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博爾赫斯小說的敘事特色(二)

在博爾赫的另一篇偵探小說《叛徒與英雄的主題》中，這種現象表現的更加明顯。英雄基爾伯特的死亡疑點重重。在瑞安點差指初基爾伯特里克是受害者，策劃殺害他的人《也就是基爾伯特里克的得力助手諾蘭》代表的是邪惡；但是隨著點差的逐步深入，卻發現基爾伯特里克的真正身份是組織中的叛徒。他又萬人景仰的英雄轉變成了遭人垂棄的叛徒，而諾蘭由謀殺犯變成了為維護密謀者的精神信仰而忍辱負重策劃處決的英雄。一個人物身上幾乎同時代表這正義與邪惡這兩個戴然相反的角色，博爾赫通過這種同一人物身上不同身份與角色的轉換達到了‘’正義‘’與‘’邪惡‘’二元對立的結構。無形之中，正是善于惡對立的結構推動了情節的向前發展。

善與惡在博爾赫的偵探小說中不再界限分明。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善就是惡，惡就是善。博爾赫斯的偵探小說遮蓋了傳統偵探小說以善惡對立推動敘事情節發展的手法，而是以正義與邪惡界限的模糊對敘事的發展起積極的作用。    三、敘事中的哲學化傾向     博爾赫斯的偵探小說不同于傳統偵探小說最明顯的地方，是在他的小說中融入了自我哲學的思考，偵探小說這種敘事體裁不再是他所要表達的重點，而僅僅是一種寄存他思想觀點的容器。博爾赫斯正是借助于偵探小說這種容器來表達他的哲學訴求。在他的《曲徑分岔的花園》和《死亡與指南針》中，他通過偵探小說的敘事模式將自己對時間、對生存的思考鑲嵌到敘事情節中。這就使他的偵探小說表現出一種具有哲學化傾向的特點。  

   博爾赫斯身體羸弱，雙眼高度近視，從小與書本為伴，單調而缺乏變化的生活讓他對時間有獨特的認識。小說《曲徑分岔的花園》的枝干部分原本只是一個老套的間諜故事，但是他的故事情節略顯凌亂而且部分細節前后矛盾，這些都是為了迎合作者本人對時間的思考。在博爾赫斯眼中，“時間軌跡是無數環形弧線交錯纏繞而形成，從一點出發，面對任何一種時間行進的可能性，最終回到終點。從起點到終點間的糾纏之復雜如同一張網，無所不在地籠罩所有命運。沒有人可以從這個無邊無際的圓中逃脫。所有的可能性最終宿命般地構成了一個終極的時間之圈。”[3]   

  博爾赫斯對生存實質的認識是有悲觀主義傾向的。在他看來，世界是永無休止的重復和循環過程，是一團混亂，充滿無窮無盡的可能性，人生活在混亂之中，總想建立一個秩序，然而由于“未來不可避免而精確”[4]， 唐山私人調查，所以最終還是歸于虛無，人類的任何選擇和行動都不能改變他的最終命運，每一次選擇和行動都是往死亡的邁進，所以他認為人生是沒有出路的。在《死亡與指南針》中，倫羅特憑借自己高超的斷案經驗，在撲朔迷離的復雜案情中，推測出了第四次謀殺的存在性，并且推測到第四次謀殺的地點，所有的情節發展都是向著有利于他的方向發展的。似乎結果馬上就要出現，卻沒想到倫羅特本人已經從一開始便跌入了別人的陷阱。他在別人的設計中進行著自己合理的推理和偵查，他的每一步都已經在別人的意料之中，自己取得每一步進展都預示著自己向陷阱、死亡邁進了一步。當案情真相大白之時，也是他死亡之日。這種合乎常理的情節發展在博爾赫斯的筆下帶上了宿命、悲劇的色彩，讓合乎理性的思維最終滅亡。這也正是他悲觀主義、不可知論的表現。他信仰著“知曉的罪惡”[5]，認為任何事物一旦被理解也便意味著死亡和罪惡。倫羅特的死亡也正是他對“謎底”的執著，強烈的知曉欲讓他走向了死亡。也許“謎底”被他揭示了，但是也只是他一方的謎底，而倫羅特就是被他的謎底所殺，真正的謎底永遠都無法揭示。《曲徑分岔的花園》中艾伯特以一個英國人的身份，解釋了中國古人留下的一部奇書以及迷宮的謎底，他對中國古人的思想的理解可謂深刻，但最后要面對的卻恰恰是這部書作者后代的槍殺。這種看似偶然的事件，實則包含了博爾赫斯對“死亡”的理解，艾伯特雖然了解了“謎底”，但是他所付出的代價卻是自己的生命，而結束他生命的人恰恰是與這部書作者有密切關系的人。冥冥之中，似乎書的作者就不愿意讓人知道“謎底”，艾伯特正式觸碰了這種禁忌，命運才給他死亡的懲罰。

    博爾赫斯作為一個不可知論者，一個悲觀主義者，對“謎底”的敬畏是非常強烈的。他將“謎底”與“死亡”放在一起來思考，“知曉的罪惡”正是他死亡哲學的關鍵所在。小說通過情節、敘事上的偶然性與巧合性揭示了實際所存在的“必然性”。對時間的理解和對死亡的認識貫穿在他的偵探小說之中，使他的偵探小說呈現出哲學化的敘事傾向，也正是基于這一點，才有魅力讓人去研究、品味他的偵探小說，讓他的偵探小說超越了故事情節的局限而上升到哲學層面，更具文學價值。   

  博爾赫斯的偵探小說無論是在文本的敘事特色上，還是在文本所表現的深層內涵上都具有他個性化的風格，他的偵探小說與其說是探案小說，還不如說是以偵探小說的框架來敘述自己的思想的工具。作為后現代主義作家的代表，博爾赫斯的偵探小說也帶有明顯的后現代主義作品的特點，即對傳統偵探小說的顛覆與反叛。他的偵探小說沒有受傳統偵探小說的限制，而是呈現出不確定的結局和對邏輯的悖反。博爾赫斯對正義和邪惡的辨別模糊化解構了讀者對善惡的辨別能力，讓讀者無法斷定孰善孰惡，而這種觀念正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所面臨的憂慮。對時間及死亡的探索讓他的偵探小說以一種哲理化的形態顯現出來，是出之于理性的情節之上的理性思辨。在對時間及死亡的探討中，博爾赫斯對生命的存在有很深層次的理解，正是因為他的這種時間及死亡的觀念，才使他的小說在文本上呈現出與傳統偵探小說不同的特點，才會吸引讀者和學者不斷地思考，這也是博爾赫斯小說研究蓬勃發展的奧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