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理性地認識和解讀儒學

辯證理性地認識和解讀儒學

作者簡介：尚文善，男，甘肅省民樂縣人，現年47周歲。民間哲學家，曾出版過《辯證哲學隨談——理性的啟示》一書。

 從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華民族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時代已經來臨。未來的中國不但要在科技經濟領域中為人類做出貢獻，而且應該在文化領域中為人類做出應有的貢獻。故此，發掘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是當代中國文化人所肩負的神圣使命。
 要發掘并介紹中華民族的傳統優秀文化，首先必須要樹立正確的思維方法，端正學術研究態度，不能就學術而學術，要把文化放到具體的時代歷史背景中去認識和解讀。只有這樣才能還歷史于真實，還文化于客觀公正，才能對時政者起到啟迪與啟發作用，有益于現實政治與決策。否則，就會犯“一刀切”的錯誤，那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比如，要么會“砸爛孔家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否定一切歷史文化傳統；要么又會肯定一切，頌揚一切，把一切的一切都說成是完美無缺的。一定歷史時代的文化是這一時代的政治經濟狀況的反映。筆者認為，要正確地借鑒儒家文化中的優秀傳統，就必須把它放到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進行認識。
 研究、剖析儒家學說就必須要回答如下問題: 
 一、孔子的儒家學說在其當世為什么行不通？即孔子周游列國、游說諸侯推廣他的“仁義禮治”學說時，為什么會上不得諸侯采納、下不得庶民擁戴?
 二、孔子學說不被當世所采納、為什么又會被后世所獨尊、并被確立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三、后世為什么會出現“砸爛孔家店”之事?為什么會認為“滿本子仁義道德之中只有‘吃人’二字”?
 后世一般認為：儒家學說由孔子定于一尊，其實在兩千多年的“封建奴隸制”時期（此處特指夏、商、周三代），作為社會理性的教化內容，也即為了提高社會成員的社會系統意識，增強他們自覺遵守社會行為規范和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自覺性，歷代當政者在構建和維護社會理性關系的實踐中就逐漸總結并豐富著社會道德教化規范。形成于西周初期的《周禮》就是一個典范。
 作為春秋時代大學者的孔子，站在原公族也即所謂奴隸主階級的立場上發揮和深化了這種道德教化理論�？鬃幼鳛榇髮W者，他對歷史很有研究，對夏、商、周三代先王的豐功偉績很是敬仰，對夏、商、周末代君主敗亡的原因也很清楚，對《周禮》的內容以及制定《周禮》的情況也很清楚。孔子作為大教育家，他總是希望用理性的手段，即通過教育選拔與和平改良的方法來構建社會理性秩序。孔子認為：造成周王朝分崩離析、四分五裂的原因是“禮壞樂崩”，要復辟三代先王開創的太平盛世局面，就必須要求天下人都“克已復禮”�？鬃硬粌H要求貧民百姓克已復禮，盡忠盡孝；同時也要求統治者要仁恕愛人。為了使“禮治”哲學更完善、更令人信服，孔子在更為廣泛的領域和更高的層次上發展和豐富了周公的“禮治”理論，使其達到了一個新境界和新水平。
 儒學的主旨是“仁政”，“二人者為仁”，仁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理性關系。在社會個體智能分化的條件下，社會理性關系必須是也只能是上智下愚的管理教化體系。他明確闡述了“仁”是內容，而“禮”是形式�！叭省笔前l自內在道德修養基礎上的摯誠愛心真心，而不是表面的虛偽奉承和敷衍討好，“巧言令色，鮮矣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沒有了“仁”的內容，所謂的“禮與樂”便都是虛偽、虛假的�？鬃釉诮�立他“仁政禮治”政治哲學的同時，也形成了他的道德建設理論，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善婦貞”的道德倫理法則。
 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政治理念是一脈相承的�？鬃诱J識到：個體之間先天就存在著智力差別，他希望通過公平的教育、公正的考核來培養和選拔人才，以形成和建立理性的社會秩序即上智下愚的管理教化體制。他的“有教無類”是針對基礎教育而言的，是要讓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他的“擇優而教”是針對高等教育而言的，即在“有教無類”的基礎上選拔智商最高的人進行再教育，把最高深的知識技藝傳授給智商最高的人。這是充分利用教育資源、提高教育效率的唯一途徑。他認識到個體先天存在著性格和興趣愛好上的差異，提出要“因材施教”。 為了構建理性的社會體制，他倡導“舉賢才”。為了做到用人上的公正、公平，他提倡“近不失親，遠不失舉”。
 孔子希望用和平改良的手段，即推行所謂的“仁政”、“王道”，來建立和完善社會理性體制或國家管理體制，也即上智下愚的等級管理體制。他反對使用武力，即所謂的“君子動口不動手”。他認為武力即是“霸道”。他不但提倡把“禮”貫徹到執政中，甚至提倡把“禮”貫徹到治軍中，即提倡“以禮治軍”，“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他認為軍隊管理與政治社會管理一樣，軍隊內部公正、公平的理性管理秩序是軍隊戰無不勝的條件。儒家主張要“師出有名”，為“禮義”或“道義”而戰，即“舍身成仁，殺身取義”，反對不合“道義”的軍事行動，要做義師，不做暴徒、亂兵。
 “禮別尊卑，樂和上下”，孔子在把“禮”做為區分尊卑高下、維護等級統治秩序手段的同時，把“樂”做為聯系疏通上下感情的手段，緩和等級之間的矛盾，加強團結，增加凝聚力。孔子要求統治者要“與民同樂”，不要私自獨樂。
 孔子深刻地認識到了社會個體之間智能上的巨大分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個體之間在智能道德方面的巨大差距。這從他所闡述的君子與小人之間的強烈對比中就可以看出來：比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薄熬�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薄熬�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求諸于已，小人求諸于人。”“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等等。其實，孔子所謂的“君子”是指那種具有社會系統意識以及在這種意識下穩健精進，并嚴于律己、自覺遵守社會規范的人。而所謂的“小人”則是指缺乏社會系統意識即集體觀念，只顧自己的私利，并且為了私利而不擇手段的人。孔子希望人們都學君子做君子，勿學小人做小人。
 孔子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即所謂“人之初，性本善”。他認為人是可以通過教育來培養和塑造的，人的思想觀念是可以通過說服教育來改變的。
 儒家學說既說是一門政治治國理論，同時也是一門教育理論和人生修養理論。儒學是主張“進取實用”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儒學不是宗教，孔子生前反對“怪力亂神”，在學生問他鬼神之事的時候，他很反感，反駁學生“不知人事，焉知鬼事！”。至于后人將儒學宗教化，并將孔子塑為偶像燒香跪拜，那是另一回事。
 孔子的“仁政禮治”理論，可以說是治國平天下最為理想的“最小成本法”。因為通過和平改良即對話協商和說服教育的方法來建立社會理性體制、實現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安定，這是最理想、最理智和代價最小的辦法。它避免了用暴力革命即孔子所認為的“霸道”手段所造成的摧殘和破壞。
 孔子自認為他的學說即儒學是天底下最理智、最理想、最完美的治國平天下的學說，為此他不辭辛勞，周游列國，游說諸侯，教化民眾，闡述他的政治主張，可他自認為的最完美、最理想的政治哲學即所謂的“仁政禮治理論”，上不得各國諸侯的賞識，下不得庶民百姓的擁護，落得象喪家犬一樣無處棲身，最后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故鄉魯國，以教學著書來度過他的晚年。
 實踐證明，在社會大動亂也即在社會理性關系完全喪失的情況下，在地域矛盾、階級沖突異常尖銳復雜、你死我活的斗爭中，矛盾沖突是不可能用和平教育、對話協商的辦法來解決的。人是最執著的動物，象巴爾扎克小說中的葛郎臺老頭一樣，人雖然已經死了有三天了，但是抱著錢匣子的手仍然是搬不開的。在戰亂時代，用戰爭的手段來檢驗政治集團政治主張的正確合理性是必然的唯一途徑。
 孔子最不明智的地方，就是他仍然堅持“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也即“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觀點。他沒有看清公族與庶人之間的智能差距已經消失的事實。這也就是他周游列國時困于陳蔡、被庶人圍攻的原因。他雖被放行，但他立于其下演講了的一棵樹都被氣憤的庶民砍掉了，由此可以看出庶民對他厭惡之深和他學說主張的不合時宜了。不過在孔子的時代即春秋時期，雖然出現了隸農逃亡的事件，但還沒有普遍化，未形成氣候。“廢井田，興私田”還沒有作為一種政治方針被提出來。在這方面，他雖愚腐，也還情由可原。但到了秦始皇已統一六國，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王國，“郡縣均田制”已成即定事實之后，還有一批儒生借吹噓頌揚夏、商、周三代先王盛世即“禮制”來映射、噴擊和反對新興的建立在高度集中集權下的“郡縣均田制”，那可就是不識時務和愚腐之極了。
 孔子所謂“學而優則仕”之“仕”，并非后世經過科考而選拔的文官。他所在時代之仕，不過是受王公大族重用或聘用的祭司和私塾先生之類。孔子本人即是這樣的人，并非后世脫離物質生產專門從事社會事物管理的文人學仕即行政官員。后世所建立的“郡縣均田制”是孔子本人所無法想象的。
 儒學之所以會被后世所獨尊，被確立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因為在太平年代，也即均田制實現、個體智能金字塔與社會管理金字塔也即行政管理金字塔之間相互統一的時代，和平改良、對話協商成為調節、完善社會關系的主要方式方法的時代，儒家學說便有了用武之地。西漢武帝時代，儒家學說被尊為治世之道，原因即在于此。當然西漢以后的儒學是“廢井田，興私田”、“廢分封、立郡縣”，打破了過去公族與庶族界線、一視同仁之后的儒學。
 儒學之所以會被后世所詛咒，被罵為“滿本子仁義道德掩蓋下的吃人哲學”，是因為在社會將亂或已亂時代，也即在均田制不存在、個體智能等級與社會管理等級之間全面分裂之后，腐敗寄生的統治階級為了茍延殘喘、維護自己的剝削地位，就大肆鼓吹宣揚儒學。其實這時的所謂統治集團已經完全沉淪為尸位素餐的愚蠢弱智者了。他們只知道讓別人盡忠盡孝，而不知自己勵精圖治、行仁恕之道。因此這時的所謂“禮”與“仁義道德”都完全變成了虛偽、騙人的東西。宣揚得越兇，越會激發民眾的反感和厭惡情緒。這樣“砸爛孔家店”、搗毀孔廟之事，罵儒學為“仁義道德掩蓋下的吃人哲學”的言論也就成為必然的了。從孔子的被圍攻、被困陳蔡，到近代的“砸爛孔家店”，都說明了儒學并非時時適用、處處正確。盡管歷史上每一個行將敗亡的腐朽統治集團都想通過大肆宣揚“三綱五�！焙汀爸倚⒐澚x”來維護他們的反動統治，甚至采取將儒學與神教相結合的辦法來愚弄和迷惑人，如把歷史上忠孝的典型關公和岳飛等人塑成神像讓人頂禮模拜，以造就更多的愚忠愚孝者等。但凡此種種都不能夠挽救他們必然滅亡的命運。
    歷史的實踐證明，只有在社會理性關系存在的社會矛盾最小化時代，儒家學說才會具有它的的適用性，而社會理性關系的建立往往都是在血與火的革命性洗禮中誕生的。是太平穩定的大好政治局面給儒家學說提供了用武之地，而不是儒家學說造就了太平穩定的政治局面。假如儒家學說真能夠締造太平統一的政治局面的話，那么孔夫子之后的歷史便再也不會有刀槍之爭了。政治是本，文化是用。政治家應該深知此理，否則就會發昏、失政，甚至于誤國。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太平時代適用的是儒家文化，亂世之中最可崇奉的是道家文化，法家文化是靖變定亂、轉亂為治之法寶。作為一個明智的、有作為的政治家，應該明智歷史，分清主次，融會貫通，才能夠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利國利民，內治而外強，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