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稅會計模式的路徑變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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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資本主義制度催生了現代稅制，只有在現代稅收制度下，國家征稅、企業計稅與繳稅才需要借助企業會計的賬簿記錄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納稅調整，才需要或者才有可能產生具有獨立學科意義上的稅務會計。因此，稅務會計是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逐步確立而逐步獨立的。由于各國的歷史文化、社會經濟背景不同，其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的關系也不相同，這就形成了不同的會計范式和模式。本文重點研究了所得稅會計模式的路徑變遷，以及各種模式下所得稅的模式特點。最后對所得稅模式發展進行了預測。【關鍵詞】所得稅會計模式路徑變遷引言    資本主義制度催生了現代稅制，只有在現代稅收制度下，國家征稅、企業計稅與繳稅才需要借助企業會計的賬簿記錄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納稅調整，才需要或者才有可能產生具有獨立學科意義上的稅務會計。因此，稅務會計是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逐步確立而逐步獨立的。由于各國的歷史文化、社會經濟背景不同，其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的關系也不相同，這就形成了不同的會計范式和模式。　　目前，“財務會計、管理會計、稅務會計這三個詞經常用于描述在經濟界廣泛使用的三類會計信息”。“三類會計信息”缺一不可，各有其主要服務對象和主要使用者。如何構建適應我國國情的稅務會計模式，不僅關系稅務會計的建設與發展，也關系財務會計、乃至管理會計的建設與發展。
所得稅概述
1.所得稅概念
    所得稅又稱所得課稅、收益稅，指國家對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經濟組織在一定時期內的各種所得征收的一類稅收。企業所得稅所得稅1799年創始于英國。由于這種稅以所得的多少為負擔能力的標準，比較符合公平、普遍的原則，并具有經濟調節功能，所以被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視為良稅，得以在世界各國迅速推廣。進入19世紀以后，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開征了所得稅，并逐漸成為大多數發達國家的主體稅種（主要是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    2.所得稅的特點　　第一：通常以純所得為征稅對象。第二：通常以經過計算得出的應納稅所得額為計稅依據。第三：納稅人和實際負擔人通常是一致的，因而可以直接調節納稅人的收入。特別是在采用累進稅率的情況下，所得稅在調節個人收入差距方面具有較明顯的作用。對企業征收所得稅，還可以發揮貫徹國家特定政策，調節經濟的杠桿作用。第四：應納稅稅額的計算涉及納稅人的成本、費用的各個方面，有利于加強稅務監督，促使納稅人建立、健全財務會計制度和改善經營管理。
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所得稅收入在我國稅收收入中的比重很小，所得稅的作用微乎其微，這種狀況直到改革開放，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營企業"利改稅"和工商稅制改革以后才得以改變。我國現行稅制中的所得稅稅類稅收包括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3個稅種。
中國企業所得稅納稅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企業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以下統稱企業）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 (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除外)。居民企業應當就其來源于中國境內、境外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居民企業，是指依法在中國境內成立，或者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但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企業。）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的，應當就其所設機構、場所取得的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所得，以及發生在中國境外但與其所設機構、場所有實際聯系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的，或者雖設立機構、場所但取得的所得與其所設機構、場所沒有實際聯系的，應當就其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非居民企業，是指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且實際管理機構不在中國境內，但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的，或者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但有來源于中國境內所得的企業。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的，應當就其所設機構、場所取得的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所得，以及發生在中國境外但與其所設機構、場所有實際聯系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     二、會計模式的二分法——基于會計屬性的重構
基于對會計模式和會計實踐關系的認識，筆者認為，會計模式應該具備會計所具備的一切主要的特征，因而對會計的認識和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來指導會計模式的研究，如會計目標、本質、職能，會計的系統性，會計和環境的關系等，尤其是會計屬性，都可以在會計模式的研究中得以體現。會計的屬性是隸屬于會計本質方面的特性，是會計區別于其他事物的一種內部規定性。目前會計理論界大都承認會計具有兩重屬性，即會計既具有技術性，又具有社會性。從會計產生和發展的過程看，會計總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會計的記賬方法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逐步完善，成為一門技術性很強的較為嚴謹體系，會計這種同生產力緊密聯系，隨生產力發展而發展的特性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它體現了會計的自然屬性，表現為會計具有一整套專門的技術方法體系，這就是會計的技術性，這種屬性具有超階級性、中介性、多樣性及系統性，是各國會計得以融通、相互借鑒、趨向國際化的主要動力。另一方面，會計對社會環境的依賴關系，決定了會計也具有鮮明的社會屬性，表現在會計總是要反映特定的生產關系，受一定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社會環境的制約，是為一定的政治目的或經濟政策和特定的利益集團服務的，它由體現社會性的各種因素(如會計組織管理、會計規范、會計監督、會計教育等)組成，這些因素多是以正式制度的形式存在，因此也可將其歸結為制度性因素，可見，會計的社會屬性直接體現著生產關系，只要不同的生產方式的存在，只要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矛盾存在，那么就必然會出現會計理論與方法水平的差異。基于上述認識，我們可以從技術性和制度性的二維視角對會計模式進行重構，將會計慣例、會計程序和方法等實務操作層面的要素歸結為會計模式的技術層面，或是技術性會計模式，而將體現會計社會屬性的以正式制度（法律、規范、條例等）形式存在的各種要素歸集為會計模式的制度性層面，或是制度性的會計模式。     會計模式的二分法及其變遷路徑簡圖　　在會計模式的傳統研究中，多數學者只是側重于探討制度性會計模式（如會計規范、會計標準）以及會計管理模式、監督模式等要素，卻少有將會計慣例、會計程序和方法等技術層面的要素納入研究視野的，原因在于很多學者認為會計模式只是對會計主要特征的概括和總結。這種認識是不恰當的。這是因為，一方面，會計慣例是國際會計比較中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會計模式諸多方面的差異，多可以從會計慣例的差異得以體現；另一方面，會計慣例并不直接等同于會計規范和會計標準，“在個別情況下，已經發布的會計準則也可能沒有成為流行的會計慣例，或是因為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停止執行或廢止”，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形成機理是不同的：前者是在會計實踐中自發形成的常規或通行的做法，是非正式制度，或者說是內生制度的范疇；后者是國家或職業團體發布的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正式制度，屬于外生制度的范疇，因而二者變遷的路徑也是有差異的。可見，將會計慣例納入研究的視野對于更好地認識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會計模式的選擇與變遷并深入探尋隱藏于內的本質性的規律是有益的。三、技術性會計模式變遷的路徑分析一般說來，會計慣例是會計模式中最活躍的因素，它最直接的體現著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生產力的革命性決定著會計模式具有擴張和滲透的本性，同時又決定了會計模式具有較強的適應性和融通性，能隨著生產經營環境的變化而適時地調整和完善自己。正是會計的技術屬性，才使得會計和會計模式具有國際化的動力和源泉，同時，它可以直接對經濟需求作出反應，并超越現行的會計管理體制和會計規范體系，從而帶動和促進整體會計模式的進化。　　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技術性的會計模式屬于內生制度的范疇，其變遷的路徑主要表現出誘致性變遷的特性。所謂誘致性變遷，指的是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創造，是由一個人或一群人，在相應獲利機會是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的。結合本文所探討的實際問題，筆者嘗試進行如下修正，即認為，會計模式的誘致性變遷是指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滿足經濟管理的要求而發生的，不以個人、團體乃至國家意志為轉移的變遷，正是這種變遷，使得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會計慣例趨于融合。這一點可以在世界會計的發展史得以很好的體現。從14世紀至15世紀，意大利商人的商業活動就跨越國界了。作為現代簿記方法鼻祖的復式記賬原理始于意大利城邦，而后傳播到德、法、荷蘭等國家，又從那里傳到了英國，會計就是隨著商業活動的擴展而傳播的。17世紀和18世紀，英國的會計和審計方法傳遍了它當時的殖民地（現代的英聯邦），而且傳到了美國；法國把它的會計傳到了它的非洲殖民地；荷蘭把會計傳到了印度尼西亞和南非；德國也把會計傳到瑞典等東歐國家以及沙皇俄國和日本（郝振平 2001）。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資本市場也獲得了迅速發展，跨國投資和融資活動進一步促進了會計慣例之間的協調乃至趨同，尤其是頻繁發生的企業兼并及其規模的急劇擴大更加促進了跨國公司的發展，從而在微觀層面推動著會計慣例之間的國際趨同。在IASC的努力下，“制定一套高質量、可理解和可實施的全球會計準則”的方針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各國會計的會計標準出現了明顯的趨同的趨勢，歐盟、澳大利亞等國已經決定采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我國于2006年發布了會計審計準則體系，完成了主要準則的國際趨同。可見，會計慣例的國際趨同也是大勢所趨。如前所述，會計從其誕生的那一天起，從來就不是孤立的和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和發展的，不斷地同外界進行著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不斷地相互滲透和融合。因而可以說，會計模式的技術性屬性，決定了會計模式的選擇和變遷必然要順應國際趨同的客觀規律。四、制度性會計模式變遷的路徑分析　　我們把為進行會計工作的組織和管理而正式發布的相關法規、設立的組織機構以及指導組織機構運行的規章制度和行為準則統歸于制度性的會計模式，或者說是會計模式中的制度安排要素，其共同之處在于它們都是由國家或其他機構（如職業團體）正式發布、并由相關措施加以保障，亦即同屬于外生制度的范疇。這些外生的制度安排通常是理論研究所關注的焦點，然而多數學者在研究時，傾向于認可會計環境的決定作用，并將著眼點放在對環境因素的分析上，得出的結論也多是會計模式的選擇一定要根據本國特定的環境進行，這種分析在理論上完全成立，但其現實指導性和解釋力卻稍嫌不足。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處于經濟轉軌時期的國家，其會計模式的選擇經常會超越其所處的環境，并將肩負促進落后環境改變的重任，因此在環境的背后，必然隱藏著更為本質的原因。　　按照韋伯的定義，國家是一種在某個給定的地區內對合法使用強制性手段具有壟斷權的制度安排。國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政策，維護社會經濟的發展，并保護產權以換取稅收。國家在這里擔負著秩序政策的責任，國家要建立各項與社會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以保障經濟運行。會計作為管理企業經濟活動的一種有效手段，當然也充分體現了這種“秩序政策”。也就是說，會計作為一種經濟管理的手段，歸根結底是受國家意志制約的。正是從這個層面上講，我們認為，國家意志從根本上決定著一國會計模式。因此，基于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筆者認為，制度性會計模式的路徑變遷更多的表現出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特征，所謂強制性制度變遷，指的是制度的變更或替代是由政府或法律引入和實行的。同樣的，出于本文研究的需要，本文將會計模式的強制性變遷界定為，國家或政府基于對環境和會計發展狀況的認識，在其以有的會計理念的指導下，為達到特定的目標而制定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制度的變遷形式。從理論上講，會計模式的選擇與變遷，應順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滿足經濟運行過程中不斷提出的要求，并與其所處的環境相適應，與整個社會制度結構中的其他制度安排相協調。然而，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內生于經濟環境、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會計模式未必能夠得以確認而上升為國家的正式法規或制度；同樣的，國家所頒布并大力倡導的行為準則也未必能夠受到廣泛的認可，從而其實施效果也無從談起。也就是說，外生制度和內生制度有可能因為偏差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不相容，正是這種不相容性，使得正式制度的執行效果大打折扣，造成我國會計信息質量的失真現象嚴重泛濫。深入分析這種偏差產生的根源，對于指導我國會計模式的選擇與變遷，無疑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我們知道，任何一項制度的頒布，都是經過一系列的程序論證，由某一特定的決策主體的認可而形成的。誠然，科學的程序是合理制度生成的根本保障，但不容否認的一點是，決策主體的主觀意志仍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當然，良好的程序安排有助于克服個體的“主觀傾向”，如FSBA就制定過復雜的程序，其他國家的會計準則制定程序也有向美國靠攏的傾向，但作為一個決策主體的集合，機構仍會存在由于‘集體無知’帶來的決策失靈，正是這種失靈造成了外生制度決策的偏差。長久以來，人們關注的只是決策程序，而不自覺地將決策主體視為一個“黑箱”，認為只要程序科學，便會必然的生成符合標準的制度，這是一個缺憾。下文將援引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結合會計模式變遷的實際，對影響決策主體的因素進行簡要分析。（一）會計理論和會計思想制度安排的集合受到社會科學知識儲備的束縛，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的制度安排以使制度從不均衡恢復到均衡，但由于社會科學知識不足，政府也不可能建立一個正確的制度安排（林毅夫 1989）。這一點在會計發展史中體現的尤為突出，可以說，會計模式的每一次重大變革，必然伴隨著一次經濟環境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科學知識的大變革，相應的也會伴隨著會計理論和思想上的大變革，同時，會計理論和思想上的突破，也必然會給會計模式的進一步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會計理論和思想是會計實踐的科學總結和理性抽象，也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一般而言，會計理論來源于會計實踐，因而要受到會計實踐發展程度的制約，然而在特定的時期，尤其是經濟轉軌和會計變革的時期，會計理論能夠對會計實踐的發展起指導作用。這是因為，隨著改革的深化，實踐中涌現出新的會計問題，需要在理論上加以總結和解釋；對于一些尚未推出的新業務，為減少其操作和實施的風險，降低試錯成本，也需要首先進行理論上論證和支持，例如，理論界對于金融衍生工具的探討以及新準則對于金融衍生工具的規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此，可以說，會計模式的選擇與變遷，都要受各個時期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思想和會計觀念的影響和制約，其中，會計理論的發展程度起著重大的影響作用。　　（二）思想觀念的路徑依賴路徑依賴是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一個范疇，它指的是某項制度已經形成，在以后的發展過程中便有自我強化的傾向。其原因在于，在制度的實施過程中，會形成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和特定的獲利集團，從而形成了該制度的維護力量。結合對會計史的研究，容易發現，即便一項制度安排已經被取代，它所內生的思想觀念，仍然可能發揮作用，在新的制度體中以某種變種形態得以重生，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思想觀念上的路徑依賴。在我國探索和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會計模式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計劃體制中的殘余觀念，這主要表現在，對會計工作和會計人員管的太死，統得太死，曾經一度將會計單純的看作是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工具，過分強調可靠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會計模式的正常發展。在最近頒布的新準則中，我們驚喜地發現，指導準則的會計理念在諸多領域已經實現了突破，比如公允價值觀念的引入，但仍能找到計劃體制的殘余思想，如爭議很大的減值沖回問題就是一例。我們認為，會計規范的精髓在于如實反映，而保證會計信息質量的根本在于加強監管，完善配套的制度安排，僅為強調可靠而犧牲相關的根本原則，是一種倒退。　　（三）宏觀經濟政策的需要眾所周知，制度原本就是國家機器中的重要部分，從古代社會到近代社會任何一種社會形成，任何一個階級都是通過立法建制，為鞏固本階級的統治和維護本階級的權益服務(郭道揚 2004) 。同樣的，一定的社會政治制度和經濟基礎，決定了必須建立與其相適應并為之服務的會計模式。簡要回顧我國五十多年的會計發展史，便可以發現會計模式的發展與特定經濟政策的依從關系。在50年代初期，為了配合對國家經濟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的需要，建立了“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會計管理體制和適應企業管理需要的分行業分所有制的會計核算體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為適應改革開放政策的需要，我國的會計改革配合財政、稅收等改革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90年代以后，伴隨著我國建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的確立，對會計也提出了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會計模式的要求；當前，我國更是加快了全面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在金融等諸多領域掀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重大變革，大規模的會計審計新準則的出臺正是為適應該政策而發起的。可見，在每個時期，會計模式的發展總是要服從于特定的經濟政策，任何宏觀經濟政策的出臺，也需要相應的會計模式的變革作為保障，這就決定了我國會計模式的變遷有可能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其所處的經濟環境，但總會與特定的政策目標相配套。（四）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對稱從哲學的角度講，真理總是相對的。由于真實的世界是復雜的并且是動態發展的，人們的認識不可能同客觀實在完全吻合，從而達到絕對真理，這就決定了認識必須不斷地接受實踐的檢驗，并且及時地進行修正。就會計模式的選擇而言，決策主體由于其有限理性，加之信息搜集存在成本和時滯，因而不可能完全的掌握經濟環境的發展和變化以及會計工作的運行狀況，這就決定了其決策不可能真實地反映客觀需要。因此，對于外生制度的執行情況必須加以監控，建立完善的信心反饋機制，對于不合理的條款及時地加以修正，使外生制度不斷地接近內生制度，更好的為經濟發展服務。      三、所得稅會計模式的新發展：OECD倡導的模式　　OECD對所得稅會計的研究源于在進行企業披露信息的全球可比性工作時遇到了困難。各國在把稅收作為政策工具使用的過程中都會出現與一般會計原則的偏離，這一點成為國際會計比較的障礙。為尋求減少障礙的途徑，OECD開始了對所得稅會計問題的研究，思路是：既要促使有利于會計國際協調的公認會計準則力量的壯大，同時又要探討影響到一國政府利益的以稅法為基礎的所得稅會計的發展方向。　　OECD研究報告了兩種可能的解決方法：一是稅務報告與財務報告一致，在報表上披露會計處理中涉及的稅務因素的影響；二是把會計報告分為稅務報告和財務報告。　　第一種方法基于如下假設：隨著一國經濟的發展，財政政策日益趨向于順應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稅法的制定更注重企業實際的交易行為，更客觀地顧及會計真實、公正、客觀的要求，所得稅會計會在更大程度上依據普遍接受的會計原則，企業會計與所得稅會計逐步趨于一致。但是，這種一致性不是政府立法對稅務報告或是財務報告的要求，而是兩者自發的相互靠攏，并且是稅法所得向會計所得的靠攏。與此同時，如果稅務規定需要特殊報告形式或者估價方法時，同樣的方法也要用于財務報告中；而這種因稅收因素引起的會計信息的偏離將在財務報告中予以揭示。這種方法雖然簡單，但卻過于樂觀地估計了兩者之間的可調和性，抹煞了所得稅會計和財務會計之間的差別，它將不僅造成會計信息的失真，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家的稅收利益。　　第二種方法承認了兩種體系的單獨存在。這意味著當國家制定所得稅法規時，應能保證這些規定獨立于財務報告中對于相同項目的會計處理方法。這種“獨立”，就是說稅法規定基本不影響財務會計處理，也不受財務會計處理的影響。在這一體系下，在會計年度終了時，企業將產生稅務報告和財務報告兩套會計資料。當然，這也不排除兩者對有共同基點的問題采取共同的處理方式，但這種相同是獨立思考的結果。同時，兩者之間也不必完全隔絕，操作上，可以利用納稅調整表作為橋梁，在財政年度結束時，以企業會計報告為基礎，形成一套為表明稅收立場而調整所得的稅務報告。相對第一種方法而言，這種區別對待的方法，一方面保證了會計信息的真實性，照顧了廣大會計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保證了國家征稅的需要，避免稅法與財務會計兩種體系的矛盾。　　從區域經濟組織的角度考慮，為了既能保證各國企業間可比的財務報告體系的形成，同時又能保證各國政府的稅收利益，OECD倡導各成員國采用財務報告和稅務報告相分離的模式。    四、關于我國所得稅會計模式的思考　　我國所得稅會計模式經歷了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1993年7月1日會計制度實施之前，我國一直采用的是分行業、分部門、分所有制的會計制度。這一時期，應稅所得基本上是按照會計所得進行確認的，幾乎沒有獨立的所得稅會計。1993年7月1日，隨著《企業財務通則》。《企業會計準則》和分行業會計制度的實行，1994年1月，隨著《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的實施，企業會計與所得稅會計獨立化的傾向初步顯現，但由于所得稅有關規定尚不完整，因此，此時的所得稅會計模式基本上是一種“納稅調整”模式，即企業所得稅法律、法規和政策有規定的，按稅法的規定執行；稅法沒有規定的，按照財務會計制度的規定執行；稅法規定與財務會計制度規定不一致的，在計算繳納企業所得稅時按稅法規定對企業利潤進行調整。　　2000年，隨著新的《企業會計制度》的頒布以及《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辦法》的實行，我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所遵循的“納稅調整體系”走向了“獨立納稅體系”，明確了所得稅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的趨勢。從整體上看，這一趨勢與所得稅會計國際實踐的發展方向是一致的，它不僅滿足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廣大投資者對企業財務報表信息的要求，符合我國加入WTO后會計準則的國際協調所帶來的會計國際化的趨勢，同時也滿足了國家征稅的需要。但是，這一體系還存在一些問題：它雖然在整體上體現了分離趨勢，但是缺乏系統的設計，現有的某些項目存在“過度分離”、“所得稅會計主權”傾向等問題。一些項目過分強調所得稅稅法與會計制度自身服務對象、服務目的的特殊性，忽視了現階段我國經濟環境下的某些共性，造成了兩個體系在政策制度規定上的背離，形成了政府與納稅人利益的對立。而且，由于政府在征納關系中所處的優勢，往往造成了在政府與納稅人利益關系上政府利益優先的情況。這主要表現在《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辦法》與《企業會計制度》的差異上。從表面上看，兩個規定似乎只是對所得稅會計與企業會計不同的規范，實際上，它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利益：前者代表了政府在企業生產經營剩余的利益份額，而后者則代表了納稅人真正的生產經營成果及其利益。兩個規定的差異實際上代表了政府與納稅人的利益差異。這些差異不僅涉及面廣，而且背離程度大一一除了一小部分的時間性差異，更多的是由制度規定不同所產生的永久性差異，并且在永久性差異中，隨處可見的是前者對后者的拒認，如《企業會計制度》中核算的資產減值準備、廣告費、業務招待費。固定資產折舊、財務費用、工資等都是屬于《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以及《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辦法》不允許列支或嚴格限制列支的項目。這種限制雖然保證了國家的稅收利益，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否認了會計原則，影響了納稅人必要的經濟活動，侵犯了納稅人的利益。　　事實上，正如美國、法國、德國都選擇了不同的所得稅會計模式一樣，一國的所得稅會計模式的選擇都是在不同的政治歷史條件下，由不同的環境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除了國家利益與納稅人利益，經濟體制、會計管理體制、資本市場、法律制度環境，甚至國際會計，稅收環境都會對所得稅會計模式的選擇產生影響，都是必須考慮的因素。有鑒于此，根據我國現有的環境，我們認為，我國有必要在目前“獨立納稅體系”的基礎上對所得稅會計進行系統設計，建立“適度分離”的模式，即，首先堅持企業會計與所得稅會計分離的模式，堅持以獨立的思路分別考慮會計所得與稅法所得的核算辦法，所得稅會計和企業會計各自以其特殊的原則、目標、方法自成體系；其次企業會計與所得稅會計的差異不能完全任其自由發展，而必須有意識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以適應我國的國家宏觀調控的政策、會計管理體制，法律法制等因素的特殊需要。要達到這一目標，制度制定者應考慮會計制度與所得稅制度兩方面改革的具體情況：一是政府不能限制企業會計市場化的方向；二是要加強稅收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善，在全面考慮各種因素綜合影響下，規定所得稅會計與企業會計最適宜的差異范圍和差異程度，在保證國家稅收利益的同時，保證納稅人的基本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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