗衡的是宋詩而不是宋詞。宋代文人，對詩歌的熱情比唐人還要高漲。寫詩，在當時是人們日常交往的主要媒介，就像當今人們有事沒事的都要發短信問候聯系一樣普通頻繁。文人們見面時要寫詩，分別時要寫詩，孤獨時要寫詩抒發苦悶，開心時要寫詩傳達快樂。寫詩，是當時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文人文化身份的標志。正因為如此，宋代寫詩的人，比唐代要多得多。唐代有詩歌傳世的作者僅3300多人，而宋代有詩傳存下來的作者多達8900人；唐詩流傳下來的只有5萬多首，而傳存下來的宋詩多達20余萬首。雖然我們不能說，宋人的詩歌數量超過唐人，宋詩的質量和成就也超過唐人，但至少可以說，宋人對詩歌的熱情和喜愛一點也不亞于唐人，宋詩在社會上流行普及的程度不讓于唐人。
 其實，宋代詩壇的明星大腕也不比唐詩少。咱們就單挑幾位來一對一地PK看看。唐有“李杜”，宋有“蘇黃”。李白是詩仙，蘇軾號稱坡仙，二人旗鼓相當；杜甫是中國詩壇上永遠的詩圣，黃庭堅是影響一代的江西詩派的領袖（黃跟杜相比，還是稍遜一籌）。唐有王維，宋有王安石；唐有白居易，宋有陸游；唐有李商隱和杜牧，宋有范成大和楊萬里；唐有“初唐四杰”，宋有“蘇門四學士”。把這些明星級的唐人宋士放在一起PK，誰強誰弱，誰勝誰負，還真不好說呢。當然啦，詩是藝術，不是技術，詩人之間的高下，不能像體操運動員那樣用規定的動作來比高下、決勝負，實際上，也沒有必要比高下。這里之所以把宋代的著名詩人拿來跟唐代的詩人來比附，只是想說明，宋代詩壇，也是群星璀璨，大腕云集，值得我們永遠地仰望，長久地崇拜。文學藝術，需要的是創造、創新，需要的是個性、特色。有個性才有生命，有特色才有魅力。跟唐詩相比，宋詩有何個性、有啥特色？要說明宋詩有何個性，先要了解宋人有哪些不同于唐人的特點。相比較而言，唐人像青春才子，激情洋溢；宋人像老成的中年人，好冷靜沉思；唐人外向，宋人內向；唐人好動，宋人好靜；唐人好熱烈，宋人好幽靜。所以，花，唐人最愛的是外表絢麗的牡丹，宋人最愛的是幽韻冷香的梅花；女性，唐人最愛的是楊貴妃那樣豐滿肥胖的美人，宋人則愛纖腰一把的骨感美女；瓷器， 唐人最愛色澤艷麗的唐三彩，宋人最愛色澤淡雅的青白瓷。宋人寫詩，總想超越唐詩，想自樹一幟。但唐詩是高峰，是經典，繞不過，避不開。宋人倒也大氣大度，于是乎，先老老實實地學習借鑒，后求創造超越。北宋初期，王禹偁主盟詩壇，帶著一群“白體詩人”學習白居易。當過宰相的寇準和魏野、林逋、潘閬等隱士，加上一批詩僧們，競相模仿著“晚唐體”；稍后，楊億、錢惟演等詩壇領袖又引領著詩人們學習李商隱，形成了所謂“西昆體”。他們在模仿中探索，在借鑒中發展。到了北宋中期，歐陽修、梅堯臣和蘇舜欽等人崛起詩壇，在前輩探索的基礎上，終于找到了自己時代的發展方向。而此后雄起的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大詩人，進一步開拓，最終開辟出了一個新的詩歌世界——不是恢宏壯闊的邊塞戰爭，而是瑣事細物的日常生活；不是政治事件和君臣際會，而是私人交情和書窗所得；不是蓋世英雄和絕俗高士，而是普通百姓和里巷人物。于是，詩歌從神壇走向了世俗，宋詩雖然缺乏唐詩那種奇情壯采，但比唐詩要平易近人，而且，它在唐詩的美學境界之外別開新境。諸如歐陽修的平易，梅堯臣的淡泊，蘇軾的理趣，黃庭堅的瘦硬，陳師道的質樸，楊萬里的活潑，相對唐詩來說，都是新鮮的、陌生的。宋代詩人，雖各有各的個性，各有各的追求，但有一個整體性的時代追求——那就是平淡自然。這種平淡，是走出了少年時代的成熟境界，是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厚重風格。如果說豐韻華美的唐詩，像熱烈開放的唐代服飾，那么，平淡深刻的宋詩，就像是淡雅保守的宋代衣裝。時代的審美風格，無處不烙印在各種物質的和非物質的文化遺產上。就文學創作而言，唐人多是單項選手，宋人大都是多項全能。比如唐代的李白、杜甫，雖然是寫詩的頂尖級高手，寫起文章，卻不見得特別高明。而宋代的蘇軾、黃庭堅，不僅寫詩是一流的，寫詞是高手，寫文章也是超級棒，連寫字兒也堪稱書法大家。唐代詩文兼擅的只有韓愈、柳宗元等人，而宋代，差不多個個都是多面手，能詩又能詞，所以，宋人不僅能創立一座與唐詩相媲美的宋詩高峰，還能打造出一座唐人難及的詞的藝術高峰。
 詞在唐代，還是剛剛興起的新玩意兒，主要在民間流行，一般文人不太熟悉，也不大留意，只有少數詩人偶爾嘗試為之，不成氣候。到了晚唐，溫庭筠一試身手，一不小心就成了詞體的定型者。原來詞體在民間流行的時候，沒有統一固定的形式格律，溫庭筠經過加工改造，讓詞體定型，使同一詞調的詞都遵守同一格律規范，這就是后來人們總結的：調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聲。溫庭筠不僅定型了詞體，而且確立了詞與詩歌完全不同的審美趣味，那就是突出詞體的女人味、女性美，詞的題材內容多寫女性的情感生活，情感基調也是女性化的柔軟感傷，語言風格是女性化的香艷綺麗。像女人愛化妝一樣，詞也講究語言的裝飾效果。五代時期，詞體基本上是沿著溫庭筠開創的路子前行。
 宋代建國之初的半個世紀，文人還是喜歡寫詩，詞并不流行，寫詞的人很少，五十多年間，流傳下來的詞作只有十來位作者寫的三十多首詞。到了十一世紀初年，福建才子柳永來到汴京，用當時市井流行的新聲曲調,大力寫通俗歌詞，用民眾易懂的語言寫民眾喜聞樂見的人情風物，一下子就把詞體唱“紅”了天下，使詞體成為當時社會最流行的歌曲，使聽詞成為社會最流行的時尚文化和娛樂形式。宋人說：“凡有井水飲處，皆可歌柳詞。”由此不難想像，當年柳永詞傳唱之廣。
 柳永把原來局限在貴族沙龍里、上層社會的宴席中供少數人欣賞的詞，變成了在大眾中流行的歌詞，變成了老少咸宜、雅俗共賞的娛樂形式。但由于當時詞的題材內容大多是寫男歡女愛、離愁別恨之類的兒女私情，有娛樂性，而沒有思想性，有情緒的刺激性，而沒有道德教化的感召力，跟傳統詩文的觀念不一致，跟主流的意識形態不合拍。所以，當時文士們感情上喜歡詞，而理性上排斥詞，看不起詞，藐視詞，把詞視為小道，視為游戲的文字，不把它當作正兒八經的文學。到了十一世紀下半葉，四川大才子蘇軾出川來到中原，在詩壇站穩腳跟后，就向詞壇發起沖擊，顛覆舊有的詞體觀念，他把只寫女性化的私情柔情的詞，用來寫男子漢的豪情性情，把只合十七八歲女孩兒演唱的柔情軟調的詞，改造成能讓關西大漢演唱的高調雄歌。蘇軾之后，詞漸漸地有了思想，有了品味，有了男子漢的人格精神和力量。從此，詞體的文學地位也就逐漸得到認同。寫詞，不再是一種僅供娛樂休閑的游戲，也是一種有意義的文學創作。 此后秦觀、賀鑄、周邦彥、李清照和姜夔、吳文英等明星詞人，從不同的層面豐富了詞的藝術世界。而南宋的英雄辛棄疾更進一步開拓了詞的藝術世界，提升了詞的思想含量和文學品味。于是，就有了宋詞的輝煌，成為后世難以逾越的巔峰。
 而宋詩何以會“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從而出現與唐詩不同的“體格”和“性分”?何以會從唐詩的“以豐神情韻擅長”而一變為“以筋骨思理見勝”?嚴羽首倡斷代言詩,所謂“尚理”、“尚意興”[1];錢鐘書注重作者的氣質稟賦,所謂“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2],其實都是肯定了唐詩、宋詩風格上的不同首先是詩人因有不同的時代風貌而形成的。這一點如今已為大家所公認。從唐詩到宋詩,由渾融到精深,由重感悟到重理趣,與宋代文人好讀書、好思辨、重學問、重探索的特點分不開。而宋代文人的這些特點又恰與宋代政治、文化的特點相關聯。崇文抑武的宋王朝給了宋代文人的種種優渥,卻給不了他們“天朝”的自信和驕傲。大唐帝國的覆亡,更一去不復返地帶走了詩歌中的恢宏氣象和渾融境界。但不能“大”可以“精”,沒有“恢宏”卻能“深刻”,宋詩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需要注意的是:對宋詩之所以能形成“精”“深”的特色這一問題,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從時代的不同、特點的不同去思考,還應從詩歌創作的內部發展規律和宋代詩人的創作實踐來作進一步的深入探索。
一、每一項文體的發展都是一個從原生到成熟,再走向衰敗的過程。
 詩歌其創作經歷了“長”、“釀”“想”“做”(啟功先生曾有“古詩是長出來的,唐詩是釀出來的,宋詩是想出來的,清詩是做出來的”生動概括)的過程。就其整體水平而言,唐代應該是詩歌這一文體形式最具魅力的時代,這一點即便是偏愛宋詩的人也應無異議。事實上,有宋之初,文人對“高山仰止”的唐詩,就是采取虔誠的繼承、學習的態度的。宋初的潘閬、魏野深受唐人賈島的影響;王禹《前賦〈春居雜興詩〉二首,間半歲不復省視,因長男嘉讀杜工部集,見語意頗有類者,咨于余,且意予竊之也。予喜而作詩,聊以自賀》詩自稱“本與樂天為后進,敢期子美是前身”[3];楊億、劉筠則專事模仿李商隱……宋詩經歷了模仿階段之后,宋代詩人中的有識之士最終意識到“模仿”是沒有出路的。宋代詩人要想在詩歌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有所成就,就必須走求“新”求“變”的路。   
 宋詩能夠走出一條創新之路的關鍵人物是歐陽修。歐陽修的偉大就在于他所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順應了時代的發展,矯正了北宋初年詩歌創作領域學白(居易)而流于淺俗平庸、學晚唐而流于破碎小巧、學李商隱而流于浮艷雕琢的時弊。在學習韓愈“以文為詩”的基礎上,他的詩歌避其險澀易之以平易,注重反映現實政治,講究自然清新。身體力行的詩歌創作實踐和文壇領袖的創作主張將宋代的詩文創作引向了“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的道路,形成“以筋骨思理見勝”的“想”出來的風格特征。應該說,歐陽修已經為宋詩的發展指出了一條在學習基礎上盡可能實現創新的道路。
二、宋代詩詞功能的分工,標志著詩歌抒情特性由詩而向詞的轉移。
 《歸潛志》說:“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5](卷十三),大約即是從詩歌的抒情性著眼而言的。文學的功能不外言志、達情、娛戲三種。詩、詞作為一種韻文,在廣義上都可歸之為詩歌。這廣義的詩歌在宋代文壇的表現即是:對言志、達情、娛戲的功能做了文體上的分工。詩言志,詞抒情、娛戲,可謂分工不分家。這種分工,是符合中國文學的基本特性和詩歌的發展規律的。格律詩體發展到宋代,早已因其正統文學身份的確立而失卻了或基本失卻了其達情、娛戲的功能。伴隨著宋代商業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興起,對于文學娛戲功能的需求迅速膨脹。宋初,起源于民間,配樂而歌,悅耳動人的“詞”受到了社會各個階層人士的喜愛和歡迎。詞的影響不僅在宋王朝的疆域內風靡,甚至遠播異域,葉夢得《避暑錄話》“萬里羌人盡漢歌”、“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6]的記載足以為證。
 詩歌創作者們在困惑于詩體難以出新的同時,受到詞體的新鮮活潑的誘惑,寫作時自然而然開始向詞傾斜。于是,詞很快便成為了“文人竟寫”的文學作品。茲以前面提到的潘閬為例。潘閬苦心孤詣地模仿賈島而成就甚微。但他制作的《憶余杭》詞10首,在當時卻就受到人們極好的贊譽,甚而“一時盛傳”,以至于大文豪蘇軾“書之玉堂屏風”,石曼卿更“使畫工繪之作圖”[7]。其實蘇軾自己也頗以填詞為得意。他在《與鮮于子駿書》中曾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風味,亦自成一家,呵呵……”[8]。“呵呵”二字,自得、自賞之態,溢于言表。更有趣的是,他在與幕客聚會時,把自己的詞與柳永的詞作比較,當聽到幕士“柳中郎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的品評比較時,竟“為之絕倒”[9](卷二十四)。詞壇盛傳的關于宋仁宗令柳永“且去填詞”,而柳永也自稱“奉旨填詞”的傳說(盡管有學者對這一傳說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但傳說所代表的當時社會取向價值應該是無須置疑的),表現的只是宋仁宗對于柳永人品的不滿,他自己在宴會中命晏幾道作詞,聞其《鷓鴣天》一詞,而“喜不自勝”正說明了仁宗自己對詞其實是十分愛好的。晏幾道之父晏殊以宰相之尊被譽為“北宋依聲填詞的初祖”[10](例言),其門下俊杰如范仲淹、歐陽修等,亦皆為當時填詞名家,以至“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酬唱”[11]。上自帝王、宰相、達官、貴人,下至失意文人,在各種宴會、聚會中競相填詞的事例充分說明了兩個事實:一是北宋時文人對于“詞”這種新興文體的喜愛正在蔚然成風;二是“詞”在當時的主要功能是“娛樂”、“游戲”,即滿足人們的審美的娛情樂性的需要。廣義的詩歌因詞的興起而完成了詩與詞的功能劃分。宋代文人在討論嚴肅的政治民生問題,亦即“言志”時,多采用詩體表達,即所謂“詩莊詞媚”。這種詩、詞功能分工的情形,是使得宋詩因“言志”而“議論化”的特點日趨定型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宋詞因“娛情”、“娛樂”而“緣情綺靡”的特征得到凸現形成的內在原因。如素有詞中當行大家之譽稱的李清照堅持“詞別是一家”的觀點,實在亦是根基于對“詩詞分工”的認識的執著。她在詩詞創作風格上的不同,尤能成為自己理論時間的明證。其他如劉克莊《后村詩話》“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功,要非本色”[12]的批評;王灼《碧雞漫志》“(蘇軾)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13]和劉辰翁“詞至東坡,坦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14](《辛稼軒詞序》)的贊譽,其實都是看到了蘇軾把詞當作新的詩體來進行創作的特點,是從詞開始具有了“如詩、如文”的政治教化功能的角度給予的肯定。宋人嘔心瀝血的制詞,歸根到底,正是由于詞這種文體給予了宋代詩人以宣泄感情的新天地、新方式,使得他們從唐詩已有成就的重負下解脫出來,從而在詞的畛域中獲得了創作的自由。宋代詩人的創造性的努力,把詞的創作推到了一個輝煌燦爛的高度,不僅在客觀上強化了北宋中葉之前詩詞在功能上的分工,更使承受著唐詩巨大壓力的宋詩相形之下為之失色。宋代關于婉約、豪放的風格之爭,正宗、別體的地位之爭,實際上就是對于當時文壇詩詞功能分工的認可與不認可。
 三、詩詞由分工而合流是中國文學注重當時社會狀況和社會功利性的民族特點所決定的。
 北宋初年,對于大多數創作者而言,還是配樂而歌、愉情怡性的游戲之作。流行于勾欄瓦肆而不登大雅之堂,不為一般作者視為“正途主業”。所以,歐陽修晚年曾以其不雅而欲毀棄詞作“收而燒之”。晏殊亦有“某雖作曲子,不曾道‘彩線慵拈伴伊坐’”的自我辯白。正如胡寅所言:“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于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游戲而已也”[15](《向子湮〈酒邊詞〉序》)。北宋中葉以后,經由蘇軾、辛棄疾等人的努力實踐,伴隨著文人整體創作的熟練和詞中“雅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強化,詞漸漸脫離了配樂而歌的音樂性而成為一種新鮮的、富有原創性生命力的案頭文學。這種“雅化”的過程就是詞體的成熟過程,是文人對于民間新詩體的“改造”過程。這種改造,因先秦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所形成的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干政意識,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學以“載道”、“言志”為根本目的的傳統認識觀念所決定,必然以“載道”、“言志”為旨歸。所以受著中國文學憂國憂民悠久傳統熏陶的宋代文人,一旦他們熟練地掌握了一種文學體裁,便必然會或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在創作中溶入憂國憂民的內容和情感。范仲淹在《漁家傲》詞中因能“使聽者知邊廷之苦”而備受稱贊[15],柳永以《雨霖鈴》詞善言羈旅離情而膾炙人口,秦觀的詞則“寄慨身世,閑雅有情思”,至蘇軾之作出,則“以詩為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婉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埃之外,于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臺矣”(《向子湮〈酒邊詞序〉》)。
 王灼“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和劉辰翁“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的贊譽;以及劉熙載“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道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的概括,其實都是看到了蘇軾真正把詞當作新的詩體來進行創作的特點。而蘇軾的這一“創舉”固然與他非凡的天才和瀟灑的個性有關,確也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傳統文學觀念的制約所直接決定的。到了南宋,詞體的創作技巧進一步成熟,辛棄疾、劉過乃徑直“以文為詞”。在這種“如文”的“新詩體”中,他們驅使經史典籍,縱橫于歷史現實,確實做到了“無事不可入”。至此,詞已經徹底脫離了配樂“歌”的特質,從“歌詩”蛻變為“詩”,完成了詞作為新詩體的改造、成熟過程。詩詞在表現功能上的分工不再明晰。可見,蘇、辛對詞體功能的“擴大”,促使了詞從抒情(或游戲)的比較單一的功能,向既能抒情(游戲)也能言志議政的多功能的轉變。從這個角度講,一部詞史,其實也就是一部從滿足人們的審美娛樂游戲需要為目的開始,逐漸發展到注重滿足社會教化、注重實現政治功利性需要目的為止的文體發展變化史。這一規律也符合整個韻文類文體的一般發展規律,是受中國文學民族特性所制約的。詞體在成熟的同時也便孕育了它的衰落。至于南宋末年詠物詞的興盛,似乎可以看作是詞體“幽渺”特性和“言志濟世”傳統要求的結合,是特定時代為特定群體(亡國遺民們)所特選的表達工具,這從清朝詞體的又一度興盛可以為證。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唐詩宋詞元曲明傳奇清小說以及當今的電影電視,文學樣式的更遞是一種自然規律。宋詩的難能可貴在于它在唐詩之后還能有所創新。但同時應該承認,宋詩的成績已是強弩之末,是狹義的詩體在走向沒落前的最后掙扎,是大幕落下前的最后亮相。從此,作為狹義的詩體便不再輝煌。而宋詞作為唐代詩歌之后的新詩體,在經歷了從比較單純的娛戲(含達情)功能發展到既能娛戲、達情,也能言志(議政)的綜合功能,完成了宋代文人對民間新詩體的改造,從而承擔起了狹義詩體的全部文學功能,創造出了新詩體的一代輝煌。
 綜上所述呢,詩歌原是為了表情達意的,各項感情都可融入其中，在詩中,既可以寫景、抒情,寓情于理;也可以敘事拉理,寓理于情。但是詞的出現,為詩人開辟了一個新的情感的表達方式,使得他們可以用“詞”這種更宜于表現幽深綿渺情感的新型詩歌形式,去把各種復雜、微妙的情感抒泄得淋漓盡致,因此這就促使了宋詩的另辟蹊徑。詩詞在宋代的大多數時間里和大多數人手中似乎達成了一種默契:詞重于寫景抒情,以便“曲盡其妙”;詩偏于敘事言理,以進行新的開拓。于是,宋詞作為一種新詩體在成長的過程中放射出了前所未有的燦爛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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