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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三國演義》中的人物之“義”描寫

     本文ID:LWGSW57149 價格: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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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三國演義》中的人物之“義”描寫
     ——從“義”的人物描寫來具體分析
    [摘 要]《三國演義》是我國歷史小說的開山之作。小說描寫了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近百年間的戰爭動亂和歷史風云。全書反映了魏、蜀、吳為代表的政治軍事集團所展開的斗爭,小說塑造了一批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其中不乏大量的忠義智勇兼備的英雄形象。本文從”義”這個角度對小說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加以研究,以君臣之義、手足之義與天下大義三個部分對對應的人物形象作辨證的分析。從而反映《三國演義》一書中人物創作對后世文學的影響與價值。
    [關鍵詞]三國演義   人物分析   義   典型形象
    緒論
     本論文以經典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為藍本,對小說中典型人物形象加以研究,從“義”這個新穎的角度對具體人物形象做出辯證的分析從中突顯出《三國演義》一書人物創作對后世文學的影響與價值。《三國演義》是我國古典文學中一部偉大的巨著,在我國人民群眾中的流傳和影響,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一部小說,要造成巨大的影響,首要的就是要塑造出突出的成功的人物形象。《三國演義》對人物形象的描寫,既有細致深入的心理刻劃,也有與人物相稱的環境描寫。可是自問世以來,《三國演義》中的人物形象,鮮明地活在人們的心里。如關羽、孔明、曹操、張飛、諸葛亮等,在民間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了。為什么會這樣呢?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古人特別注重個人道德行為準則,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基礎,《三國演義》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能長留人間,就是因為這些人物形象本身代表了一種的道德力量。
     《三國演義》最受推崇的道德力量就是“義’。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圍繞一個“義”字粉墨登場,用不同的方式,表現和闡述出自己心中的“義”。本文就是針對不同的人物形象從“義”這個角度展開分析并研究其對后世的影響。
    第一章《三國演義》人物之“義”
     《三國演義》一書描寫了起自黃巾起義、終于西晉統一的近百年的歷史。作者用了“依史以演義”的獨特文學樣式進行創作。所謂“演義”就是作者通過自己的主觀的判斷,用一種自認為理想的“義”,涇渭分明地來褒貶人物,重塑歷史,評價是非。“義”既然是小說最為推崇的核心價值觀,那么讓我們先來看看究竟什么是“義”。 義者,事之宜也,即處事得宜之意。在作者看來,凡是信守誓言,感恩遇,酬知己,以至講原則,不茍且,能做到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總之不違背人的良知的行為,都可以稱做“義”。 ⑴反之,損人利己,違背誓言,出賣朋友,乘人之危,奪人之愛,乃至以怨報德等,都是不義的。本文就是針對不同的人物形象從“義”這個角度來做出分析。
     一、君臣之義
     要說到“君臣之義”讀過《三國演義》的人首當其沖的想到的自然是劉備“三顧茅廬”、“白帝城托孤”,要說到《三國演義》之中的君臣相宜自然要首推劉備和諸葛亮這對君臣之間的“楷模”。諸葛亮與劉備的君臣際遇一直為眾多后來者所羨慕,劉備在請諸葛亮出山后用“如魚得水”來形容他們之間的關系。后世都對這樣的形容表示贊同,普遍認為如果沒有諸葛亮,劉備不可能創立蜀國,三分天下有其一;諸葛亮如果沒有劉備的賞識、重用,也只能一輩子躬耕于南陽,以布衣終老,因此,他們的君臣關系是最為融洽不過的。
     諸葛亮在未出茅廬之前《三國演義》中有這樣的描寫:“亮躬耕南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⑵我們要知道管仲和樂毅都是有名的將相,諸葛亮自比二人,透露出要一人身兼將相之任的抱負。裴松之的注里也引用了《魏略》的一段文字:“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濟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于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⑶我們從文字中也不難看出諸葛亮的宏大的抱負。但歷史上,當時諸葛亮的岳父黃承彥是荊州有名的大儒,同時與當時荊州大族蔡氏的姻親,蔡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蔡瑁是當時荊州牧劉表的妹夫,黃承彥曾數次向劉表舉薦諸葛亮,當都不被劉表重用,諸葛亮索性隱居隆中以待明主。劉備在徐庶和司馬徽的推薦下不辭“三顧”之勞,請諸葛亮出山,并委以軍師中郎將的重任。這個決定頗受劉備的義弟關羽、張飛的非議,但劉備還是以“如魚得水”為例子,不僅沒有因為諸葛亮年幼反而堅決的信任諸葛亮。
     到劉備夷陵戰敗,兵敗白帝城的時候。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劉備對諸葛亮做出了最后的囑咐:“先主傳旨,請孔明坐于龍榻之側。撫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言訖,淚流滿面。傳旨召諸臣入殿,取紙筆寫了遺詔,遞與孔明而嘆曰:“朕不讀書,粗知大略。圣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不幸中道而別。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令勿以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孔明等泣拜于地曰:“愿陛下將息龍體!臣等盡施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先主又請孔明坐于榻上,喚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前,分付曰:“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后,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言罷,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畢,孔明曰:“臣雖肝腦涂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先主謂眾官曰:“朕已托孤于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言畢,駕崩,壽六十三歲。”⑷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劉備在彌留之際要求子孫要像對待父親一樣對待諸葛亮,并把整個蜀國的國祚都交付給了諸葛亮,這種信任已經超出了君臣的范疇。
     當然諸葛亮也沒有愧對劉備對他的信任,諸葛亮對劉備的“三顧之義“感恩涕零,從而“志決身堅,不計利鈍”,知克不可為而為之,立下“士為知己者死”的雄心。他在給劉禪的奏章中寫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又說:“臣雖肝腦涂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⑸諸葛亮前后率軍“七擒孟獲”安定后方,又“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用實踐和生命去履行對劉備未完成事業的承諾。最后直至五丈原“隕大星漢丞相歸天”。
     反觀作品中的其他君臣關系就顯得有些涼薄。袁紹、袁術,為了爭做皇帝夢,一個稱號淮南,一個刻璽北方,兄弟兩人常常兵戎相見。袁紹的兒子和外甥,為了爭權奪利,火并、內讓、殘殺無所不用其極,這個四世三公的輝煌門庭,在血腥的內斗中土崩瓦解。曹操手下許多有名望的臣子如楊修、荀彧、荀攸等都死在他的刀斧之下,曹操為了平定眾怒,他竟向管糧官王重借頭;用小解解糧。
     “義”在《三國演義》中被看做最高道德標準。具體到君臣之義,“義”的內涵我們可以把它看做是雙行道的標準。君臣之義,要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平等對待;相互尊重;雙方都承擔了維系這種信任關系義務。
     二、手足之義
     《三國演義》之中有三絕,即關羽義絕,孔明智絕,曹操奸絕。說到手足之義的代表人物就要數義薄云天的關羽了。《三國演義》的第一回就寫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從此開始,《三國演義》幾乎全被這種手足義氣所籠罩。作者不但寫了他們的結義,而且還反反復復地寫了他們的守義,乃至最后的殉義。他們之間的手足情義,在多次考驗與折磨中成長,無論千難萬險,他們都不違背義的準則。下邳之役,劉備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兄弟三人失散。關羽被圍困在一座小土山上,彈盡糧絕,無援可待,他正準備以死來殉義的時候,張遼前來勸降。張遼說法關羽的手段不是教關羽背信桃園之義,恰恰是以“義”來說服他。張遼說,你與劉備曾經誓同生死,今劉備生死未明,而你先死,假若劉備沒死,將來知道此事,怎能獨活?這豈不是要誤了劉備?因此勸你不如留有用之身,等待劉備的消息。張遼又指出,劉備的妻小現正寄托在關羽處,如果你關羽死了,那他們將靠誰來照顧,這不是有背于桃園之盟?關羽最終被折服了,提出降漢不降曹,有條件地投降了.降漢不降曹,顯然連關羽本人也知道這是虛偽的,其實是要等待劉備,并保護劉備的妻小。這時,為了守義,關羽可以說是隱忍而生了。關羽投降以后,“義”受到了嚴重的考驗.曹操使用了各種各樣的手段來拉攏他,軟化他。拜爵封侯,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還有送美女,賜錦袍,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使關羽忘掉劉備,破壞劉關張兄弟之義。可是關羽始終恪守桃園的盟誓,做到了“財賄不足以動其心,爵祿不足以移其志”。后來當他知道了劉備的消息后,立即掛印封金,過關斬將,千里走單騎,去投奔劉備。我認為這可以說是書中最動人的情節,也是關羽這個藝術形象使人感受深刻,而歷久不忘的地方。劉備和張飛,對于義也是至死不渝的.劉備從一個織履的小販成長為獨占一方的諸侯,地位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但他卻始終不忘桃園結義。關羽、張飛被東吳設計殺害了,他要起兵伐吳。孔明、趙云這樣些重臣都勸阻不住.他說:“不為二弟報仇,雖有萬里江山,不足為貴。”平日他對孔明,可以說是是“如魚得水”言聽計從,這回他把孔明諫阻伐吳的上表,擲之于地。趙云也是他平素很器重的一員武將,也勸阻他伐吳,他也表示很反感。然而伐吳的結果,遭到慘敗,他病死白帝城。在彌留之際,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那兩個被人殺害了的結義兄弟。他是如此重義氣,輕富貴,正如孟子所說的“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劉關張之間心心相系的關系體現英雄豪杰之間的手足之情即“義氣”,表現了“義不負心”的高尚品德。
     三、天下大義
     三國時期,是一個龍騰虎躍、風起變幻的時代。漢未,天下大亂,黃巾作亂,雄豪并起,諸侯紛爭,天下間民不聊生。以魏、蜀、吳為首的政權彼此之間展開了激烈的政治軍事斗爭,小說著重以曹魏與蜀漢之間的斗爭作為主線來描寫。
     曹魏政權以曹操為代表,曹操行使的是霸道,曹操心懷橫掃六合、一統天下的決心。盡管曹操多奸詐,但他統一北方,征呂布伐張繡戰袁紹,都是為了他心中統一天下結束戰亂的大義,曹操在56歲的時候寫下了著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其中有言:“后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 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⑹在這份《述志令》中,曹操透露出希望結束天下動蕩戰亂的局面,希望百姓都能過上安寧的生活的愿望。曹操集團的政治主張可以看做是一種推崇嚴酷法家類的暴力管理手段,實行強權高壓的“霸道”來施行統治。在軍隊中,曹操甚至有“校事”這樣的特務機構,“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在社會上,曹魏士族都在“清談”,這和政治上的不開明乃至黑暗是很有關系的。生命沒有保障,政治抱負沒有施展空間,稍有不慎就有殺頭之禍,所以士族往往選擇歸隱和不談國是,只能清談了。我們看待曹操集團,不能只看到黑暗面,我們要承認他對結束亂世做出的貢獻,這正是曹操心中的天下“大義”。
     蜀漢政權以劉備為代表,他行使的是“仁義”,以匡扶漢室恢復正統為目標。劉備政權的政治核心是:“漢室傾頹,奸人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這里的“大義”就是“仁義”,它的目標是天下、百姓,為了天下蒼生的幸福安寧而奮斗。我們分析劉備集團的“仁政”理念,就能看出,劉備所強調的政治理想與他的本性仁厚一樣,劉備在長期的征戰過程中,經歷多次的失敗,清楚的認識到自己的長處與對手的短處,他明白只有利用民心向背才能擺脫失敗的命運,相對于曹操渲染的“寧可我負天下人,不讓天下人負我”的霸道性格,劉備用自己的仁義道德成為了正義力量的代表。作為一個英雄人物,劉備清楚自己的努力方向后,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來贏得廣大老百姓的支持。他每到一處,總是首先安撫百姓,收買人心。例如《三國演義》中寫到的:他剛到新野,就采取種種措施,贏得民心,于是“軍民皆喜,政治一新”,民謠中這樣稱贊他:“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后來曹操攻打荊州,即使在劉備不得不逃亡時,新野與樊城兩縣的百姓,都愿意跟著劉備背井離鄉,前去襄陽。《三國演義》中寫到:“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日:‘我等雖死,亦愿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玄德于船上望見,大慟日:‘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云長催船渡之,方才上馬”。從這一片段我們可以看出,劉備的努力。在當時形勢下,劉備堅持將以民為本,堅持自己的“仁義”理念。以民為本,就是劉備集團最為純粹的政治理想,是一種對理想社會的渴望。具體來說:也是把老百姓當作“承載”他的統治之“舟”的“水”的。劉備集團正是因為一直堅持“仁義”的理念,施行仁政,才能在風云際會的三國亂世鼎力出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總結來看在亂世中曹魏和蜀漢兩個對立的政治集團,曹操偏法家思想,而劉備重仁義。傳統觀念認為劉備是仁君,而曹操是奸雄,甚至是狡詐的小人。曹操和劉備的形象處于道德的兩端。蘇東坡就曾經提到:“當時民間說書人說三國,一說到劉備失敗,聽眾就痛哭流涕;一說到曹操失敗了,大家拍手稱快。”但客觀的來看我們應該對曹操所取得功業基本給予了肯定。魯迅認為,“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⑺毛澤東對曹操也很欣賞,他認為曹操是集政治家、軍事家、詩人三重身份于一身,認為曹操為中國重新走向統一奠定了基礎,并且極為欣賞其文采。如果說曹操是用霸道去實現天下大義,那么劉備則代表是傳統封建士大夫階級對理想社會的憧憬與希望。劉備用仁義的力量,用“仁政”來實現天下大義。兩人都為結束天下紛爭戰亂的局面,讓百姓安居樂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都為天下的大義做出了屬于自己的詮釋。
     第二章《三國演義》之義對后世的影響
     一、對文人士大夫的影響
     一部《三國演義》不單單寄托了作者羅貫中的心血,也承載中國傳統文人士大夫階級的夢想。從諸葛亮與劉備的君臣關系,士大夫們看到了君臣相宜;從蜀漢政權的政治理念,士大夫看到了符合儒家理想社會的“仁義”和“仁政”;從曹操“唯才是舉”,士大夫看到了寒門出仕為國報效的途徑。
     《三國演義》具有豐富的精神內涵它:“凝聚著晉唐以來社會廣大群眾的歷史觀、倫理觀和價值觀,反映著社會各階層意識的折衷。”⑻這正是《三國演義》數百年來為文人士大夫所廣泛接受認同,亦為最高統治者所容納和利用的原因。在所有的傳統道德原則中,《三國演義》特別標舉“義”。這與儒家經典中的“義”相符合,它是一種包含了“忠”的“義”。在《三國演義》中,“匡扶漢室”就是這種“忠”的體現;“義”則表現在君主之“義”重在愛民,臣下之“義”重在忠君,例如,劉備托孤諸葛亮,諸葛亮為了蜀漢鞠躬盡瘁,成就了君臣相宜的美談;劉關張三人名為君臣,實為兄弟,劉備為了關羽張飛報仇不顧大局興兵伐吳失敗,成就了手足之義。
     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受傳統道德思想的影響,特別是董仲舒、朱熹等人對儒學進行一次次改造以后的道德思想一直是以“忠孝”為首的。“孝”是基礎,“忠”是“孝”的放大,而皇權至上又將“忠”推到絕對的高度。《三國演義》的“義”是對這種思想內容、道德精神的詮釋。歷朝歷代中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士大夫,在政局黑暗的時候,無法施展自身的政治抱負。他們需要一個途徑來發泄心中憤懣的情緒,同時需要找到一個精神寄托。《三國演義》無形中成為了他們最好的途徑。例如,明崇禎年間陸人龍所作的《遼海丹忠錄》,就是歌頌“報國忠臣”行文中充滿悲憤之意,反映了文人士大夫對理想君臣關系的期待,對一展抱負安定天下的渴望。《三國演義》一書可以說為文人士大夫階級提供了理想精神社會的藍圖,為他們在黑暗政治環境下開啟了一道亮光。我們也可以從看出《三國演義》中的“義”對文人士大夫的巨大影響。
     二、對明間百姓的影響
     《三國演義》中的眾多人物身上被作者賦予了智慧謀略、勇武奮進、德才兼備、忠肝義膽的品質,隨著三國的故事以話本、講史等多種形式的傳播,《三國演義》中所提倡的以“義”為主旨的思想意識被廣大的民眾所接受,其在對民間的影響日益深刻。
     元明清時代,民間特別重視結義和守義。人民群眾間的結義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農民起義也往往以義氣相號召.而這時所產生的小說、戲劇等文藝作品都宣揚鼓吹這個“義”字。《水滸傳》里寫了梁山聚義就是受了《三國演義》中寫了劉關張的結義的影響。在《水滸傳》成書之前,《大宋宣和遺事》里就描寫了宋江等三十六人通過三次結義,奠定了梁山的基礎,從此開始替天行道,掀起反抗統治階級的斗爭。⑼可見“義”這時既是一種崇高的道德準則,也是一種組織隊伍,團結隊伍的手段。因為民間隊伍、草莽英雄缺乏理論作指導,民間只好采用這種傳統的道德形式來作為宗旨。這時的“義”包含了救困扶危,互相幫助,見義勇為的內容。人們為了“義”可以壯烈棲牲;為了“義”也可以忍辱負重地活下去。講義氣的人,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為了索取,而是為了奉獻。所以人們常常把那些仗義助人、受人尊敬的人稱為“義士”。 民間很多人為了“義”可以不要功名富貴,不要事業,不要家庭,不要生命,因為他們認為“義”是以個人行為的最高準則,他們以能像關羽一樣做的“義不負心”為傲。
     提到《三國演義》中“義”對民間百姓影響最大的,我們不得不提到的 “關帝崇拜”這一獨特的現象。所謂“關帝”指的是關羽。作為歷史人物,他不過是三國蜀漢的一位大臣,生前受封 “漢壽亭侯”。迄晉至唐,關羽的名氣并不大,一般讀書士子最崇拜的三國人物是“為帝王師”的諸葛亮,所謂“諸葛大名垂宇宙”、“萬古云霄一羽毛”,所以“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常為異代人所憑吊。逮至宋元,特別是明清以來,關廟發展之盛,則著實令人吃驚。清代僅北京城內外的“關廟”就有200多座,全國各地,從通邑都市到窮鄉僻壤,“關廟”亦是無所不在,關羽的廟又被稱為“關公廟”、“關王廟”、“關帝廟”。宋徵宗崇寧元年曾追封關羽為“忠惠公”,大觀二年加封為“武安王”;元文宗天歷元年加封其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明神宗萬歷四十二年又封其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至清順治九年更封其為“忠義神武關圣大帝”,封號長至26個字。“關廟”又被稱為“武廟”,關羽被稱為“武圣”。  “關帝崇拜”跨越時間和地域,甚至“圓融三教”。關羽作為“神”的職司和威力也被無限夸大,明清時除了官方廟祀,民間則普遍相信其具有司命祿、佑科舉、治病除災、驅邪辟惡、糾察冥司,乃至招財進寶、庇護商賈等無上神通,似乎成了華夏“萬能神”。從晉唐開始人們已經重視關羽作為歷史人物的道德意義,所謂“義勇冠古今”;至宋元戲曲、講史更突出關羽的“義勇”。 我們來看“關帝崇拜”要清楚這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現象,“關帝崇拜”是民間各種社會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寄寓了社會不同階層、不同人群的種種觀念、向往和祈愿。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三國演義》中的“義”對民間有巨大的影響。
     三、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三國演義》雖然以歷史為題材,但它不是史書而是文學作品。因為它經過了藝術加工,有不少虛構。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全書寫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鮮明、形象生動的藝術典型。作者在描寫人物時,善于抓住人物的基本特征,突出人物的某個方面,用夸張、對比、襯托的方法,使人物形象豐滿具有代表性。作者通過各回能獨立成篇的方法,使全書成為一個完整的藝術整體。《三國演義》以蜀漢與曹魏的為中心,以三國的矛盾斗爭為主線,來組織全書的故事情節,全書以一個“義”字來貫穿故事主線。
     后代的作者繼承和發揚了這種獨特的小說方式和人物塑造方法,即通過小說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對現實進行批判和諷刺,例如明清時期的《梼杌閑評》就是以諷刺魏忠賢為主的,小說的內容緊扣時代,以一系列反面人物的塑^造**映了官員貪污、閹黨橫行、正直之人受到迫害,市民暴動等等。反映了人民對“仁政”和政治清平的熱切期望。袁行霈也說:“它是一座極為豐富的精神寶庫,實際上也是一部大眾文化的百科全書。從中人們可以得到歷史的知識、斗爭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和處世的經驗。”⑽我們從書中的“忠義”思想看到了封建統治階級道德灌輸的重要內容,也從“桃園結義”看到了民間秘密結社的指導思想。《三國演義》中的“義”肯定智慧謀略,歌頌武勇奮進,重視德才兼備,主張積極入世,贊美秉公執法,提倡求實作風等,這些都對后世文學創作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直到現在,人們還不斷地從人才學、領導科學、商戰技術等各個角度從中得到啟示。我們可以說《三國演義》中的“義”通過文學的途徑對中華民族文化生活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結論
     《三國演義》是一部鴻篇巨著,其中的精華多不勝數。本論文只是單純的從人物形象塑造這一簡單的方面入手,以“義”這個獨特的角度,對典型人物進行了辯證的分析。結合書中具體的故事情節,反映出不同人物身上的不同個性化的特征,并正對這些特征背后所蘊含的文學價值以及對后世的影響進行了作結分析,從中品味和體會《三國演義》這部作品獨特的文學魅力。
     “義”作為作品的主要思想內涵,貫穿全書,所有的人物都圍繞著“義”為自己心中的“義”做出了自己的詮釋。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三國演義》應該看到作者對人物形象塑造的獨特手法,一批批個性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細細體味和研究的。我們應該從“義”把人物形象研究引向深處,從單純的人物形象分析,走向人物背后所蘊含的性格特點、藝術表現手法,更深更細的去解讀經典。繼承和發揚作品背后承載著的優良的傳統道德品質,學習并運用作者的小說創作手法。
    注釋
    1、毛毓松《段玉裁《說文注》對中國古代文化的闡釋》《東方從文》2003年4期
    2、陳壽《三國志》
    3、魚豢《魏略》
    4、裴松之《三國志••裴松之注》
    5、諸葛亮《出師表》
    6、曹操《讓縣自明本志令》
    7、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8、河滿子《圖品三國》2006年上海三聯書店
    9、沈伯俊《明清小說研究》2006年
    10、袁行霈《中國文學史》1996年復旦大學出版社
    參考文獻
    1、《典型初探》1963年 李厚澤 2、《中國文學史》1996年 袁行霈 復旦大學出版社  3、《替曹操翻案》1959年 郭沫若 中國華僑出版社 4、《三國志演義芻議》1981年馮沅君 人民文學出版社 5、《中國古代文學史》2003年 北京大學出版社 6、《三國演義人物淺析》2000胡世厚 《晉陽文學》年第十一期 7、《三國演義的藝術成就》2009年 郭百秋 8、《論曹操“奸”與“智”》2006年 章利民 《邵陽高等師范學科報》 9、《淺論三國中關羽的形象》2007年 盧淑梅 《邢臺學院報》 10、《論三國人物形象創作手法》2006年 張為民 11、《明清小說研究》2006年 沈伯俊 12、《論三國演義與關帝信仰》1998年 李祖基 《廈門大學學報》 13、《新議劉備形象》2008年 龐金殿 《廣西社會科學》 14、《三國演義與士人文化心態》2005年 宋先梅 《中華文化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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