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演義》人物描寫--免費論文

論《三國演義》人物描寫
[摘 要]《三國演義》一共寫了一千二百四十八(還有說是1191)人物，人物多且雜，可謂形形色色，其中有幾十個人物都個性鮮明，栩栩如生。作者在完成人物描寫時，直接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反應了不同的人物性格，出現(xiàn)了不同的人物故事情節(jié)，這些內(nèi)容的出現(xiàn)，都是作者完成人物描寫做了鋪墊的結果。人物描寫的過程中作者運用了不同的描寫方法，尤其是夸張和襯托技法的運用，我將主要探究夸張和渲染方法的使用特點等幾個方面作為論文內(nèi)容。
[關鍵詞] 描寫方法 渲染 夸張
  人物描寫是指把人物的外貌、語言、心理、動作等方面的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通過生動的語言文字描述出來并呈獻給讀者的一種方法。
  渲染是指文藝創(chuàng)作中對所寫對象作突出的描寫、形容、烘托。
 夸張是一種修辭手法，指為了啟發(fā)聽者或讀者的想象力和加強所說的話的力量，用夸大的詞語來形容事物。
 一、關于《三國演義》整體人物描寫方法及其特點
 《三國演義》整體人物的描寫方法多種多樣，眾所周知包括外貌、動作、語言、內(nèi)心等幾個方面,在研究其人物描寫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特點。作者在確定人物描寫的主要方法技巧時，選擇的是對描寫對象的渲染和夸張，同時我們還能發(fā)現(xiàn)其中描寫人物存在的普遍性和曲折性。渲染和夸張的使用不僅是一種方法的體現(xiàn)，而是一種技巧的運用。《三國演義》描寫人物的技法有不少,比如用夸張和渲染的手法,刻畫諸葛亮是“智絕”,關羽“義絕”,曹操“奸絕”;又如用傳奇性的細節(jié)和情節(jié)塑造人物,曹操夢中殺人,借人頭壓軍心,就很能凸現(xiàn)他的梟雄形象;再如善于用特定情勢和氛圍表現(xiàn)人物內(nèi)心的精神狀態(tài),最著名的就是劉備送別徐庶時欲砍去遮擋視線的小樹林。
 下面就《三國演義》中人物描寫方法的使用，以及使用過程中體現(xiàn)的特點做以下闡述：
人物描寫時注重渲染
 渲染是個多義詞，在繪畫，建筑，文藝創(chuàng)作中都有具體的意思。我們指的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一種表現(xiàn)手法，是對所寫對象作突出的描寫、形容、烘托。
    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說：“《三國》一書，有奇峰對插，錦屏對峙之妙。”[毛宗崗《讀三國志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66頁。]這里指的就是渲染的體現(xiàn)作用。《三國演義》寫曹操用王垕的頭安慰軍心、寫曹操夢中殺人；沒有渲染曹操軍隊的饑餓就體現(xiàn)不出曹操用王垕的頭安慰軍心的智慧與價值；寫諸葛亮未出茅廬已知天下事、發(fā)明各種實用武器是智慧的化身，這些都是在渲染周邊人的同時在比較中體現(xiàn)出來的，沒有袁氏集團的迂腐就體現(xiàn)不出諸葛亮的睿智，這是在比較中渲染諸葛亮睿智的形象。
 
人物描寫時夸張手法的體現(xiàn) 
 夸張是文學作品創(chuàng)作中的一大特點，為了表達上的需要，故意言過其實，對客觀的人或事物盡力作擴大或縮小的描述。
 《三國演義》在人物描寫過程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夸張寫法，第一章，在描寫劉備相貌時就寫到：‘兩耳垂肩, 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試想，哪個人能有這樣的相貌，要真的有這樣的相貌還是人嘛，更別提英雄了。作者這樣夸大相貌描寫的意圖還是為了體現(xiàn)劉備與眾不同，有帝王相的效果。
 又如，‘張翼德大戰(zhàn)長坂坡’這一章為了反映張飛的勇猛，作者三次大吼，最后一次，曹軍夏侯杰竟然‘膽裂而亡’。這些都能體現(xiàn)作者夸張技巧的運用。
 在渲染和比較中去塑造人物形象，描寫人物特點既能加深讀者印象，又能使作品更生動形象。
人物描寫合情合理，同時又很曲折
 作者在人物描寫、情節(jié)安排、都下了大功夫，我要分析人物描寫的成功對作品的影響。《三國演義》中運用不同人物描寫方法，去塑造人物形象，在人物描寫的過程中把歷史和文學自然結合，現(xiàn)示出了很自然的人物描寫方式，又使這些人物描寫的效果有了浪漫傳奇的色彩。描寫人物特點既能加深讀者印象，又能使作品更生動形象，這樣就創(chuàng)造了一種人物很曲折的安排方式,他的藝術價值就是:作品的人物描寫不止要合情合理也要很曲折。
  《三國演義》中人物出現(xiàn)地很曲折，似乎很少順風順水，總在情理之中安排人物出場，又很意外的插入一些插曲。三姓家奴——呂布的出現(xiàn)，呂布，呂布跟丁原、跟董卓這兩個‘干爹’的描寫，使得呂布這一形象在逆子與英雄之間多次變換，當然，在變換的同時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人物出場很曲折，也加速了作品的流傳。
 我們重點描寫另外一個人物：諸葛亮。‘三顧茅廬’請諸葛亮的出場已經(jīng)是經(jīng)典，首先，作者寫劉備從襄陽城逃脫了蔡瑁的追殺后，由一牧童指引見到了水鏡先生，于是水鏡向他推薦了“伏龍、雛鳳”，這可以說是作者安排的第一層鋪墊。其次，劉備送徐庶千里，徐庶別而忽返，向他推薦了諸葛亮，此為作者安排的第二層鋪墊。接著作者寫水鏡到劉備處訪徐庶不見而又談論起潁川賢士之多，又言徐庶所薦之諸葛亮曾自比管仲、樂毅，此時，玄德請諸葛亮出山之志堅矣！而讀者心目中諸葛亮的形象開始愈加偉大起來，此為作者的第三層鋪墊。　　“三顧茅廬”過程使得諸葛亮的出場更曲折，劉備兄弟三人造訪諸葛亮不遇，回來的路上遇一仙風道骨之人，劉備以為此人即是諸葛亮，急下馬向前施禮，問之乃諸葛亮之好友崔州平也。崔并不同意劉備請諸葛亮出山補綴乾坤，并認為“恐不易為，徒廢心力耳。”，而劉備并不為所動，求亮之心更堅。此可為第四層鋪墊。第二次再訪時遇到了諸葛亮的另一個好朋友石廣元（起初劉備聽其不俗的歌詠，也認為是終于見了諸葛亮），接著，劉備又把諸葛亮的岳丈黃承彥誤認為是諸葛亮，此為作者安排的又一層鋪墊。此時，不只是劉備非見諸葛亮不可了，就連讀者也急不可待了。第三次造訪，劉備終于如愿以償?shù)囊娏巳账家瓜氲闹T葛亮，于是出現(xiàn)了名垂千古的“隆中對”，從此，劉備在諸葛亮的輔佐下連戰(zhàn)皆捷，終于開創(chuàng)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偉業(yè)。在這一過程中，諸葛亮在讀者心目中的形象也逐漸豐滿起來。
 這些人物描寫在變換中顯得十分曲折，這樣的描寫使得作品故事情很強，也能給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顯得人物描寫的很有層次。
人物描寫的對象存在普遍性的特點
 在這里，我必須要指出的一點是我們要區(qū)分一下 普通和普遍的區(qū)別：普通是指；普遍是指。
 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指出，《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對小說人物“描寫過實。寫好的人，簡直一點壞處都沒有;而寫不好的人，又是一點好處都沒有。”[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第368頁。]《三國演義》人物描寫符合大眾思維模式，描寫人物時都很普遍，君王就應該有君王的氣勢，英雄就應該有英雄的魅力，奸佞小人就應該該長著一副丑惡的嘴臉，作者在人物描寫的時候就故意把每一個人物形象寫的很普通。在眾多人物的形象塑造中，我們大多能看到對某一形象基本上都是絕對的褒義評價或絕對的貶義批判，比如，劉備被褒為仁君形象;曹操則被貶為奸詐且殘酷的壞人形象，諸葛亮被形容為智慧和才能超群的人物，這是一般學者都能看的評價。   
 作者把人物形象這樣安排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因為作者本身就對這些人愛憎分明，“擁劉反曹”、“忠義思想”的影響，原因是描寫的過程體現(xiàn)了正常人的思維。另一方面，從作者的角度出發(fā)，羅貫中的出身也是一波三折，經(jīng)歷了人世間的百態(tài)，他雖未經(jīng)歷三國的亂世，但是他對劉備仁義君子、關羽義薄云天、張飛俠義肝膽也是他自己崇拜的偶像，所以，他愿意花精力在人物描寫上下功夫。一部小說人物描寫方法的成功在古代或現(xiàn)代，在國內(nèi)或國外是不多見的。
 由于羅貫中在 《三國演義》里，塑造的人物形象采用了這些藝術手法，這標志著我國古典小說在人物描寫上的新發(fā)展，因而在中國文學史上，它尤如一顆璀璨的明珠，光彩照人，讓人百讀不厭。
二、 客觀評價《三國演義》人物描寫不足
 《三國演義》的地位很重要，無論是文學、史學、古代小說等都占有一席之地。我們要敢于批判權威，勇于指出《三國演義》在人物描寫方面的不足。《三國演義》中，曹操、劉備、諸葛亮、關羽等人的性格、形象雖然很豐滿而且可以被大多數(shù)人接受，但是多少還存在被扭曲的成分。
 1、從《三國演義》中人物描寫的特點看，要指出的是人物描寫這種手法運用的不足，主要體現(xiàn)在人物性格缺少發(fā)展，屬定型化典型。如諸葛亮生來就聰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五行八卦諸子百家，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曹操生來就奸詐“寧可我負天下人，勿叫天下人復我”。
 2、 從《三國演義》塑造人物性格上看，作者有時夸張過分，在描寫《三國演義》的一個重要人物諸葛亮時，作者明顯夸大其詞。諸葛亮赤壁之戰(zhàn)巧借東風、白帝城托孤扶阿斗、孔明燈木牛流馬連弩箭等多項發(fā)明，這些東西太出神入化，諸葛亮簡直不是“人”，是“神”！正如魯迅說的：“預長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亮多智而近妖。”說作者要夸大劉備的長、厚,結果卻夸大了，這一評價十分正確。
 《三國演義》局限性也是有目共睹的。首先,《三國演義》的人物描寫有失誤之處,這正是類型化描寫本身的缺陷。同時,在塑造人物形象的過程中,作者脫離了歷史和現(xiàn)實社會,而片面地強調自己的主觀想象。其次,《三國演義》是作者“據(jù)正史”、“采小說”而寫出的,因此必然會有著情節(jié)不連慣、人物性格不統(tǒng)一的情況,而每一個故事往往有其相對獨立的思想意義。可見,《三國演義》類型化人物形象在藝術描寫上的優(yōu)缺點,不僅僅是自身所具有的,也和作品的主題、時代背景以及作者的主觀認識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
參考文獻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
2、羅貫中《三國演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3、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