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會計監管

一、引言……………………………………………………………………………3

二、監管的定義……………………………………………………………………3

三、財務會計監管是政治程序的產物……………………………………………3

四、財務會計監管的理論…………………………………………………………4

4.1 支持監管的觀點………………………………………………………………4

4.2 反對監管的觀點………………………………………………………………5

4.3 小結……………………………………………………………………………7

五、財務會計監管的經濟和社會影響……………………………………………7

六、財務會計監管機構……………………………………………………………7

內 容 摘 要

 財務會計固有的問題相應地導致財務會計監管的誕生和完善。財務會計監管本身的產生是社會妥協的產物。支持和反對財務會計監管的各種理論觀點針鋒相對，了解這些觀點有助于透徹理解財務會計監管。借鑒國外財務監管機構的設置，為我國財務會計監管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域外借鑒經驗。

財務會計監管

一、引言

盡管財務會計實務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在多數資本市場主導的經濟體（例如美國、英國、愛爾蘭、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中，財務會計的監管大約開始于20世紀。1929年華爾街股市風暴事件發生后，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提出了早期的會計監管的措施。不管是否正確，人們認為會計固有的問題導致了許多差勁的、不合情理的投資決策，這激起了公眾對公司發布的信息受到更嚴格監管的愿望。早期缺乏監管在某種程度上是由于當時經濟體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并沒有完全分離，正因如此，大多數會計系統的設立是為所有者或管理者提供信息。20世紀，許多國家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隨之而來的是人們越來越傾向于對會計披露進行規范。 

二、監管的定義

在介紹各種監管理論以及支持和反對監管的論證前，有必要首先界定“監管”的含義。《現代漢語規范詞典》中對監管的定義是監督或監視管理�！杜＝蛴⒄Z詞典》中對監管的定義是一項“受規范的原則”或“權威的指導”。這與《麥加利辭典》中的定義很相似，即監管的定義是“權威規定的行事的程序規則；主宰的方向或規律�！蔽覀兛梢哉J為監管是用來控制或主宰行為的。在討論有關財務會計的監管時，要討論的是已經由獨立的權威機構制定出的規則，這一機構被賦予了規定如何編制財務報告的權力，同時該權威機構的行動能夠限制組織可使用的會計選擇。對遵守具體監管要求進行監督并強制執行的依據也有望被納入監管。

三、財務會計監管是各方妥協的產物

如果我們承認會計準則制定是一項政治程序，那么認為財務會計應該是客觀的、中立的、并且與政治無關的觀點（受到國際上各種概念框架項目的贊同，如IASB的財務報告編報框架）很容易受到質疑。財務會計會影響社會財富的分配，所以必然具有政治性。準則制定機構常常鼓勵各類受影響的團體對其提出的會計準則草案版本提建議。這被看做是正常應有程序的一部分。如果不考慮社會中各方的觀點，可能意味著現存的監管機構會遭到質疑。一項決策制定程序的成功依賴于公眾的信心，關鍵問題不是技術性的，而是妥協性的。面對競爭利益沖突，理性和謹慎不在于找到最后答案，而在于折中，或者說妥協。會計準則（財務會計報告本身）是綜合考慮各種社會和經濟因素的結果。因此，它們與社會（準則是在這個社會中制定的）的價值觀、行為規范以及期望聯系非常緊密。所以，值得質疑的是，是否能夠宣傳財務會計是中立的或是客觀的。盡管有人常常認為在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中提議的披露應該對決策有用，但這還遠遠不夠。建議的規定必須被社會中的各方所認可，人們認為從提議中獲得好處必須大于其可能產生的成本。明顯地，決定這些成本和受益是非常成問題的，這一領域常常要用到學術建議和學術研究。很難想象一個政策制定機構能夠憑一己之力選擇最佳的會計準則。如果忽視了會計政策的社會福利影響，監管機構存在的基礎將會消失。

盡管會計準則制定者原則上需要在特定會計規定實施前考慮其潛在的成本和收益，但在實際操作中并不簡單�？紤]任何可能的經濟后果（成本和收益）時必然包括對各種后果的權衡。

四、財務會計監管的理論

盡管財務會計在許多國家受到嚴格的監管，而且在安然公司、世通公司、澳大利亞興業保險有限公司、意大利帕瑪拉特公司等相繼發生會計失敗后，這種監管的水平普遍提高，但是仍然需要考慮支持和反對監管繼續存在的依據以及對監管水平普遍提高的論證，還要考慮用來解釋施加監管的驅動因素的各種理論。了解這些理論，就會更好地理解為什么某些會計規定成為正式的規范，而其他則沒有。

4.1支持監管的觀點

支撐會計監管的“自由市場”觀點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應該像對待其他商品一樣對待會計信息，應該自由發揮供求的力量，以形成某主體的最優信息供應量。會計信息是一種公共物品——一旦可用，人們在使用它時就不需支付成本，并可以將其傳遞給其他人。使用商品或服務而沒有支付相關的產品成本的一方被叫做“搭便車者”。由于搭便車的出現，真實的需求被輕描淡寫了，因為人們知道他們能不花錢而獲得商品或服務。那么，既然人們知道自己可能成為搭便車的人，就很少有人愿意購買商品或服務。反過來，人們認為這個進退兩難的局面讓某一商品或服務的生產者缺乏披露的動機，進而導致信息供不應求。為了緩解這種供不應求，人們認為有必要實施監管以減少市場失靈的影響。盡管自由市場（或反監管）方式的提倡者認為資本市場平均來說是有效的，這種平均的論斷忽視了個人投資者的權利，其中一些人由于依賴未受到監管的披露而損失他們的積蓄。

 監管者經常使用“公平競爭”理論來證明目前實行的規范是合理的。從財務會計的視角講，這意味著每個人應該（依據公平）獲得同樣的信息。這是禁止組織內部人員交易的法律的依據，依據是財富不會或不應該簡單地在各方間轉移，因為一方能得到信息而其他方不能。那些需要有關組織的信息的人，由于控制了組織需要的稀有資源，能夠獲得他們想要的信息。相反，僅有有限能力（有限資源）的一方通常不能保證組織信息的暢通，即使組織會影響到他們的存在。比如上市公司的散股持有者。實施較多的披露監管會增加外部股東在“公平競爭”條件下經營的自信心。如果這有助于建立或維持資本市場的信心，那么就常常認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但是，我們總會留有這樣的問題，即什么是社會上“正確的”信息水平。可以說，這一問題并沒有確定性的答案。

公共利益理論認為提供監管是對公眾要求糾正無效或不公正的市場慣例而做出的回應，引入監管是用來保護公眾的。也就是說，監管的最初實施是為了使整個社會受益，而非某一既定的利益，監管機構被看作一個中立的仲裁者，代表其所在的社會的利益，而非被監管者或監管者的私人利益。而且監管機構不會讓自身的自利影響到規則的制定過程。人們認為法律的頒布在社會利益和監管的社會成本之間起著平衡作用。將這個觀點應用到財務會計中，并承認市場經濟存在，社會需要對資本市場能有效地將資源分配至生產性資產抱有信心。監管被認為是創造這種信心的工具。監管者為了使社會福利最大化盡最大的努力來監管。結果監管是對監管成本及其社會效益（體現為改進的市場經營）的權衡。

監管者常常引用投資保護作為在財務危機后制定更嚴格的財務報告要求的理由。投資者需要收到保護免受欺詐性組織提供的誤導性信息的欺騙，由于信息不對稱，這些信息在使用時不能被察覺出是具有欺騙性的。以投資者保護作為依據有很長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紀，在大批公司破產后，英國通過的立法就以投資者保護作為依據。在美國，以投資者保護作為財務報告要求的合理依據出現在1929年股市崩盤之后，體現在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中。以投資者保護作為財務報告監管的依據，這一做法暗示較高質量的報告會在最近的危機期間減少投資者的損失，以及管理者缺少自愿提供更高質量財務信息的動機。

4.2反對監管的觀點

 會計信息與其他商品一樣，而且人們（財務報告使用者）會準備好依據他的適用范圍付款。這會導致主體提供最優的信息。因為財務信息使用者一般不會承擔產品的成本，使用者會高估信息的需求量，因此監管將導致信息的過度供給，提高了作為信息提供者的企業的成本。

 監管通常限制了可以使用的會計方法。這意味著一些組織將被禁止使用它們認為能最好地反映自己業績和狀況的會計方法。這影響了公司將其經營方面的信息告知市場的效率。通過職業團體、國際組織和政府監管者強制實施的激進會計方法不會被會計職業界普遍接受，并且可能使得風險更大的財務和會計丑聞出現。至少，日益增多的會計規定給使用者一種安全的現象，并且防止審計師和會計人員使用他們的判斷來確保賬戶能合理說明公司的財務狀況。賬戶的使用者應該理解這些新規定附有“健康警告”，在解釋賬戶時要多加謹慎。增加的會計監管使責任不再由使用者承擔，這使其產生了一種安全的錯覺。它同時也阻礙了新的以及更好的會計實務的發展，以應對不斷變化的世界。會計監管規模的增加，對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成本，卻沒有任何相應的收益。有時候監管者強加的準則是錯誤的，甚至是相當危險的。

根據“使企業受益的也將使社會受益”這一觀點不少企業反對財務會計監管，據此企業可以自愿決定其社會責任及有關說明，企業的觀點是市場最終會懲罰有不良社會和環境記錄的組織（即商業組織認為如果市場中的參與者希望某家企業在社會和環境活動中能有出色的表現，但隨后該組織的表現沒有于期望中的一致，那么市場的參與者就會懲罰該組織。

監管的經濟利益集團理論，有時候被稱為監管的私人利益理論，嘉定集團會被塑造成保護某一經濟利益的團體。不同團體的利益和目標互不相容或相互排斥，甚至互相沖突，每個集團會游說政府或其他監管者指定能使其獲得經濟利益的法律，往往以犧牲他人為代價。舉一個例子，顧客可能游說政府要求價格保護，而生產者可能游說政府實施關稅保護。這一理論沒有采用公共利益的概念，恰恰相反，該理論認為是私人利益在主導立法程序。關于財務會計，某一行業集團可能游說監管者（會計準則制定者）采用或拒絕某一會計準則。

 接受俘獲理論的學者通常認為，盡管引入監管的目的是保護公共利益，但這一值得稱贊的目標最終不會實現，因為在引入監管的過程中，受監管的組織最終會控制監管者。受監管的行業會試圖控制監管機構，因為他們知道監管者的決定會對行業產生潛在的重大影響。受監管的各方或各行業會試圖控制（俘獲）監管者，旨在確保監管者被俘獲后發布的監管措施對該行業有利。在許多情況下，盡管可以從保護公共利益的角度解釋監管的實施，人們仍然認為對于一個監管者來說，很難做到與被監管者或行業保持獨立，經過一段時期后幸存的監管機構通常都是依靠滿足被監管者或集體的期望。此外，相對于監管者而言，行業握有的總資源越多，監管者最終不能維持獨立性的可能性就越大。

4.3小結

 以上，我們只簡要回顧了支持和反對財務會計監管的各種觀點，這些觀點對于許多活動和行業來說是在不斷發展的，許多既得利益者提出了許多不同并常常沖突的支持或反對監管的觀點。對于財務會計的監管及如何設置機構進行監管等，需要綜合考慮經濟和社會后果等進行權衡。

五、財務會計監管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在審視各種解決私人利益對會計監管程序的影響的理論中，有必要確定會計監管是否能而且確實對賬戶使用者或編制者的利益有社會或經濟影響。盡管許多人可能認為會計監管只對如何在財務報告中反映基本的經濟交易和事項這一問題產生影響，而對這一根本的經濟現實的本質和形式沒有任何影響，但是仍存在著大量證據證明會計監管對許多組織和個人有著真實的社會和經濟后果。實際上，一些人甚至可能認為所有的會計監管都將影響管理決策，因為管理者為了使其報告的會計數字達到最優，會試圖管理公司業務，管理決策的改變會對那些受決策影響的公司產生社會或經濟影響。

六、財務會計監管機構

如果我們要接受會計監管，則要進一步考慮誰應該對監管負責——它應該在私人部門的掌控下（例如會計職業界），還是應該受控于公共部門（政府）？私人部門的監管者是按照公眾的利益實施監管，還是設法施行偏袒他們自己支持者的規則？顯然，這一問題的答案取決于我們特定的世界觀，這種特定的世界觀反過來會影響自己更傾向于哪種監管理論。由私人部門制定會計準則的支持者認為，會計職業界最有能力制定會計準則，因為他們有著最出色的會計知識，并且由他們制定的規則和規范被商界接受的可能性更大。由公共部門制定會計準則的擁護者聲稱，政府有著更強大的強制力量，一次政府制定的規則更有可能被遵守。政府也會較少回應商界施加的壓力，并且更能從整體公共利益考慮。在一些國家，會計監管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兩個機構的共同掌控下。舉幾個例子，在歐盟，會計監管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私人部門）制定，但是在生效前須得到會計監管委員會（公共部門）的支持；在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私人部門）和證券交易委員會（公共部門）都發布會計準則。

我國現階段的企業財務會計監管部門主要有財政部、稅務局、證監會、審計署等多個部門。這些個政府部門都有對企業財務會計監管的責任，然而往往由于缺乏統一性，這也使得目前我國企業的財務會計監管工作錯綜復雜，矛盾叢生，既造成了政府資源的重復浪費，也不斷引起信息混淆。這些政府監管部門都有各自的側重點，但在對企業財務會計監管過程中并沒有統一的安排與分工，而是各自為政，職責多有重復，甚至在對企業的財務會計監管問題上相互沖突乃至責任的相互推委，從而嚴重影響了政府對企業財務會計監管的權威性。

因此，只有充分運用社會審計監督等外部財務會計監督，以獨立的第三者身份，對委托單位的財務會計工作進行客觀、公正、全面的審計監督。才能充分的加強企業外部財務會計監督力度，切實有效解決對財務會計信息失真等問題。就目前而言，我國應強化《中國注冊會計師法》的全面貫徹執行，努力提高社會中介機構的監督管理水平，使會計師事務所作為中介機構起到專業性的社會公證和監督作用。當然，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這兩只手，在對企業財務會計的監管中，一定要做到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原則。只有這樣，我國財務會計監管體制必將迎來一個明媚的春天。

參 考 文 獻

1.高菲菲，《淺談我國財務監管體制的現狀與分析》，載《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下旬刊）2009年05期。

2.葉萍，《淺析如何加強財務會計監管提高會計信息質量》，載《中國外資》2013年18期。

3.閆心坤，《關于財務會計監督與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思考》，載《經營管理者》2009年14期。

4.張燎，《關于政府對企業財務會計監管的思考》，載《社科與經濟信息》2002年10期。

5.（澳）克雷格•迪根著，方紅星、金韻韻、張韻譯，《財務會計理論》（第三版），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0年。

6.葛家樹、林志軍著，《現代西方財務會計理論》，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

7.宋艷主編，《財務會計》，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