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復活》的批判力量和局限(二)

三、對俄國資產階級的批判和對農民悲慘生活的同情

貴族地主、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腐朽寄生生活是建立在廣大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基礎之上的。托爾斯泰在《復活》中，一方面揭露貴族地主、資產階級的荒淫無恥的生活，一方面又以沉痛的情調表達了他對勞動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所過的悲慘痛苦生活的同情。在《復活》中他通過對聶赫留道夫處理田產時與農民接觸、耳聞目睹到的農民所過悲慘痛苦生活的描繪，痛斥了貴族地主與資產階級對農民和其它勞動群眾的殘酷專制壓迫。聶赫留道夫問一個農民孩子：“那個寡婦的丈夫上哪去了？”孩子回答說：“在監獄里喂跳蚤呢！去年夏天他在主人的森林里砍了兩棵小白樺樹，人家就把他關起來了。現在已經關了六個月，老婆只好討飯，家里還有三個孩子和一個可憐的老太婆。” 聶赫留道夫在彼得堡與一個馬車夫談話，車夫他說：“現在有許多人到城里來……多得多啊！現在到處滿是人，可怕呵！東家們丟工人好像丟木屑一樣。在鄉下沒有事情可干，沒有土地呵！”車夫對聶赫留道夫所談的話，真實地反映了由封建農奴制急速轉向資本主義時期的俄國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地主對農民的共同壓榨情況。由此也就可以看出，托爾斯泰的批判鋒芒，在《復活》中是同時指向了正在興起的俄國資產階級的。由車夫對聶赫留道夫所談的話我們可以看出，稱托爾斯泰已經為農民大量失去土地這一問題而憂慮了。不僅如此，他又借聶赫留道夫之口提出了自己對于土地制度改革的計劃。聶赫留道夫在自己的田莊上耳聞目睹了農民的悲慘生活之后，“認為最重要的東西乃是拒絕土地的私有權。”并決定把自己的田地分給農民，因為他認識到了“領有土地，在我們這個時候，正和領有農奴在五十年前是同樣的罪惡。”托爾斯泰借聶赫留道夫之口提出了貴族地主自動放棄土地、分配土地給農民的主張，無疑是由于他信奉道德上的神父主義而產生的改良主義所使然。然而這種改良主義，在沙皇專制下的俄國真可謂是癡人說夢，是無法實現的空想。正因如此，所以列寧恰如其分地說“托爾斯泰是一個因為迷信基督而變得傻頭傻腦的地主。”（《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

四、托爾斯泰主義的局限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托爾斯泰在《復活》中對貴族地主、資產階級以及維護他們統治的政府、法庭、教會等一系列國家機器作了深刻而尖銳的揭露和批判，對農民和工人所過的悲慘痛苦生活表達了深切的關懷和同情，并且批判了貴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不合理現象，提出了分配土地給農民的主張。所有這些均說明“作為俄國千百萬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到來時所具有的思想與情緒的表現者托爾斯泰是偉大的。”（列寧《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盡管托爾斯泰“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不僅創作了俄國生活的無比圖畫，而且創作了世界文學的第一等作品，”盡管他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撕毀一切所有的假面具”，“對社會的欺詐和虛偽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和真誠的抗議，”然而他又“是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癡呆地鼓吹不用暴力去抗惡”，“鼓吹世界上一種最卑鄙齷齪的東西之一，即宗教。企圖用信奉道德的神父來代替官方的神父”。 （引文同上）列寧的這些話確切地說明了托爾斯泰的思想及其作品的局限性即是道德上的神父主義。此種道德上的神父主義體現在《復活》中的聶赫留道夫身上就是他的“良心懺悔”和“道德自我完善。”由于他的始亂終棄，使無辜的馬絲洛娃走向“墮落”乃至“犯罪”之路。在馬絲洛娃受審被判苦役之后，聶赫留道夫的良心卻忽然發現了。他于是求救于上帝“主啊！幫助我，教導我，來到我心中，使我快樂，失去我地一切污穢吧！”……托爾斯泰在此盡情描寫聶赫留道夫的“心靈懺悔”和“道德自我完善”。內心中的上帝實際上就是宣揚他的“勿以暴力抗惡”的道德上的神父主義，從而借此說明只要人的心中有了上帝，則人的一切惡即可消除，對于惡人（貴族地主、資產階級），勞動人民對他們不必采取“以惡抗惡”的暴力手段，只要貴族地主、資產階級心靈中有了上帝，他們即會改惡從善。不難看出，托爾斯泰的這種道德上的神父主義，如果被廣大勞動人民所接受，則廣大勞動人民只有俯首帖耳，任憑貴族地主和資產階級長期奴役了。正因如此，所以列寧又說：“在我們今天（即俄國進入了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時期），任何人如果所把托爾斯泰的學說理想化，想辯護或沖淡他的‘不抵抗主義’，他的向‘神’的呼吁，他的‘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他的‘良心論’和普遍的愛的教義，他的禁欲主義和無為主義的說教，這些企圖都會發生最直接和最深刻的害處。”（列寧《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

【參考文獻】

1、[俄] 列夫·托爾斯泰，《復活》，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2、袁偉信，《.新編外國文學史》，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3、張從益，《文學巨匠托爾斯泰》，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