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演義》中曹操的文學形象(二)

一、歷史人物性格的豐富性

《三國演義》中曹操形象不是作者杜撰的而是以歷史人物為原型的。《三國志·武帝紀》就記述了曹操的輝煌的一面，但也反映了曹操奸偽殘忍的一面。“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不害）、商（鞅）之法術，該韓（信）、白（起）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另外，《三國志·魏荀彧傳》也寫道：“曹操于漢獻帝興平元年（公元194年）攻伐徐州城時，荀彧曾勸諫曹操“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這段話并未直接說出曹操殺人如麻，而是用委婉含蓄的四個字“威罰實行”概括出曹操殺人之多，使人能夠猜到曹操為人兇殘的一面。本傳在評價這段歷史時，也說曹操“所過多所殘戮”，由此可見歷史曹操有殘忍和冷酷的一面。還有，在《三國志·吳志·諸葛亮傳》里，孫權也曾這樣評價曹操：“操之所行，其為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于御將，自古少有。”這是曹操同時代的對手對他的評價，孫權的評價也許言過其實，但仍會令我們猜測到曹操有奸偽殘忍的一面。

總起來說，陳壽的《三國志》對曹操的善惡評價是較為客觀的，既突出了曹操功績的一面，也有他陰暗的一面。正因其人性格復雜，所以，也就為后人的解讀和評價提供了多種可能。所以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并不是完全是作者個人主觀的塑造人物形象，而是以歷史人物為原型的。正所謂沒有前因就沒有后果。曹操的奸詐與殘忍是普通老百姓痛恨的主要原因。令其遺臭萬年的至理名言：“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1]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5年版。][1]試想這人得有多么的懷，多么令人可怕！在徐州，“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余。”“李希凡說：“要使普通人永遠記住曹操那些有益于歷史發展的時間短暫的經濟措施，而又抹掉他在兼并群雄的戰爭中所以留下來的‘殘戮’、‘屠城’的血跡是不可能的。”所以《三國演義》的作者選擇了曹操“奸詐殘忍”的性格側面也是不韙歷史真實的。

二、“擁劉反曹”的思想傳統

通過《三國演義》可見小說的創作思想很明顯是“擁劉反曹”。這與史書《三國志》、《資治通鑒》所傳達的“擁曹反劉”觀點不一致。這種小說主題傾向的形成原因是早在北宋后期已初步形成。《三國演義》的成書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其素材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正史材料，即晉陳壽的《三國志》和南北朝時期南朝劉宋時裴松之的注。二是廣泛吸收了民間傳說和野史筆記中的記載，以及戲曲演唱等民間藝術的內容。據載三國故事早在公元四世紀時已開始在民間流傳。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輯錄了一些民間傳說中的三國故事。唐代李商隱的《驕兒》詩云：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描寫的是一個小孩模仿當時說書藝人講說的三國故事情態。這說明三國故事在九世紀的晚唐已廣為流傳了。宋代“說話”藝術的“講史”中有專說“三分”的藝人。在北宋蘇軾《東坡志林》中記載，“王彭曾云：‘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這段記載不僅說明了三國故事此時已非常生動，而且“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也十分鮮明了。五代十國以后，在宋元間，戲曲、雜劇大為流行。以三國故事為內容的劇目有《赤壁鏖戰》、《襄陽會》、《罵呂布》等（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宋以后到元明之際雜劇中的三國戲見于著錄的有六十余種，如“關羽過五關斬六將”、“三顧茅廬”、“赤壁之戰”、“單刀會”、“白帝托孤”等。此時，《三國演義》中一些重要情節已經成為雜劇的著名劇目了。宋代張耒《明道雜志》記載：“京師有富家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羽，輒為之泣下，囑弄者緩之。”上述記載，可證明三國故事，在宋元時期已演變為多種藝術形式，登上了當時最高的藝術殿堂；也完全可以看出，“擁劉反曹”思想傾向已深入人心，存在于廣大勞苦大眾之中，存在于上層社會部分富家子弟中了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元末明初人，生活在元代異族統治時期，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元統治者對漢人實行高壓政策，人心思汗，這又為三國故事中“擁劉反曹”的思想提供了現實的土壤。因不滿非正統統治，借“擁劉反曹”來影射元代異族統治，希望漢人來統一天下，與“人心思漢”的民族情結有關。以蜀漢為“漢家”政權的象征，以曹操為北方異族的統治，有“邦命中興漢，天心討大賊”思想傾向，反應了人民的愿望、要求和選擇：在政治理想上人民愿意選擇王道仁政，而不愿意要霸道苛政；在社會道德上，人民崇尚忠義，貶斥奸詐；在政治家的選擇上，人民寧愿選擇一個才略稍次一點的仁慈之主，而不要那種雖有雄才大略卻奸詐殘忍的暴君。《三國演義》在塑造曹操這一人物形象時，作者有意突出他在政治上的陰險狠毒和道德上的出爾反爾，以確立他亂臣賊子形象，在愛憎分明的對比中，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就十分明顯了。

 

結    論

《三國演義》中曹操被塑造一個“奸雄”形象，他奸中顯雄，智中顯詐。文中通過各種塑造方法將其形象刻劃得淋漓盡致，使讀者看到了曹操可鄙的一面，也看到了他令人懾服的一面。作者之所以刻劃出這樣的形象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羅貫中的時代背景，是不容許他對曹操大加贊揚；受封建正統思想的束縛“擁劉反曹”思想的發展，曹操在羅貫中筆下不能翻飛為“諸葛亮”式的人物，諸葛亮是要曹操來襯托的。就這兩方面來說，曹操的形象被塑造成否定人物，也勢在必然。但是，歷史告訴我們：曹操雖是奸詐，卻也有很多優點長處，并且，還為老百姓作了不少好事，對歷史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功不可沒。作為歷史演義小說，就應該以實為本，以虛為補充。羅貫中在塑造時也沒忘了這一點，將曹操寫成了一個簡單而又復雜的人物，說他簡單，是說他可用一個字概括——“奸”；說他復雜，是說他丑中有美，美中有丑，惡中有善，善中有惡，讓人捉摸不透。我們在讀《三國演義》時，就只讀到了簡單的一面，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對曹操的形象有爭議，看來，我們還需再讀一遍，去體會羅貫中寫曹操這個人物的深層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