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稅收對收入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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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的性質決定其理應成為調節收入分配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然而，稅收調節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為避免出現稅收調節“萬能論”與“無用論”的認識偏差，本文從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著力點入手，闡釋了稅收在國民收入分配各環節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空間，并進一步論述稅收在調節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局限性，旨在為稅制改革提供決策參考。

淺析稅收對收入的調節作用

理論上，稅收具有籌集財政收入的基本職能以及資源配置、宏觀調控、調節收入分配三種派生職能。其中，財政收入職能是國家對稅收的最基本要求；稅收的派生職能是其作為一種分配手段，所具有的能夠反作用于社會經濟活動，影響并調整各利益主體的經濟利益與行為，進而影響并調整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職責和功能。作為稅收重要職能之一，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內在于稅收分配的過程之中，且在國民收入分配各環節由于其調整利益主體不同而體現出不同的作用與目標定位。然而，稅收不是萬能的，其具有內在的局限性。因此，在我國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且不斷加大的現實情況下，增強稅收的調節收入分配職能已成為稅制改革的現實選擇。如此，有必要正確認識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空間與局限性，避免出現稅收調節“萬能論”和“無用論”的認識偏差。

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著力點

稅收對收入分配進行調節的稅基主要為所得、消費和財產，也就是說，稅收調節收入分配應對個人收入來源與支出同時考慮。因此，分析收入來源與支出的環節，明確稅收調節著力點，對于分析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空間與局限性是至關重要的。

收入來源主要包括要素收入、利息收入、財產性收入等；收入支出主要分為當期消費和未來消費。因此，在收入取得環節，可以課征綜合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稅；在收入支出環節，課征消費稅；收支相抵后的余額會形成財產，由于財產會給個人帶來財產性收入，是貧富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可以課征財產稅。

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空間

稅收通過合理選擇稅種并進行累進的稅制設計，分別以居民收入的取得、使用、積累、繼承與贈予等環節作為著力點對收入分配的整體格局進行調節。從國民經濟運行各個環節來看，稅收調節可以滲透到三次分配的各個環節，使其成為對收入分配調節范圍最廣、滲透能力最強、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

在初次分配環節通過貨物與勞務稅調節個人消費支出

在初次分配環節，主要是通過貨物與勞務稅對個人消費支出進行征稅，以實現調節目的。具體而言，可以通過保持增值稅的中性，并通過消費稅對高檔消費品、奢侈品或消費行為等有選擇地征稅，以達到調節貧富差距的目的。然而，這種調節作用是以一定的理論假設為前提的：一是增值稅保持絕對中性，即全國范圍內單一稅率，普遍開征；二是消費稅的稅負完全由消費者承擔。顯然，這種理論假設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完全成立，因此，消費稅不可能成為調節收入分配的主體稅種，只能起到輔助調節的作用。

（二）在再分配環節通過所得稅和財產稅調節個人收入

理論上，明確的稅負歸宿是選擇調節收入分配有效稅種的首要前提，累進的稅制設計是制度保障。因此，稅收的再分配職能主要在二次分配環節實現。在二次分配過程中，稅收主要通過直接稅對居民個人的收入、所得或財產進行征稅，依據量能負擔和受益原則，實現社會公平。同時，由于直接稅會增加稅制的累進性，稅收能成為經濟運行的自動穩定器。在再分配過程中，稅收對收入分配進行調節包括個人收入的流量和存量雙重調節。

通過個人所得稅實現居民個人收入流量調節。個人所得稅是對個人所得直接征

稅。在實行累進個人所得稅的情況下，稅率隨著個人收入的增加而升高，這使得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在征稅后縮小，從而實現稅收對居民收入的流量調節。

2.通過對個人直接征收的財產稅、遺產與贈予稅，實現居民收入存量調節。財產是個人收入的重要來源。前述稅種通過對個人財產在保有、繼承和贈予環節課稅，實現對收入存量的有效調節。

 3.社會保障稅。一般情況下，社會保障稅采用比例稅率，且稅基主要是勞動所得，不包括非勞動所得，其稅負主要由勞動者負擔。因此，該稅本身并未對公平收入分配起到多大的作用。但它是ZF實行社會保障制度的主要財力保障，決定社會保障的規模與質量，對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有著間接的重要促進作用。從國際經驗來看，社會保障稅（繳款）已成為世界各國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

（三）在第三次分配環節通過稅收手段引導與激勵慈善事業的發展

第三次分配是通過社會高收入者自覺、自愿的社會無償捐贈，進行救助災害、救濟貧困、扶助殘疾人、資助科教文衛事業、保護環境、建設社會公共設施等慈善事業以回報社會，實現更深層次和更大范圍的收入分配調整，是社會自身通過稅收手段調節收入分配差距能力的體現。在很多西方國家，除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外，慈善公益事業也較為發達，如美國2008年全國的慈善捐贈總額達3076.5億美元，占GDP的2.2％。從美國的捐贈構成看，來自個人的捐贈占75％，來自于遺產的捐贈占7％，兩項合計達82％。僅僅是個人遺贈（226.6億美元）就超過所有美國企業捐贈總額（145億美元）。多年的統計分析顯示，美國70％以上的家庭都對慈善事業有某種程度的捐贈，平均每年每個家庭捐款占家庭收入的2％左右。① 這種分配表現在通過多種途徑和多種方式的捐助活動，使很多富人的財產被直接或間接地轉移到窮人手中，在客觀上起到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實現高收入者的收入向低人者轉移。因此，第三次分配是對財政轉移支付的有效補充，對于縮小貧富差距具有正效應。第三次分配在一般情況下是公眾自覺行動，但可以通過稅收制度予以激勵與引導。例如，發達國家普遍對社會捐贈給予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的減免稅優惠，同時通過高稅負的遺產與贈予稅引導高收入的合理流向，在一定程度上緩和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

（四）稅收為財政轉移支付提供穩定的資金來源

轉移支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但是由于轉移支付是一種無償的支出，因此，充裕的資金是轉移支付政策有效實施的前提。從收入渠道來看，ZF收入主要包括稅收、公債、收費和公產收入等。其中，唯有稅收能夠為財政轉移支付提供穩定的資金來源。因為ZF收費是ZF機關和事業單位向企業或居民個人提供服務、產品或批準使用國有資源而向受益者收取的費用，具有對應有償性；公產收入作為國家的產權收入也是有償的，而且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國有企業越來越定位于非營利性、非競爭性領域，因此，公產收入的總體規模會越來越小；公債本質上是一種延期的稅收，且其規模過大易使國家面臨財政危機。因此，盡管收費、公債和公產收入等非稅收入可以為ZF籌集一定的財政收入，但由于有償性或規模的有限性，其不可能為轉移支付提供穩定的財源。唯有稅收是憑借國家政治權力進行征收的，普遍適用于社會所有成員，獲得經濟資源也不需要直接償還給單個社會成員。因此，稅收本身的性質決定其既可以在征收過程中通過累進稅設計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又可以為轉移支付提供穩定的資金來源，進而間接地促進低收入者增收機制的建立。

三、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局限性

（一）對經濟組織課稅時收入分配調節的作用方向具有不確定性

稅收所涉及的納稅主體包括經濟組織和個人。由于經濟組織不具有獨立負稅能力，其所納稅款最終必然會以各種方式轉嫁給居民個人負擔，實際上是一種對居民個人的間接征稅。因此，無論是對經濟組織課稅還是對居民個人課稅，一切稅收最終皆來自于居民個人。理論上，在初次分配環節，盡管企業所得稅、增值稅與消費稅相結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過調節消費對收入分配產生影響，但是，由于企業所得稅、增值稅與消費稅在稅負轉嫁過程中，稅收最終歸宿的確定非常復雜，無法準確判定負稅人的負擔比例，進而不能充分體現社會收入分配中的量能負擔原則，導致收入分配調節作用方向的不確定性。

（二）稅收只是ZF調節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之一

從世界各國實踐看，稅收均是ZF調節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因為ZF既可以通過累進稅設計對高收入者課以高稅、對低收入者課以輕稅或不課稅實現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又可以為財政轉移支付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進而建立低收入者增收機制，改善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狀況。同時，累進稅制設計還可以成為經濟運行的自動穩定器。然而，收入分配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稅收只是ZF解決或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的調節工具之一，而并非消除收入分配差距的“靈丹妙藥”。正因為如此，收入分配格局的社會合意性需要稅收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及其他經濟手段的協調與配合。

（三）稅收調節是一種事后調節，具有政策時滯

稅收作為國家宏觀調控體系中的一種重要手段，對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的總量平衡與結構優化目標都有一定的作用。但稅收不論在總量調節還是在結構調節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時滯，包括認識時滯、執行時滯和反應時滯。認識時滯是指從經濟問題出現到ZF認為應制定稅收政策為止的時間差。認識時滯的存在是因為客觀經濟問題的出現，ZF需要有一個逐漸認識、了解的過程，經濟學家和ZF官員都需要對相關問題進行分析，需要收集、整理和分析資料并得出結論，這些都需要一定的時間。認識時滯的長短取決于決策者的認識水平和判斷能力，以及是否擁有一個準確高效的社會經濟信息反饋機制。執行時滯是指ZF決定制定稅收政策到實施稅收政策之間的時間差。ZF在決定制定稅收政策之后，到實施稅收政策之間需要一個研究方案、選擇方案、試點的過程，這都需要時間。反應時滯是指從實施稅收政策到稅收政策產生效果之間的時間差。稅收政策在付諸實施后不會立即產生效果，政策措施的性質和強度的差異不同，其起作用時間也不同，效應出現有早有晚。

（四）稅收調節易導致效率損失

一般而言，稅收的基本職能是籌集財政收入，稅收對收入分配進行調節也是以取得既定的稅收收入為前提。因此，稅收在減少納稅人既得利益的同時，勢必對納稅人的行為選擇產生一定的影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會使其行為發生扭曲。稅收效應理論表明：ZF征稅會影響納稅人對消費、儲蓄、投資以及勞動等行為的選擇，從而會影響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稅收調節就是運用ZF征稅產生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達到ZF所希望的效果。稅收調節的實施是通過稅收負擔水平的界定和調整來進行的，具體表現為ZF的稅收總量調節和稅收結構調節。其中，總量調節主要解決宏觀經濟增長與穩定問題；結構調節通過調整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分配關系，主要解決社會經濟運行中有關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結構問題。總量政策在具體的應用上主要體現為增稅與減稅的選擇，影響整個納稅人的行為選擇，對經濟運行起到緊縮與擴張的作用；結構政策在具體應用上主要體現為對不同納稅人的區別對待，這種區別對待可以是針對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產品或不同行為等等。稅收的區別對待，是對不同納稅人確定不同的稅負，使稅收對納稅人產生扭曲效應。因此，稅收調節收入分配所導致的效率損失是客觀存在的，在進行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時，應該盡可能使其效率損失最小。

參 考 文 獻    [1]龐鳳喜等《稅收原理與中國稅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年版。

[2]哈維·羅森《財政學（第七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安體富、任強《稅收在收入分配中的功能與機制研究》，《稅務研究》2007年第10 期。

 [4]蔣曉蕙、張京萍《論稅收制度對收入分配調節的效應》，《稅務研究》2006年第9期。

[5]賈康《論居民收入分配中ZF維護公正、兼顧均平的分類調節》，《涉外稅務》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