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受賄型濫用職權行為的罪數認定(一)

淺論受賄型濫用職權行為的罪數認定

[摘 要]近年來，在用電管理、土地、規劃、金融、教育等監管領域，受賄行為與濫用職權行為共生的現象較為突出。司法實踐中，對受賄型濫用職權行為的罪數認定存在一定爭議，本文擬通過案例分析、觀點辨析，得出受賄型濫用職權行為應當按照數罪并罰原則論處的結論。

[關鍵詞]受賄型；濫用職權；罪數；認定

一、受賄型濫用職權行為法律適用概述

受賄型濫用職權行為指當國家工作人員實行的既有受賄性質也有濫用職權性質的行為。目前我國法律對職務犯罪范圍的數罪并罰的定罪，存在有不同的規定。《刑法》第399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貪贓枉法，有前兩款行為的，同時又構成本法第385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條款中表述的前兩款行為，即刑法第399條第一款規定的徇私枉法罪、第二款規定的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而第385條規定之罪，即受賄罪。但是，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對于這類行為應當數罪并罰：“挪用公款而受賄或者進行其他非法活動構成的其他犯罪應當數罪并罰”。

對有上述兩個刑事立法的不同規定，對受賄與濫用職權犯罪共生案件的如何量刑造成難度，也引發了一定的爭議和困惑。

二、案例中各方觀點的判斷和分析

2000年至2005年，被告人黃某在擔任洞頭縣民政局福利中心主任期問，每年率縣福利企業年檢年審檢查小組到浙江恒博電氣制造有限公司（2003年前稱洞頭電器開關廠）檢查，該企業的董事長鄭某明確告訴黃某：自己在正常員工人數上弄虛作假，瞞報企業員工人數，使殘疾員工數占全部員工數的比例符合福利企業全額退稅的標準，并偽造虛假的福利企業材料應付檢查。黃某發現該問題后，不履行自身職責，不對企業正常員工人數進行檢查，不將該問題在年審表中如實反映，仍以企業虛報的材料為準進行檢查，致使浙江恒博電氣制造有限公司順利通過福利企業的年檢年審，在1999年至2004年期間享受了本不應享受的退稅優惠政策，造成國家稅收損失共計人民幣（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7513284．9元。1999年底至2006年，黃某利用其擔任洞頭縣民政局福利中心主任的職務便利，為鄭某福利企業的設立和騙取退稅優惠提供幫助，先后6次收受鄭某的賄賂共計10萬元。黃某因涉嫌犯濫用職權罪接受檢察機關訊問后，主動交代了檢察機關尚未掌握的受賄事實。案發后，黃某已退贓款10萬元。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一種意見認為黃某的行為只構成受賄罪。另一種意見認為黃某分別實施了濫用職權和受賄兩個獨立的行為，均構成犯罪，應實行數罪并罰。

筆者認為兩種意見的成立理由：（一）黃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濫用職權的行為與收受賄賂的行為具有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的關系,或者原因和結果的關系,因此兩者具有牽連關系；對牽連犯的處理一般是從一重罪處罰；同時觸犯兩個罪名的情況是想象競合犯,屬裁判上的一罪,應當按從一重罪處罰原則處理。（二）黃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濫用職權罪,數罪并罰。黃某受賄而濫用職權,并非想象競合犯、牽連犯,除刑法有例外規定,均應數罪并罰。

三、構成濫用職權罪和受賄罪應兩罪實行并罰

上述案例法院最終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對黃某數罪并罰。筆者認為：若受賄型濫用職權行為同時構成濫用職權罪和受賄罪，應兩罪實行并罰。理由如下：

（一）犯罪構成應以判斷罪數為基準。行為是具備一個犯罪構成的要件，認定一罪；行為與行為之間相互獨立，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的，通常原則上應認定數罪。在司法實踐中這一法則是貫徹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是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必然要求。犯罪具有濫用職權和受賄兩個故意，客觀上實施了受賄行為同時又實施了濫用職權行為，是兩個獨立的犯罪行為，兩者是沒有必然的聯系。受賄罪中的“為他人謀取利益”僅是一個主觀要件，并不要求客觀上實際實施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受賄罪侵害的法益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和不可收買性，而濫用職權罪侵害的法益是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以及公眾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職務活動客觀公正性的信賴。為此，受賄與濫用職權的行為符合兩個獨立的犯罪構成特征，濫用職權與受賄之間不存在牽連關系。牽連犯僅是法理上的一個概念，刑法中并沒有明確加以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應針對具體的個案進行分析，并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刑罰基本原則，對被告人準確定罪量刑，做到不枉不縱。根據新客觀要件說，謀取利益是受賄罪的客觀要件，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階段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根據“動機說”觀點，徇私濫用職權中的徇私是指犯罪動機，行為人主觀上的徇私動機和客觀上的受賄行為之間并不存在重合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