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補金融制度性缺陷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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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過27年來金融改革與開放，取得的成績舉世矚目，金融運行中所暴露的制度性缺陷也十分明顯，金融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金融監管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金融監管的成本越來越高，金融監管的效率亟待提高。金融安全是整個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確保金融業平穩運行進而提高運行效率，彌補金融制度固有的缺陷，是新時期構建我國和諧社會的現實要求。
新時期我國金融運行的制度性缺陷和結構性矛盾
金融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時常脫節的矛盾
我國經過27年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取得了GDP年均增長9%以上的驕人業績，全社會金融資產總量由4千億元人民幣增至40萬億元人民幣，民營經濟總量超過了國有經濟總量，民營經濟的發展大大快于國有經濟的發展。一個反差的現象就是，金融的發展時常落后于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從國有銀行和資本市場獲取資金的渠道和方式依然狹窄。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不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共享“國民待遇”，違規甚至違法籌措資金成為它們維持生存發展的現實選擇。市場經濟中的不同主體在起點上不公平，在終點上就難以確保公正。進一步研究還發現，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非銀行金融機構，非銀行金融機構更多的是通過違規違法融資方式向國有銀行融通資金，國有銀行在市場利益取向下違規操作和不良資產的形成就再所難免，央行再貸款的增加形成了倒逼機制。這充分說明我國金融體制與經濟體制之間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金融改革和發展還遠遠不能滿足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的要求。
目前中國經濟進一步呈現兩極性特征。在國際比較上，尤其是從外貿的出口、巨額的外匯儲備上看，似乎我國已經具備了十分強大的金融實力。但從對現行金融制度分析上看，近15萬億居民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機制仍未有效形成，銀行系統壞賬仍然有待消化，這種雙面經濟換言之就是“宏觀經濟樂觀、微觀金融悲觀，宏觀金融有成績、微觀機構有困難”，總體經濟增長下的金融制度有待創新。
金融效率與金融資源配置權力化的矛盾
宏觀經濟的要旨在于公平與效率，微觀經濟的精髓在于選擇。在我國金融資源的配置上，無論是機構的市場準入、人才使用，還是貸款發放、業務創新，長期以來固有的以行政權力為中心的低效配置方式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唯上”、“唯權”風氣日盛，微觀金融經營主體民族金融創新意識淡薄，創新能力較弱，金融服務質量較差，金融服務中的“霸王條款”太多。要么忽視效率，領導決策下的“政績工程”造成國內金融系統引擎不能正常運轉；要么過分強調效益，增加吸存任務。商業銀行實行統一法人、健全授信制度以后，貸款權上收，個別金融業高管以政治關系代替市場關系，以上下級關系代替平等關系，進而破壞市場中固有的契約關系，權力缺乏有效的市場約束。金融高管的選拔往往是以組織任命代替市場選擇，權力大于規則，金融腐敗屢禁不止。
金融法制建設滯后于金融業發展的矛盾
法制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基石。每一個金融機構的破產倒閉，每一筆金融業不良資產的形成，從一定意義上說，都與融資方式創新的扭曲密切相關。從對問題金融機構融資方式操作分析來看，每一種融資方式的背后都是無數“錢蟲兒”和“金融腐敗分子”暴富發家的歷史。許多金融業貪官以各種方式和手段塵封歷史，通過洗錢漂白污點，不斷轉換身份；“地下錢莊”、“非法私募”、“高息攬存”仍在繼續，金融監管當局對四大融資方式的規范和對相關金融機構的整頓，付出了沉重的高昂代價。
這里不單純是一個化解機構風險的問題，10萬元以內動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有限的預算資金也好，對個人投資者的全額賠付和對機構投資者打折賠付也好，對整個社會而言，它都同時相應地加大了司法成本、金融監管成本、地方經濟發展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惡性循環。因此，金融業的健康發展迫切需要強化金融法制建設。
金融改革與金融開放的矛盾
金融改革與金融開放二者是辨證統一的關系。金融改革是金融開放的前提，金融改革具有絕對真理的含義，金融開放為金融改革服務，它具有相對真理的含義。健全國有金融資本財政，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適時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這是金融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現在問題的關鍵是，對外開放度如何掌握，如何與狼共舞，對外開放的突破口和重點如何選擇，是不是全部國有金融都對外開放？目前全社會有關“國有銀行賤賣”的爭論，其本質是如何健全和完善國有銀行改革的民主決策機制，給民眾充分的參與金融改革的話語權，官民不能對立，更多的民眾理解和支持才能促進金融業的改革開放。
金融理論研究與金融運行現實脫節的矛盾
20年前改革伊始，中國金融現代化建設就面臨著理論和人才準備不足的難題。目前媒體沸沸揚揚的“中國合格經濟學家的標準”之爭，也反映了金融理論研究與金融運行現實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偏差。任何經濟學家都不能改變社會，他只能是運用專業知識解讀社會中相關的經濟現象。一般而言，在金融運行現實的基礎上才能產生金融理論，任何金融理論都要包含一定的經濟思想及相應的政策主張，在此基礎上才能誕生出真正的金融學家。智慧比知識更重要。金融智慧有多種表現形式，如口頭上的教學語言、實際工作中的文字報告和金融政策的制定等。這就要求金融理論研究必須超前，金融實證研究中的政策建議要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只對政策文件進行解讀式的研究，肯定會脫離金融運行現實。
金融人才過剩與金融人才壓抑的矛盾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現代經濟亦稱之為貨幣經濟、信用經濟、金融經濟等。人才比資金更重要，金融業競爭本質上就是金融人才的競爭。目前全國金融業大約有250萬就業人員，85%以上具有大中專以上學歷。全國有幾百所高等院校開設金融專業。然而，殘酷的現實是，金融人才不僅總量過剩，就業極其困難，而且人才結構性矛盾突出，懂金融的不懂計算機，懂計算機的不懂金融，許多基層經營機構負責人不熟悉經濟金融法規，大要案頻發，操作性風險加劇。隨著金融業改革的不斷深化，傳統“大鍋飯”體制下金融業充分就業的時代即將成為歷史。如何挖掘現有金融人才的潛力，如何為金融現代化建設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持，這是新時期我國金融業改革與發展面臨的又一重大挑戰。
加強金融法制建設，適時出臺各種相關金融法規
就四大融資方式所引發的司法實踐案例來看，新的《刑法修正案》似乎還有補充的必要，比如加大打擊“錢蟲兒”的力度；《信用機會公平法》、《金融機構重組法》、《金融機構破產法》、《存款保險條例》等也應抓緊制定和出臺。
健全金融改革與發展的民主決策程序
我國金融運行中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和結構性矛盾，最終的歸結點都與國家的民主決策程序息息相關，包括融資方式在內，諸多重大金融改革措施的出臺，如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股權分置改革、動用國家外匯儲備對國有商業銀行注資、發行特種國債充實銀行資本等，其決策程序如何完善，如何取信于民并告之于社會，讓百姓了解真相，民主決策程序的完善即程序正義，顯得比任何歷史時期都更加重要。
重新構建微觀金融主體的盈利模式
金融創新引發的各種矛盾點本質上是微觀經濟主體一味追逐利潤進而拓展生存空間所致。它說明我國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銀行業與信托業、證券業、保險業之間的資金聯系被人為地割裂，分業管理體制下的混業經營還沒有十分明確，比如金融控股公司就成為了金融監管的盲點，金融制度設計上存在致命的結構性矛盾。傳統意義上金融業以獲取存貸利差作為主要收入的盈利模式喪失了存在的客觀基礎。隨著外資金融機構的大量涌入，通過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的競爭，依靠中間業務收入的盈利模式將成為我國金融業的必然選擇。
進一步規范和約束金融機構從業人員行為
改變金融資源配置的行政化取向，限制和弱化金融業高管的權力，防范“道德風險”，樹立現代金融服務“以人為本”的全新理念，推廣人性化、個性化的創新金融服務方式，這是提高整個金融業運行效率的前提。基層商業銀行容易產生腐敗，操作風險難以控制，基層微觀經營主體經營效益的考核有待細化，基層行長強制休假和崗位輪換制度勢在必行。
增強民族金融創新能力，進一步繁榮金融理論研究
目前最為時尚的口號是“創新力”，換句話說就是“大智慧”。那么，民族金融創新的源泉在哪里？答案是智慧在人的頭腦中。無知比貧窮更可怕，行動比智慧還重要。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的決策就是一種智慧，各種融資方式的出臺也是一種智慧。真正把國有銀行辦好，把更多的精力和智慧用在提高全民族金融創新能力上，這是歷史和人民對我國金融業的殷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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