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以辯護權的保障為切入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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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中規(guī)定，對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辦案機關應當為其指定辯護人。雖然法律援助的時間現(xiàn)已提前到偵查階段，但是偵查階段是搜集證據(jù)的關鍵時間，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罪輕的證據(jù)還不能完全確定下來，即使證據(jù)已經搜集充分，也可能會因為程序瑕疵在審判階段不予采用，甚至在出現(xiàn)非法取證的情況下通過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予以排除。并且，偵查機關的主要職能是查明案件事實，并非承擔審判機關才有的量刑職能，犯罪嫌疑人是否會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應綜合其作案手段、作案時間、認罪態(tài)度、被害人諒解、是否初犯或累犯等多種因素才能判斷，在偵查階段如何準確判斷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在司法實務對于偵查機關來說具備一定難度。有一種情況不容小覷，即辦案人員往往以“認知不足”為借口，刻意規(guī)避指定辯護的適用。這種情況下，指定辯護的受援范圍有可能會由于人為因素被限制。與之相比，在德國，通過法官在審判階段自行判斷犯罪嫌疑人是否達到量刑標準，從而指定辯護，作為例外，檢察院也可以在偵查階段為當事人申請法律援助，但是決定權仍然掌握在法官手機。因此，如何有效保證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得到指定辯護，依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三，公檢法三機關的通知職責并不明確。

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言下之意就是，上述三個機關均負有職責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同時有義務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但也正是由于這樣規(guī)定，容易出現(xiàn)下列狀況：首先，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怠于通知、或者由于業(yè)務過失沒有通知，從而導致犯罪嫌疑人錯過法律援助的最佳時機。偵查階段是調查取證的關鍵時間，犯罪嫌疑人在本應得到法律援助的情況下卻由于種種因素，無法行使其應有的權利，極大地損害了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此時非法取證現(xiàn)象也更容易滋生。其次，三機關在履行通知職責這一問題上會出現(xiàn)互相推諉的局面。況且三機關內部根據(jù)分工存在多個部門，具體由哪個部門去履行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的職責，在相關法規(guī)中也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其中有一個問題不能忽視：就是實踐中辦案機關由其是公安機關，主觀上傾向于法律援助律師不介入到偵查階段，認為他們對于偵查犯罪事實沒有幫助，反而阻礙破案進程，偵查機關多急于將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而容易忽略法律規(guī)定，不嚴格遵守刑事訴訟程序。而對于三機關由于自身原因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得到及時的法律援助這一問題，如何救濟？也僅有一下法律規(guī)定：上級發(fā)現(xiàn)下級所做決定或辦理案件有錯誤的，可予以變更、撤銷或者糾正。相關人員并不會因此而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有學者提出，對于這種情況應當給予程序性制裁，即辦案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而沒有通知導致犯罪嫌疑人沒有律師辯護的，所進行的偵查活動和審查起訴活動將視為無效。根據(jù)相關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應當著重審查首次詢問時是否告知被告人相關權利和法律規(guī)定，并且告知的情形應當記錄在案，首次詢問筆錄沒有記錄告知被訊問人相關權利和法律規(guī)定，同時辦案機關不能作出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所獲取的訊問筆錄（被告人供述）應當做非法證據(jù)予以排除。因此本文認為上述法律規(guī)定也能起到與程序性制裁大抵相當?shù)男Ч?/div>

第四，法律援助律師辯護質量得不到保證。

首先，根據(jù)《法律援助條例》，承擔法律援助職責的律師分為兩類，一是法律援助機構的律師，而是律師事務所中的律師。除此之外并無其他更為詳細的規(guī)定，因此，法援律師并么有根據(jù)案件性質、疑難程度以及律師自身的辦案能力等標準來挑選，法援律師具備相應的專業(yè)知識和實踐經驗是保證法律援助案件質量的首要前提。從實踐中來看，法援律師以資質尚淺的律師居多，缺少辦案經驗，業(yè)務能力堪憂。

因此，從源頭上就無法保證法援律師自身的業(yè)務能力。同時，這也跟資深律師由于辦案補貼不高且不重視法律援助案件有關。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借鑒英國的經驗，英國在保證法律援助人員業(yè)務能力方面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建立律師名冊。入冊律師以具備一定的業(yè)務能力和執(zhí)業(yè)年限為準。第二，法援律師與當事人會面前還要經過專業(yè)考核。第三，針對法援律師進行專業(yè)培訓。其次，根據(jù)《關于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guī)定》中的程序設計，辦案機關應在24小時以內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申請轉交或告知法律援助機構，并于3日內通知相關人員協(xié)助向法律援助機構提供證明材料。法律援助機構在收到申請后進行審查于7日內作出決定。同時，作出決定后的3日內才能確定承辦律師并通知辦案機關，也就是1+3+7+3=14天，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確定法援律師的時間過長，因此可能會導致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得不到及時援助。即使是由人民法援負責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提供辯護的，案件相關材料在開庭15日前才轉送至法律援助機構，等到法律援助機構最終為被告人確定法援律師時，距離開庭時間僅剩2到3天，此時法援律師根本沒有充裕時間去認真準備辯護事宜，只能草草了事。而對于因辯護質量不佳而遭受量刑不當?shù)谋桓嫒藖碚f，法律上也沒有賦予其相應的救濟權利。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權的行使不管是在審前階段、審中階段、審后階段都沒有得到切實的保障。

三、結語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設計，應著眼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訴訟活動中的合法權利。除了上述幾個問題，我國刑事法律援助還存在地區(qū)援助資源分配不均、受援對象行使權利意識淡薄、缺少相關監(jiān)督和救濟機制等問題，本文由于篇幅限制，學術能力有限，在此不展開贅述。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建設工作起步較晚，在完善相關機制，尤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辯護權上，依舊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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