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惡搞的法理學分析(一)

網絡惡搞的法理學分析

[摘 要] 本文試從法理學的角度對網絡惡搞進行簡單分析，理性地看待惡搞，研究網絡惡搞行為合理的法律邊界和道德底線。

[關鍵詞] 網絡惡搞，互聯網文化，道德，法律

[引 言] 2006年初，網民胡戈的惡搞短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正式掀起了我國網絡惡搞的高潮。網絡惡搞由原始的單個文化行為逐漸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網絡亞文化。伴隨著網絡文化傳播越來越呈現出娛樂化、商品化傾向，網絡惡搞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網絡惡搞難于管理；異化導致現實矛盾增加；對主流文化形成沖擊。法理學研究者如季衛東先生曾提出問題：“在電子網絡化的中國,人際互動以及秩序將呈現什么特征,法治范式究竟應該怎樣創新？”而原中央外宣辦網絡局副局長彭波曾言，有兩條線不能突破：“一是社會成員共同遵守的道德底線不能突破；二是法律的紅線不能突破。惡搞視頻傳播之后，將法律范圍內的事情交給法律去裁決，道德范圍內的事情交給道德去解決。如果現行法律在裁決網上惡搞視頻資料方面存在盲區，那么緊要的事情是去完善相應的法律；如果社會道德在規范惡搞視頻資料方面存在模糊混淆之處，那么就應該澄清相應的道德準則。”因此，界定網絡惡搞的合理界線，使惡搞不再突破道德底線，同時要通過改善相關法律。避免讓真正作為幽默和批判的網絡惡搞越來越“惡”。

一、網絡惡搞概述　　網絡惡搞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始于2006年初胡戈《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此后，網絡惡搞迅速蔓延，惡搞電影、惡搞視頻、惡搞圖片、惡搞文字等在互聯網上大肆泛濫，“惡搞”一詞成為了2006年的中國網絡流行關鍵詞。隨著互聯網技術發展，這種現象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經典文學、文化甚至是紅色經典都成為了惡搞對象。

從詞源學考察,“惡搞”一詞源自日語“くそ（Kuso）”，本來指“可惡”、或“糞、屎”等不雅的意思，是專門用來發泄不爽快情緒的口頭語。這一口頭語流傳到臺灣卻顛覆了原意，年輕人引申為“搞笑、無厘頭”[崔立潔：《臺灣刮起kuso文化旋風 90%網民對其抱持正面態度》，聯合早報,2006-01-09]，其詞義也變成了一種以爆笑、搞怪、惡作劇為主要特征的行為。之后通過網絡傳到內地，多被意譯為“惡搞”。《光明日報》下屬的光明網舉辦的一次專家活動中對此給出了如下的定義：“惡搞”是當前網絡上流行的，以文字、圖片和動畫為手段表達個人思想的一種方式，完全以顛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無厘頭表達、解構所謂“正常”，說白了，就是不好好說話，是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思潮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 http://www.gmw.cn/content/2006-08/09/content_462377.htm，《莫讓“惡搞”成時尚》，光明網]作為一種典型的網絡亞文化，這一定義是片面的，僅僅揭示了惡搞行為中的部分特征和內涵，具有明顯的價值傾向。作為一種創作或制作形式，“惡搞”表現為通過戲仿、解構和夸張的方式，對經典、權威等人或事物進行解構、重組、顛覆，以達到搞笑、滑稽等目的的文化現象。惡搞的“惡”，不能簡單理解為“可惡”、“惡意”。“惡”的意思接近于“很夸張，超出常規”。用胡戈的話就是：“惡搞是一種新型的開玩笑的方式。惡，并不是壞的意思，也不是惡意，而是表示程度很夸張，搞得比較過分。”[李徑宇：《胡戈：我的內心充滿搞笑的念頭》，中國新聞周刊, 2006第八期]從這個意義上說，惡搞類似于“大話”。而中國內地卻從來不乏“惡搞”文化，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戲仿了《尚書》、《道德經》、《莊子》等經典，某種程度上也屬于惡搞，被稱為“痞子小說”的王朔作品、周星馳主演的《大話西游》，馮小剛的賀歲片都在極盡搞笑之能事的同時有著強烈的反諷、顛覆意味。“惡搞”早于互聯網誕生。只是網絡這個擴音器和放大鏡把“惡搞”之風帶起，迅速廣泛地傳播，以至于形成一種流行時尚的傳播現象。

二、惡搞的社會影響　　　　在討論網絡惡搞作品的社會影響問題上，爭議一直存在，肯定者認為，從網絡惡搞的表象來看，它主要是運用戲仿和拼湊的手法來調侃嘲諷一些經典作品、主流文化、嚴肅事物。 而且惡搞的方式很多，借助網絡和影視的傳播，惡搞以一種另類搞笑的顛覆舊有事物的創作方式被人運用。清華大學影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鴻教授持較為樂觀的態度，他認為惡搞風格的電影早已有之，像早些年根據王朔作品改編的電影《頑主》就是一例。尹鴻說，惡搞喜劇電影的發展使得中國電影不再那么沉重，強化了娛樂功能，娛樂的界限和范圍都大幅度擴大了。電影評論家、劇作家趙葆華老師認為惡搞喜劇電影給老一輩的創作人帶來了新的啟示：“像我這茬人在創作上受端莊寫作的影響太深，忽略了輕松表達。在中國電影的大文化背景下，惡搞電影無疑給我們研究創作樹立了一個新的啟示，