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投資風險的成因及其對策——家庭投資風險分析

目錄

一、金融投資風險成因分析3

(一)我國家庭金融投資的風險根源3

1． 我國經濟轉型是家庭金融投資風險的觸發器。3

2． 社會變遷成為我國家庭金融投資風險的催化劑。3

3． 新老金融觀念的矛盾增加了家庭金融投資風險。4

（二）我國家庭金融投資的風險因素是指投資品價值的不確定性。4

1． 制度風險我國家庭金融投資的制度風險包括經濟制度因素和金融制度因素。4

2． 市場風險主要包括經濟周期、通貨膨脹、違約風險、利率風險、匯率風險、理財機構運作風險及收入支出風險等。5

3． 社會風險社會風險包含外部因素和投資家庭內部因素兩個方面。5

二、其它國家應對家庭金融投資風險的經驗................................................................................5

（一）增加居民收入,使居民收入與家庭金融資產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6

（二）加強金融安全建設。7

1． 投資的培訓和教育。7

2． 金融中介信息的透明化。8

3． 法律制度的完善。8

三、我國家庭金融投資風險的應對策略........................................................................................8

（一）我國政府的職責加快經濟發展,提高居民收入。8

（二）我國金融中介的義務。10

（三）我國投資家庭承擔的任務。11

內容摘要

我國家庭金融投資的風險不能完全歸屬于居民家庭個體行為的范疇,因為它反映了國家經濟發展中家庭部門的整體行動取向,同時也不能簡單視為我國特色的特殊案例,因為它是經濟危機之后很多國家共同面對的課題。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隨著老齡化等社會問題的日益嚴重,家庭金融投資承受著多種壓力。任何某一個機構的“單打獨斗”都不能有效地化解和降低家庭金融風險。只有政府、金融中介、家庭共同構建三位一體的安全網絡,才能有效應對家庭金融的風險:政府機構要大力促進經濟的全方位發展。

論我國投資風險的成因及其對策

——家庭投資風險分析

本文主要從宏觀層面分析家庭投資理財可能會遇到的風險及應對方法，同時通過借鑒其它國家的先進投資管理理念與我國國情相結合總結適合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法。

一、金融投資風險成因分析

(一)我國家庭金融投資的風險根源

我國經濟轉型是家庭金融投資風險的觸發器。

經濟轉型對于我國來說并不是一個新問題。早在198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已經提出了“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十字方針,“九五”期間中央明確提出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轉變,“十五”期間將經濟結構調整作為發展主線,“十一五”期間更是把經濟方式轉變作為戰略重點。經濟危機后,為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以及創新能力,我國政府加快了需求結構、產業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的調整步伐。經濟體制轉型要求金融體制與之相適應,這種變動存在不可預見性,因而也為家庭金融投資帶來了風險。

社會變遷成為我國家庭金融投資風險的催化劑。

首先,家庭制度的轉變加大了老年人金融資產的不安全性。我國傳統的養老觀念是“養兒防老”,以往大多數子女在已婚后會選擇與父母同住或者居住在附近。長期以來這種傳統的家庭制度有力地支撐了家庭金融投資。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受西方文化和教育制度的影響,傳統的家庭瀕臨解體,越來越多的家庭顯現出小型化的特征。《我國民生發展報告2012》顯示,75.2%的已婚成年子女不與父母居住,而且空巢家庭超過13.3%。這使傳統的養老習俗受到挑戰,家庭養老的功能弱化。在風險程度日益加大的環境下,具有一定風險承擔能力的年輕家庭金融投資能力不足,而風險承擔性較差的老年人家庭卻持有更高的金融資產,使得家庭金融資產投資的不安全性加大。

新老金融觀念的矛盾增加了家庭金融投資風險。

從傳統來看,中華民族歷來崇尚勤儉持家、自力更生,反對奢華拜金、不勞而獲,在消費習慣上傾向于克制自律,通過生產勞動創造財富并且實現保值增值。然而隨著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潮流,新型金融觀念興起,尤其在年輕人中信用卡消費盛行,并且存在非理性投資沖動,我國家庭金融投資處于兩種金融觀念的磨合期。

（二）我國家庭金融投資的風險因素是指投資品價值的不確定性。

我國家庭金融投資所面臨的風險是社會變遷和經濟轉型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所有家庭金融投資無法回避的問題。因此,了解風險進而判斷風險極為重要。

我國家庭金融投資的制度風險包括經濟制度因素和金融制度因素。

在經濟制度方面,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仍然是以投資拉動為主,技術進步的貢獻有限。這種粗放型的經濟運作方式效率低。以投資擴張主導經濟發展,導致貨幣供應量增加,容易引起通貨膨脹,從而影響家庭金融投資。這也是我國迫切需要經濟轉型的原因之一。在金融制度方面,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的是“大一統”的體制,即所有社會資金全部以財政撥款為主,銀行只是充當“出納員”的角色。改革開放后開始進行金融體制改革,建立了健全的貨幣制度,形成了功能完備的金融組織體系,構建了競爭有序、開放的金融市場,形成了靈活、高效的宏觀調控體系和金融監管體系。但是仍然存在政策性金融比重過高,銀行產權結構單一、治理結構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監管制度呈現行政性傾向等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指出,1997年的東南亞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壞的銀行制度。因而當前的銀行制度為金融體系的安全埋下了隱患。

市場風險主要包括經濟周期、通貨膨脹、違約風險、利率風險、匯率風險、理財機構運作風險及收入支出風險等。

復蘇、高漲、危機、蕭條是經濟周期的四個階段,宏觀經濟總是圍繞著這四個階段在一定的時期內循環反復,構成了家庭金融投資中最難控制的風險。其他方面:通貨膨脹初期以及持續一段時間之后的價格波動,會對家庭金融投資者帶來一定的經濟損失;鑒于所有的金融活動都與當前以及未來利率的變動趨勢息息相關,家庭金融也不例外,因而家庭金融會受利率風險的影響;隨著全球化以及區域一體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外匯儲蓄存款,對不同幣種之間匯率的依賴會產生匯率風險;如果家庭所持股票、債券的發行企業倒閉或者缺乏償債能力,家庭金融投資就會面臨違約風險;作為單個投資主體的家庭,受信息和交易成本的限制更傾向于選擇理財機構進行金融投資,而理財機構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投資人利益最大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羊群效應”,無形中也會向家庭投資主體轉嫁風險;還有收入風險,主要是我國家庭收入仍然遠遠低于日本、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無法做到盡可能多地進行分散性投資,而且雇傭關系、供需關系變化以及養老、醫療的壓力加大了家庭收入、支出的不確定性,為家庭金融投資增加了風險。總之,金融市場的多元化為家庭投資增加了選擇的空間,但是也提高了風險規避的難度和不確定性。

社會風險社會風險包含外部因素和投資家庭內部因素兩個方面。

外部因素包含前文提及的人口老齡化,然而更為重要的是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風險全球化。2008年經濟危機已經證明了國際金融市場的連鎖反應特征,一旦某一國家或者地區顯現出危機的跡象,就會迅速蔓延。從內部因素來看,主要是家庭金融投資者的有限理性。這種有限理性主要體現在家庭投資者的預見能力不足,其原因在于市場經濟方面知識存量不足,不熟悉金融市場運作規律,造成盲目投資。二、其它國家應對家庭金融投資風險的經驗 日本家庭金融投資的背景與我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樣經歷了經濟轉型,經濟制度由政府主導轉向市場主導;家庭制度也發生了重大轉變,老齡化社會問題突出;而且我國與日本均受儒家文化影響,具有重和諧、倫理,提倡節儉的生活態度,因而在家庭金融投資中都偏好銀行存款。不同的是,日本家庭金融資產遠遠高于我國。隨著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技術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借鑒其應對風險的經驗,對于促進我國家庭金融投資理性、穩定發展具有現實意義。日本政府采取多方措施提升家庭金融投資應對風險的能力。

（一）增加居民收入,使居民收入與家庭金融資產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早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以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完全就業、深化產業結構調整為目的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通過解散大財團凈化競爭市場;普及高中和大學教育以提高勞動力素質并推遲和延緩勞動力供給,使得工資上漲成為必然;加大稅收的直管力度,降低普通勞動者的稅率增加中低家庭收入;取消戶籍限制,促進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實現公平就業。一系列措施在短短10年間使日本居民收入連續翻番,明顯縮小了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以及地區之間、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民間金融投資因此得以蓬勃發展,家庭金融資產達到較高水平。多年來良好的收入基礎為日本家庭抵抗經濟危機提供了保證,提升了抗風險的能力,因而幫助日本家庭金融資產在金融危機第二年,即2009年實現了2.5%的上漲。

（二）加強金融安全建設。

由于日本家庭以儲蓄性金融資產為主,為了保護銀行體系安全,增加投資者信心,1971年,日本建立了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在2008年經濟危機中,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對于抑制個別金融機構倒閉造成的“多米諾效應”,減少家庭金融投資的損失,維護金融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為了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日本還成立了投資者保護基金和保險契約者保護機構,要求日本國內所有的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必須加入。其中投資者保護基金最高保護限額為1000萬日元,保險契約保護的限額為保險額度的90%至100%。由此可見,日本政府對家庭金融投資的銀行儲蓄、證券及保險做了全方位的保護。這也是經濟危機之后日本人均家庭金融資產仍排名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金融中介在幫助日本家庭實現資金保值和增值的過程中,也承擔了相應的責任。

投資的培訓和教育。

為了促進民間投資,早在2000年,日本金融系統委員會就提出必須支持消費者在金融方面的教育,并在2004年提出“加大投資教育,豐富公眾在不同人生階段的投資體驗”議題,內閣府辦公室則于2005年正式啟動針對大眾的經濟投資教育。由于政府的重視,各金融中介均十分推崇投資培訓和教育。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證券商協會(JASD)和東京證券交易所。其教育對象主要分為學生、教師、普通大眾。其中:學生涵蓋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教育方式由玩股票游戲到觀察社會動態和股市行情直至資產管理,層層深入,從小培養學生的投資意識;對普通大眾的投資教育有免費培訓班、研討會、網絡培訓、專業的證券課程等,方式多樣,不僅提升了居民投資的意識和熱情,而且隨著居民對金融投資市場專業知識的深入了解,增強了家庭金融應對風險的能力。

金融中介信息的透明化。

金融中介信息披露方面不僅要公開投資對象的財務內容、經營狀況,還要詳細說明金融產品的性質、風險程度,避免混淆安全產品和風險產品;同時,按照《個人信息保護法》和《個人信用信息保護法案》要求,保護投資者的信息,防止由于信息流出使投資者的利益受到侵害。

法律制度的完善。

日本政府頒布了《金融商品銷售法》和《消費者契約法》,明確規定金融機構要對金融產品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企業經營狀況等進行說明,并需在充分了解投資者家庭結構、資產特征等信息后,引導投資者選擇相應的金融產品,還要受理因未詳細說明而造成投資者財產損失的賠償請求。長期以來,日本在積極鼓勵居民學習家庭投資的相關知識、參與各種培訓、提升其風險的承擔能力的同時,還大力宣傳投資者應承擔的社會責任，要求家庭投資者注重投資對象的社會效益。這種作法不僅能對上市企業形成監督,促進其承擔社會責任以促進社會的長足發展,進而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也能減少家庭金融投資的風險。 

三、我國家庭金融投資風險的應對策略 雖然家庭金融投資風險的復雜性和多元性,給我國家庭金融投資的風險應對帶來了挑戰,且不能夠完全化解和消除,但是結合我國自身特點,借鑒日本應對風險的經驗,通過政府、金融機構以及家庭金融投資主體的互動,還是可以減少風險對于家庭金融投資沖擊的。

（一）我國政府的職責加快經濟發展,提高居民收入。

收入水平是家庭金融投資的物質基礎。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使居民收入連續增長,民間投資蓬勃發展,家庭金融資產達到高水平,有效地提升了應對經濟危機的能力。在我國,家庭收入水平總量偏低,使得我國家庭不可能大規模地進行股票、基金等高風險性金融資產的投資,加之受傳統的“少消費、多儲蓄”理財觀念的影響,使得我國家庭金融大多集中于銀行存款、保險等預防性投資。另外,收入水平低也會限制投資風險的分散。因此,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加快經濟發展、提高居民收入是幫助我國家庭金融投資規避風險的必要手段。

首先從分配的角度來看:在初次分配中,應當改變國民經濟收入分配向政府傾斜的趨勢,出臺提高基本工資的政策,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使勞動者真正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并且通過家庭金融投資實現財富的積累;在再次分配中,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費負擔,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為中低勞動者的金融投資提供物質基礎,縮小收入差距。

從降低支出不確定性的角度來看,不僅要加強繼續教育和職工的技能培訓,而且要擴大就業途徑,降低失業率,進而減少由此帶來的家庭收入不確定性;完善社會保險制度,提高社會保險力度和覆蓋率,保持物價穩定,減少家庭支出的不確定性。加強監管,增強風險的事前防范。由于家庭投資者與作為金融市場主體的企業之間存在信息及地位的不對稱,增加了家庭在金融投資過程中遭遇違約的風險。而這種違約風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監管力度不夠所造成的。

對于我國而言,除了要加強法律監督之外,還應當致力于統一準入條件、統一信息披露標準、統一資質評級要求,加強上市公司的審查力度,保證資本市場信息的透明度,提升信息質量,降低交易費用,遏制內幕操作等不規范投資。對存在不規范經營的企業要取消資質,為家庭金融投資樹立信心,維護金融市場的公正公平,使金融市場成為家庭金融投資的理想選擇。保護投資者利益,加強風險的事后補救。

銀行存款占據了我國家庭金融投資的絕對比例,但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尚未在我國建立。雖然目前我國沒有經歷過大的銀行支付危機,但不保證未來也不發生。為了完善后危機時代的金融安全,我國需要盡快建立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另外,我國于2005年設立了我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又于2011年年底成立了投資者保護局,并計劃將我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納入保護局。由于尚處于建立初期,應當學習其他國家對于保護基金的管理先進理念,盡快擴大保護工作的覆蓋范圍,切實反映投資者的訴求,增強家庭金融投資的安全性。

（二）我國金融中介的義務。

金融中介要以投資者為本,向投資者充分披露投資對象的經營內容、財務狀況,詳細說明金融產品的性質,提供可信賴的金融產品,保護家庭金融投資信息資料的安全,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家庭投資主體的權益。組織投資知識培訓教育,引導投資行為。總體來看,我國居民投資意識并不高,因此金融中介機構首先應當經常性地舉辦居民投資知識講座和培訓,深入社區對股票、基金、證券、黃金、外匯、期貨等投資進行宣傳,其次應與學校合作,培養學生的投資意識,全方位提升投資教育,營造家庭投資的氛圍。另外,由于家庭投資者對投資的相關背景及信息了解有限,因此會呈現短期投資的特征,而這種短期投資行為正是引起家庭金融風險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國金融中介機構要學習金融中介的“勸說方針”,根據投資家庭的資產特征、知識經驗、家庭所處生命周期以及家庭成員的風險承擔性,推薦相應的金融產品,引導家庭金融投資向長期、理性、組合化的方向發展,避免因個人非理性行為給資產帶來風險。加強信息披露,創新金融產品。家庭金融投資要求詳細了解投資對象的經營內容、財務狀況、近期重大事件等,而對于投資者的個人信息則要求給予安全有效的保護。因此,應當學習建立完善的保護個人信息的統一法律、法規,提升金融機構保護投資者個人信息的意識,在金融機構與家庭投資者之間建立信任關系;同時,應及時、全面、準確地披露企業信息,以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從理論上說,金融投資的渠道越多,越能夠分散和化解金融投資的風險。目前,雖然我國的金融市場已經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但是在家庭金融投資中,銀行存款仍占有很高比例。這就需要進行儲蓄分流,拓寬家庭投資渠道。對于金融中介而言,就要創新金融產品,為投資主體提供更多的值得信賴的金融產品,使家庭金融投資的風險得以分散。

(三) 我國投資家庭承擔的任務。

為了應對家庭金融投資的風險,作為投資主體的家庭也承擔著相應的任務,總體來說包括兩部分:學習金融知識,遵循經濟規律。金融產品不像其他產品那樣具有一定的形態,看得見、摸得著,通過感官和觸覺進行判斷和評價,它只能通過信息的傳遞和反饋來反映產品的價值。這種特殊性要求投資者要具備一定的金融知識。學習相應的金融知識能夠幫助家庭金融投資者對國內外經濟形勢做出較為準確的判斷,提高對金融信息的甄別能力,增強金融風險的防范意識,提高自我保護能力,從而降低投資風險。另外,金融知識能夠使家庭金融投資者更加遵循經濟規律和金融規律行事,降低非理性投資沖動,減少投資偏差。增強風險承擔能力,擔當投資者社會責任。長期以來,金融市場一直遵循“誰投資、誰受益”和“高風險、高回報”的原則。因此,一旦家庭決定進行金融投資,就要具有這種風險承擔的意識和能力。金融資產代表了未來收益的權利,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雖然政府對投資者有一定的保護措施,但是除保護措施之外的一切可能損失必須由家庭自行承擔,因而投資家庭要對風險具有清醒的認識。另外,日本長期以來所推崇的投資者的社會責任也值得我國家庭學習。投資者的社會責任強調投資者除了要重視投資對象的財務收益,還要關注投資對象的社會性。這要求家庭金融投資者既要追求經濟利益,也要追求社會利益,通過自己的投資活動證明社會性較高的企業其成長性也較高,從而鼓勵企業勇于承擔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