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訴求與犯罪研究(二)

社會分工日益細化的今天，新生代農民工成了不可缺少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一方面，為城市第二、三產業發展提供了廉價勞動力，推動了城鄉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的；另一方面，強烈的城市化訴求得不到實現，成為犯罪的誘發因素。

1、城市身份訴求受阻。長時間在城市打工、生活，新生代農民工逐漸喪失了對原來農村社區的認同感，他們夢想成為城市人，卻不被城市所接納，痛苦地游離于城市和農村之間，城市身份訴求受阻誘發了犯罪的發生。

2、城市購房定居的訴求受阻。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多數想要在城市擁有自己的住房，但是現實的高房價與他們的低收入之間的差距成為他們主觀個體無法逾越鴻溝，只能以租廉價房度日。其結果導致了這些為城市蓋起了高樓大廈、豪華別墅的人卻在城市得不到自己的棲息之地，久而久之，這種心理的落差與夢想城市住房的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傾斜加劇，有些人為了改變現狀、實現夢想，不惜以犯罪的手段來填平訴求與現實之間的溝壑。

3、權益公平訴求受阻。獲得與城市人口同樣的權益保障也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由于他們與生俱來的農民身份的“標簽”，成為橫亙在他們與城市之間的一道難以跨越屏障，也使這些身居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各種權益公平的訴求受阻。

三、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訴求，預防新生代農民工犯罪

事物的發展發展都是在前進與曲折中進行的，同樣，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伴生物——新生代農民工的犯罪問題已經成為近年來的社會熱點問題。關注和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訴求，是對我國傳統的城鄉二元化格局、戶籍制度、思想觀念、對農村人口城市化的認知和態度的挑戰和沖擊；關注和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訴求，是城市化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關注和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訴求，是有效地抑制和預防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關鍵所在。 

在戶籍制度改革中，我們應該降低城市身份的門檻，根據國力、城市的現實承載能力，在城市化由低到高的進程中逐漸吸納農村人口，比如可以根據新生代農民工在所在城市居住、打工的時間，文化程度，所掌握的技能的層次、無犯罪記錄等作為吸納農民工的前提條件，制定相應的吸納農民工的戶籍政策，其目的一是逐步實現新生代農民工向城市身份的逐步過渡，二是鼓勵那些不符合政策條件的新生代農民工通過自覺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和在城市的競爭力，完成自城市化。

新生代農民工均在經濟發達的城市就業，而發達城市的高房價與新生代農民工低收入之間的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而且隨著城市經濟的 發展 、城市可用地皮的減少、城市流動人口的增多，這個矛盾會更加突出。要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買房定居的問題也愈發困難，而對于每一個公民來講，“安居”是“樂業”的前提，“無事”又是“生非”的前提。為穩定城市社會治安，預防那些由于居無定所、無所事事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為了讓他們能夠在城市穩定生活，消除城市社會治安的隱患，城市有責任把解決新生代農民工住房問題納入城市建設、發展綱要中。人人生而平等，只是一個永恒的話題，民權應該被保障被適用于一切人民群眾。所以與城市人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權、勞動權、社會保障權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的必要要件。為預防和遏制新生代農民工由于權益公平訴求受阻導致的犯罪行為，在城市化進程中，必須要重視和逐步解決新生代農民的權益公平訴求。運用歷史唯物主義來科學看待這些矛盾與問題，這是社會歷史發展必經的道路。總之，城市化進程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的漸進過程，期間總有各種矛盾和問題的不斷出現，正視和重視這些出現的問題并不斷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也是城市化不可或缺的過程。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農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轉變既然作為城市化的重要標志，正視和重視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訴求，逐步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問題，才能有效地預防和減少新生代農民工的犯罪，為城市化進程創造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從而促進我國城市化和諧發展，又好又快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