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魯迅文學思想的“精神至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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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魯迅文學思想的“精神至上觀”    
                                     
[摘 要] 魯迅作為一個文化轉型時期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是復雜的，這表現在他一方面主張“拿來主義”和堅決批判傳統，另一方面又自覺不自覺地在一些方面信奉著文化傳統，他的精神至上觀與儒家文化之間的本質聯系就體現出民族傳統在他的文化心理上的深刻積淀，“心學”是儒家傳統的靈魂之一，它的核心意義就在于把“人心”視為人格實現和歷史秩序的主宰功能，魯迅的“棄醫從文”，提倡個性，張揚科學精神，以及他畢生為之奮斗的思想啟蒙事業，共同體現著一個思想模式，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轉變是社會歷史變革的根本，這就我們所說的魯迅的精神至上觀。
[關鍵詞]儒家傳統；思想模式；精神至上觀
 
      盡管有不同的意見，但我還是認為中國整個20世紀的文化選擇，就總體而言，都表現出對西方各種勢力的侵入與挑戰的回應，這種回應是建立在民族立場上的，其動機和目標是振興中國，這個目標是本世紀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如果將實現這一目標看做一個過程，那么這個過程的邏輯起點在哪里？不同歷史時期的知識精英們的思考雖因時代而異，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觀點是，從轉變個人的思想入手，即個人的思想意識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和關鍵，我們姑且將這一主張稱為“精神至上觀”或“精神至上主義”。
       我們知道，魯迅能夠成為作家，來自于他的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擇。那就是他在1906年的棄醫從文。魯迅為什么突然棄醫從文？人們常常把《(吶喊)自序》中魯迅的一段自述作為依據。用魯迅自己的話說，從那一次以后就放棄了學醫的理想，到了東京搞文藝運動去了。然而，當我們仔細考察魯迅“從醫”，還是“從文”的理由時，就會發現問題并不那么簡單。
       魯迅的從醫選擇是相當實際而有意義的，照他自己的說法是，一面可以救治“被誤的病人”，可以在戰時做軍醫；一面可以促進“國人對維新的信仰”。根據上面的解釋，魯迅對這樣一種選擇的放棄理由并不充分，因為一方面在戰爭時期，第三國的人為交戰雙方的一方做間諜的事是常有的，另一方面這現象對于中國人來說又沒有普遍意義，并不能說明什么深刻的問題。魯迅卻因此得到三點認識：一是國民的精神如果“愚弱”，體格再健壯也毫無意義；二是國民救助的唯一途徑是“改變他們的精神”；三是“善于改變精神的”“要推文藝”。很顯然，魯迅的這三點認識有一個共同的關懷，就是人的精神的重要性，而這種對人的精神的特別強調，與他所看到的那些極度悲痛和痛苦的“畫面”似乎并無直接的明顯的聯系，這說明強調人的精神已經先在于魯迅的思想結構之中了。
     1907年以后，魯迅連續發表的《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和《破惡聲論》等文章，集中反映了他早期的思想成果，尤其是《文化偏至論》中所表達的思想更具有代表性。在這里，魯迅的思考是，要振興民族大業，重建民族文化的輝煌，就“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性而排眾數。”很顯然，魯迅在將物質與靈明、個人與眾數對立起來之后，贊成和主張的是“張靈明”和“任個人”。與物質相對的“靈明”，同傳統儒家心性之學中的“心”的含義十分接近，如王陽明在《大學問》中就把心界定為“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魯迅所說的靈明，實際是指良知，印人的道德理性，也就是說，救世的法寶不是物質，而是人的良知和理性，民族的希望在于人們的精神世界的轉變。魯迅在這里說的“個人”和“眾數”，其含義是特定的。他提出“任個性而排眾數”的口號，是基于對“眾治”的懷疑和對思想自由的特殊關心。他認為有了更多的國民能夠用自己的頭腦去獨立地思考歷史、面對現實，民族國家才有望振興。中華民族的出路“首在人立，人立之后而凡是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魯迅的“個人”是指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