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

我看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
[摘 要] 人物形象要有血有肉，具有鮮明的個性，那樣才有審美價值，那樣讀者才會相信，才會覺得他們就在歷史和現實生活之中。魯迅的《孔乙己》，小說中塑造了孔乙己這一下層封建知識分子的典型。他自命清高，迂腐可笑，而且好吃懶做，終于潦倒而忍辱茍活著。孔乙己既是封建教育的受害者，又是封建制度的犧牲者。下層封建知識分子的某些特征，正是通過具有善良的、迂腐的、不會營生且恥于與勞動者為伍、嗜酒如命等個性特征的孔乙己這一個人物形象來表現的。作者把人物描寫得栩栩如生，使讀者產生共鳴，只能在心里“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關鍵詞]人物形象；科舉制度；命運；笑料
 魯迅先生的短篇小說《孔乙己》篇幅不長，全文不過兩千多字，卻成功地塑造了孔乙己這個生動的人物形象，使人讀后久久不能忘卻。孔乙己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而至死不悟的舊知識分子的典型，是封建科舉制度的殉葬品。孔乙己這樣的人物跟我們隔著一個時代，然而我們讀了這篇小說，對他卻是那樣的熟悉、了解。我們不僅能描述他的衣著、相貌、舉止、神態，而且能講述他的思想、遭際以及他從人世帶走的悲哀。孔乙己能給我們留下了如此鮮明、深刻的印象，看出了作者塑造這一人物形象是非常成功的。孫伏園曾問先生，在他作的小說中他最喜歡哪一篇，先生不加思索的回答是《孔乙己》[注釋：
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 .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是清末一個下層的知識分子。在“學而優則仕”的封建教育的熏陶下，孔乙己鄙視體力勞動，看不起勞動者，以讀書人自傲。一直不肯脫下那“又臟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的長衫，甚至說起話來滿口之乎者也。只有當人們觸到他的靈魂深處的瘡疤——“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時，才感到頹唐不安，意識到自己的淪落和低微。在他那可笑而又可憐的迂腐后面，還藏著熱心、善良的動人感情。好吃懶做，不會營生的他，不得已去做些偷竊的事，遭人嘲笑，被人毒打，卻仍死要面子。孔乙己生活在麻木而又冷酷的社會環境中，最后悄無聲息地消失在這樣冰冷的人群中，連一聲微弱的抗議也沒有。魯迅借助孔乙己的形象，深刻揭露了科舉制度對一個善良貧窮的讀書人的摧殘和毒害。
 一、嚴峻的生存環境與邊緣的的身份
 我們是在魯鎮的咸亨酒店認識孔乙己的，咸亨酒店是孔乙己活動的重要場所。作者把自己的主人公安排在這樣的環境里，自然是為了更好地表現主人公的思想性格。所以，對于咸亨酒店作一番了解也是必要的。
 “魯鎮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別處不同的：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柜臺”。曲尺是大家所熟悉的東西，以曲尺狀其形，既省筆墨，又容易為讀者了解。在咸亨酒店，這曲尺形的大柜臺便是社會地位不同的顧客的分界線。闊綽的長衫主顧可以“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做工的短衣幫則只能“傍午傍晚散了工”，“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靠柜外站著，熱熱的喝了休息”。縱使能買點下酒物，也無非是一碟鹽煮筍或茴香豆之類。長衫和短衣，柜里和柜外，慢慢地坐喝和站著熱熱的喝了休息，這是多么鮮明的對比！
 小說的開始關于魯鎮酒店格局、酒客飲酒習慣的敘述，實際上是對孔乙己生存環境的描述與交代。這個環境有兩個的基本特征，一是它的等級性：這里的人們按照他們的經濟情況、身份、地位被分成截然不同的兩類：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沒有多少生命尊嚴的窮人即“短衣幫”與上流階層的有錢有地位的“穿長衫的”。可以說，金錢的多寡是劃分等級的唯一標準。二是置身其中的人們的人格與道德準則的卑劣性：欺軟怕硬，誠實與善良得不到尊重，缺乏對弱勢群體起碼的同情心。這樣的生存環境注定了孔乙己的遭際與命運：他的善良、知識與弱者身份只能是人們引以自娛的材料。所以，每當孔乙己出現在酒店的時候，“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就成為這種生存環境下的必然情境。
 這個等級森嚴而且飽含著世態炎涼的咸亨酒店，便是孔乙己這個悲劇人物活動的舞臺，是展示其悲劇性格的典型環境。
 然而孔乙己的可悲之處遠不止這些，他的真正嚴重的問題在于其身份的邊緣性：他“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僅用十余字，便點出了孔乙己的尷尬處境。也就是說，他是一個被“短衣幫”與“穿長衫的”共同排斥的、游離于社會秩序、道德規范之外的邊緣人，是一個被“懸置”于生活夾縫中的人。邊緣人身份注定了他孤獨無助形像，他不能依附于任何一方以獲取支撐生存的力量，但任何一方都可以肆意嘲弄他。所以我們看到了這樣一種情景，當孔乙己形單影只地出現在酒店的時候，他就成為“短衣幫”與“穿長衫的”共同取笑的對象。
 孔乙己生活的社會環境，還通過作品中的人物揭示出來的。魯迅先生曾對友人孫伏園說：“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寫一般社會對于苦人的涼薄”[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 .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無論是掌柜、何老爺、丁舉人、眾酒客還是“我”，均構成了孔乙己生活的社會環境的一部分。掌柜的唯利是圖與勢利冷酷，何老爺與丁舉人的殘忍狠毒，酒客的無聊與冷漠，“我”的輕蔑與鄙棄，共同體現了社會給予苦人的“涼薄”。他們同為“病態社會中不幸的人們”，他們本身又是病態社會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孔乙己悲劇的不幸根源之所在。更值得一提的是，丁舉人與孔乙己本是同路人，卻如此兇狠殘暴地對待孔乙己，如此缺乏人性地施以暴行，這本身就是科舉制度罪惡的最好注腳，也是對封建選拔制度的絕妙諷刺。
 二、掌柜與顧客的笑料
 咸亨酒店的掌柜和顧客都把孔乙己當作笑料，為了取樂，他們常常打趣、嘲諷孔乙己；為了自衛，孔乙己常與這些人“交戰”。作者正是通過這樣的場面來揭示孔乙己的內心世界。孔乙己是在酒客們的嘲笑聲中亮相的。“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既說“又”，就不止一次；既說“新傷疤”，必有舊傷疤。這說明了孔乙己經常被毆打。然而，孔乙己對此并不理睬。接著酒客們加強攻勢，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 先是含沙射影，現在是單刀直入，而且故意高聲叫嚷。這回孔乙己不能再以無聲戰有聲了，于是睜大眼睛說：“你怎么這樣污人清白……” 但很快便有人揭發說親眼看見他偷了人家的書被吊著痛打。在真憑實據面前，孔乙己仍不服氣，還要爭辯，說什么“讀書人的事，竊書不能算偷”、“君子固窮”，在他的爭辯聲中，人們的笑更加開心、更加響亮、也更加肆無忌憚。
 “這是一幅多么可笑，然而又是多么可悲的畫面！一面是災難，痛苦和不幸；另一面是無聊的逗笑和取樂，把‘樂趣’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面，封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無情，通過這幅‘可笑’而又可悲的畫面，不是暴露無遺了嗎？”[楊宏. 一個真實的多余人形象——《孔乙己》人物形象解讀. 名作欣賞 , 2005, (06).]在這里，我們不難看出孔乙己之所以被嘲弄的兩個理由：一是他悲慘的生活境況、二是他那分裂性的價值觀。正如前文已經提及的那樣，在一個以金錢多寡、權勢高下為基準確立秩序的社會里，窮困潦倒、靠乞討偷竊度日的孔乙己成為人們嘲弄娛樂的對象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它服從于這個秩序的內在邏輯。
 三、臉上的傷疤與心上的傷痕
 孔乙己不僅臉上有條條的傷疤，心上也有累累的傷痕。人們的挑逗只觸及他臉上的傷痕時，他還能還擊、辯解；當觸及到他心上的傷痕時，他便垂頭喪氣、無力爭辯了。
 當酒客奚落孔乙己：“你當真認識字么？”時。孔乙己是用“不屑置辯的神氣”作了肯定性回答，但當人們接著問：“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剛才還自我感覺良好的孔乙己便失去了精神支柱，像泄了氣的皮球，“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聯系下一個場景——孔乙己教“我”關于“茴”字的四種寫法，連地位甚為低下的“我”也懶得搭理他——來一起閱讀，我們就會深刻地領悟到這平凡場景背后的深長意味。“學而優則仕”，只有那種能使人撈個一官半職并帶來榮華富貴的“知識”才是真知識、受人尊敬的知識。相反，不能使人官運亨通、不能給人帶來現實利益的“沒用”的知識不僅一錢不值，甚至連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也大可置疑。一個窮叫化子的所謂“知識”連“我”這個小伙計都不屑一顧，更遑論其它。孔乙己作為一個貨真價實的“讀書人”的身份之所以得不到確認，究其原因，是因為他的知識不僅沒能給他帶來官位、“黃金屋”、“顏如玉”，相反卻成為他貧窮恥辱的根源。在這里，魯迅向我們揭發了我們這個民族那種認知觀的庸俗性與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教育理念使身為讀書人的孔乙己的價值觀產生了與自己實際境遇完全不符的可怕錯位。小說中接下來的敘事告訴我們，在別人眼里一錢不值的“讀書人”身份被孔乙己自己過分崇高化，從而導致他蔑視“下品”的工作，“不會營生”，“于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了。”在這里，魯迅實際上曲折地批判了封建社會以科舉為核心的教育制度的悖論性與悲劇性：教育的結果不僅沒能使受教育者的生存能力有所提高，相反，卻使他們從正常人變成一個個沒有任何生存能力的廢人。假使孔乙己能夠放下他那讀書人的臭架子與虛榮心，腳踏實地，憑他的才能，靠買文買字賺個飯飽酒足毫無問題。關鍵是，面對一個占壓倒性地位并遮蔽一切的時代思潮，象孔乙己這樣的弱小的個人是很難超越其局限性與統治性的。于是，孔乙己的個人性的生存悲劇便成為封建社會中國知識分子共同命運的寫照。正如余華所說“他不是天生的廢物，但被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從思想到身體都毒害得得殘廢不堪……”[余華.余華談孔乙己.魯迅研究月刊, 1999, (08) :69.]
 四、熱心與善良的一面
 在展示了孔乙己在封建文化浸染下所形成的懦弱、懶惰、虛榮、要面子等負面性格之后，魯迅又用一種悲憫的情懷向我們展示了孔乙己天性中的熱心、善良的一面。這就是關于孔乙己教小伙計寫“茴”字和把茴香豆分給周圍孩子吃場景設置的用意所在。
 當他問小伙計茴香豆的“茴”字是怎樣寫的，小伙計認為孔乙己不配考自己，把臉別了過去。“孔乙己等了很久，很懇切道，‘不能寫罷？……我教你，記著！’” 孔乙己的態度是很耐心的，說話的語氣是“很懇切”的，可見孔乙己主動教小伙計是誠心誠意的，并非是為了炫耀自己。對小伙計不耐煩的表現，孔乙己不是生氣，而是“嘆了一口氣”，顯露出來的不是不高興，而是“極惋惜的樣子”。這些描寫，足以表現了孔乙己幫助他人的熱心。
 孔乙己雖然窮，但他還舍得把自己可數的幾粒茴香豆分給孩子們吃，盡管每人只有一粒，但也足以表現出他的善良。正是在這里，我們看到了魯迅對庸眾“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人道主義立場，從而使我們體會到一個深愛著自己民族與人民并關注他們命運前途的偉大作家所具有的高貴良知。
 五、活著與死去
 孔乙己再次進入人們視野并成為人們談論的時候，只是因為他“欠了酒店的十九個錢”沒還，而他被舉人老爺打折腿的故事又一次給無聊的酒客們帶來了短暫的快樂。孔乙己的可悲之處就在于，他給人帶來快樂但又沒有人真的在意這份快樂：“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樂，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么過。”
 “中秋過后，秋風是一天比一天涼”，而孔乙己也一天天走進他生命的冬天。在臨近生命終點的日子里，巨大的生存壓力終于超出了孔乙己那孱弱的身體所能承受的極限，他被壓跨了：他的腿斷了，他失去了一個正常人所擁有的直立行走的權利，而只能“用手”走路，象一只狗或一只猴子那樣。殘酷的生存環境終于剝盡了孔乙己作為人的最后一點尊嚴與姿態，把他逼向獸的回溯與返祖。小說的結尾處，孔乙己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和“跌斷，跌，跌……”的爭辯聲中永遠地走出了酒客們的視野。我想孔乙己一定是懷著一種絕望之后的輕松與解脫遠離這群酒客的，難道還有比這里更冷酷、更無情的地方嗎？孔乙己無聲無息地從酒店消失了，他留下的唯一生命印記是他“還欠十九個錢”。
 孔乙己被丁舉人打斷腿，用手爬到酒店，掌柜見面第一句仍是“你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了年關，掌柜取下粉板時說的也是這句話，到了第二年端午，掌柜說的也是這句話。平時在咸亨酒店活潑不得的小伙計，“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按說小伙計是惦記孔乙己的，可事實并不如此。只有在掌柜結帳時忽然提起孔乙己長久沒有來，小伙計“才也覺得他的確長久沒有來了”。就是說，他這以前他并沒有想過孔乙己。至于短衣幫，他們對孔乙己的命運更是漠不關心的。下面是他們對孔乙己不幸遭遇的一段議論：
 “他總仍舊是偷。這一回，是自己發了昏，竟偷到丁舉人家里去了。他家的東西，偷得的么？”“后來怎么樣？”“怎么樣？先是寫服辯，后來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來呢？”“后來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樣呢”“怎樣？……誰曉得？許是死了。”
 孔乙己和命運到底怎樣？一句漫不經心的“誰曉得？許是死了”，透出一股刺人的涼氣，說明了他們對孔乙己的冷漠。
 他是帶著對這個世界的“虧欠”遠走的，沒有人會記得他的“給予”：他的存在曾經給那群無聊而卑劣的人們帶來的“快活的空氣”。 “我到現在終于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我們能夠想象魯迅先生在寫下這句看似平淡實則寓意深刻的結語時的悲憤而絕望的心情。“大約”與“的確”并列，這種關于孔乙己之死的矛盾性判斷，十分恰切地概括了孔乙己終其一生的模糊性存在：不僅他的“生”是模糊的（他沒有自己確切的名字，他的生命的意義僅止于作為看客們無足輕重的笑料，在這個世界上他永遠是一個被動的客體而從未取得過主體的身份），就連他的“死”也是不可確定的，況且，酒店里的人們又有誰會在意孔乙己的死活呢？魯迅先生留學日本時，他同友人許壽裳共同探討國民性問題，在涉及“中國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這個問題時，他們共同的見解是：“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 許壽裳日記 (四十年代)有關魯迅部分摘錄.魯迅研究月刊, 1998, (03):54.

參考文獻：
 1、魯迅.孤獨者.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第1版.1998,(03).
 2、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2).
 3、馮雪峰.魯迅的文學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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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從何處來，不知往何處去，不知自己為何物，活著無足輕重，死了很快被人遺忘。魯迅用孔乙己的故事完成了關于封建社會中國知識分子生存狀況、命運際遇的深刻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