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規制的完善(二)

一、 我國危害食品安全問題的現狀

　　 食品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 而食品安全是關系到人類健康和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因此，一貫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但是，一些不法之徒受利益的驅動，冒天下之大不韙，置人民的生命健康于不顧，制假、售假，坑害群眾。一段時期以來，食品安全事故頻繁發生：福壽螺、蘇丹紅、毒火腿、瘦肉精、毛發醬油、黑心月餅……，直至2011年3月份曝光的雙匯“瘦肉精事件”，一起起怵目驚心，輕者致病，重者要命。國人為之驚恐、為之憤怒。隨著人們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長，加快食品安全立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呼聲日益高漲。我國現階段的食品安全存在很大的問題，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食品安全犯罪問題逐漸突出

　　根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2007年上半年發布的《2006年31個城市食品放心工程滿意度調查報告》顯示，大多數消費者對食品市場安全狀況感到不放心。有關數據顯示，我國每年食物中毒報告病例數約為2萬至4萬人，事實上，專家估計的這個數字還不到實際發生人數的10%。也就是說，我國每年食物中毒人數至少在20萬至40萬人左右。食品安全問題已成為一個沉重的社會話題。

　　（二） 食品安全違法犯罪社會危害性加大

　　源自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的食品質量安全狀況》的數據顯示，2006年我國質檢部門共立案查處食品違法案件4．9萬件，查獲假冒偽劣食品貨值金額4．5億元人民幣。而添加三聚氰胺奶粉一案，涉及知名企業之多，更是為我國歷史上所少見。

　　生產、銷售不安全食品的品種增多，規模更大。幾乎所有品種的食品都有不能確保安全的“山寨”版本誕生。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出現了專門生產不安全食品的“專業鄉”和“專業村”。例如，浙江金華加了敵敵畏的火腿，浙江溫州染色劑染紅的鄉巴佬鹵雞腿等。

　　食品安全犯罪手段隱蔽狡詐，真假難辨。有些不法分子受到打擊之后，并未因此停止作案，而是變換手段，以更秘密的方式進行違法犯罪活動。食品安全犯罪活動十分猖獗， 并呈現出由分散的、個別的作案向集團化、專業化發展的趨勢。個別地方還出現了產供銷一條龍配套的專業戶， 其危害后果越來越嚴重。

　　（三） 由于執法中存在的問題，很多犯罪分子逃脫刑法處罰 

　　在查處食品安全犯罪的執法過程中， 不易收集到相關證據或由于其他原因， 往往只給行為人以行政處罰，而不會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食品安全行政執法程序與司法程序之間出現斷層，無法實現有效銜接，現實中很多案件的處理結果是只罰無刑。例如，2006年，工商部門查處制售假冒偽劣食品案件6．8萬件，而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案件只有48件。

二、我國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規制存在的缺陷

　　 有學者把我國刑法典中關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規定分為直接條款和間接條款。直接規定食品安全犯罪的條款即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間接條款包括生產、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等。以上條款共同構成了當前我國刑事法律中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規制的整體。但是，我國刑法中關于食品安全的刑法規定仍然存在很多的問題。

　　（一）犯罪分類的缺陷

　　 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中的兩個罪名,處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這一章中。筆者認為有待商榷。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侵犯的客體都是復雜客體，即國家對食品衛生的管理制度和不特定多數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既然兩種罪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因而就有進一步區分的必要,因為主要客體決定犯罪的性質，從而也決定兩罪在刑法分則中的歸屬。究竟哪一個才是主要客體呢？根據犯罪客體理論，所謂主要客體,是指某一具體犯罪所侵害的復雜客體中程度較嚴重的刑法予以重點保護的社會關系。刑法規定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精神在于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在此認識的基礎上,不特定多數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才是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客體。

　　（二）刑罰設置的不足

　　刑法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即是犯罪和刑罰，犯罪是前提，刑罰是后果。刑法如果只規定犯罪，不規定刑罰，就不成其為刑法，也無法實現其任務。與西方法治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刑法比較注重自由刑、生命刑的使用，重刑色彩相對濃厚。筆者認為，我國現行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罰設置與其經濟犯罪的本質及社會危害性相比顯得不夠平衡。

　　1.罰金處治不夠得當

　　 眾所周知，物質需要的滿足有賴于金錢的保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罰金刑是通過剝奪某人的物，來攻擊其人，因此，罰金刑是人格型的刑罰。即使不像自由刑那樣明顯，但在一定限度內仍能收到教育效果。對食品安全犯罪而言，適用罰金刑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然而，在筆者看來，我國食品安全犯罪中對罰金刑的設置存在以下缺陷： ⑴罰金的計算以“銷售金額”為依據在實踐中操作性不強。《食品安全法》修訂后，對違反《食品安全法》的行政處罰已經訂正為依貨值金額計算， 所以仍堅持以銷售金額的數目決定罰金刑的數額， 將使那些沒有銷售金額或者銷售金額較少的犯罪分子得不到強有力的罰金刑處罰，使罰金刑功能受到嚴重制約。⑵對食品犯罪罰金刑限額幅度的設置過低。《刑法》第143條和第144條中，對基本犯的罰金刑規定是相同的，即并處或單處“銷售金額50％以上2倍以下”罰金，限額幅度的設置過低，不能體現罰金的剝奪性痛苦．特別是在法院判決單處罰金刑的情況下更為明顯。⑶我國《刑法》對單位罰金刑的規定過于籠統。《刑法》對單位的處罰是單處罰金，沒有明確規定罰金的上下限以及計算標準。這種無限額罰金制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它缺乏確定性，有違罪刑法定原則的明確性要求，更多的帶有宣言性質，對司法實踐的指導性不強。

　　 2.死刑設置的不合理

　　 《刑法》第144條規定：“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致人死亡或者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別嚴重危害的，依照本法第141條的規定處罰。”《刑法》第140條對生產、銷售假藥罪規定最高可判處死刑。筆者認為，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適用死刑過于嚴苛， 不符合國際公約的相關規定和刑罰輕緩化的趨勢，缺乏人道主義關懷。

　　 食品安全犯罪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復雜的社會原因，如社會監管機制的滯后、不完善等原因對食品安全犯罪的存在也負有很大的責任。如果對這種犯罪適用死刑的話，其結果便是將本來屬于社會承擔的責任完全轉嫁給犯罪者個人，這對犯罪人來說是不公平的。過分地倚重于死刑這一重刑并不能達到有效遏制食品安全犯罪的最終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